對古代經傳典籍的詞義做考察並給予解釋的學問。如《詩·周南·關雎》之《疏》云：“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訓詁與考據雖相關聯，但作為一門學問，訓詁之學形成甚早，漢代已有訓詁之學，先秦古籍有賴漢人所做訓詁得以流傳。何休所作《春秋公羊傳解詁》是現存今文經學中的訓詁之學的最早之作，在此之前經學家的注經之作，其實也是訓詁之學的表現。至於考據之學則是文字以及音韻和金石學興起走向成熟之後將其方法用之於歷史和經學、子學的研究，才產生了嚴格意義的考據學。總的看，考據之學肇端於明中葉，而大盛於淸代乾嘉時期，至今仍是歷史研究中的一種重要方法。因為訓詁之義往往有臆斷之秕雜，而考據學則必須言之有據，據必可靠，推理要求嚴密，而且不能僅憑孤證作斷，是帶有近代實證色彩的學問。考據之學和訓詁之學結合之後，訓詁之學進人類似近代科學的新階段。下面分階段介紹訓詁考據之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訓詁考據之學
- 定義：對古代經傳典籍的詞義做考察並給予解釋的學問
由漢至唐,宋明時期,清代,
由漢至唐
漢代的訓詁之學和經師們的傳經解經活動相聯。《說文》：“訓，說教也。”“詁，訓故言也。”訓詁之義即教人通曉古語。如《詩·周南·關雎》之《疏》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這是古語今譯的疏通解釋工作。漢初形成的《爾雅》一書就是古辭今解的著作。開始的《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將古代典籍中的用辭分類歸併，以漢代當時所通用的語詞加以解釋，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辭書，也奠定了漢代訓詁之學的基礎。《爾雅》的《釋親》、《釋宮》、《釋器》以下各篇是關於各種名物的解釋。《爾雅》中關於名物訓詁的思想資料對後世理解先秦的觀念文化和物質文化都有重要意義。漢代訓詁之學的另一巨大成就是許慎的《說文解字》它集形、聲、義為一，收錄從上古到東漢的籀文（大篆）、古文（戰國文字）、小篆等各種文體的文字九千餘，逐一解釋，集西周以來的文字之大成，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字書。《爾雅》釋辭，而《說文》解字，兩者既是文字學I作，也是訓詁學的基礎。後世儒家解經，往往多以兩書為據。《爾雅》到唐宋以後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漢代經學的今古文學兩派鬥爭中，《爾雅》和《說文》的出現，為古文經學占據主流取得優勢準備了堅實的基礎。因為從“字”的形、聲、義到“辭”和“名物”的來源釐清之後，今文經學為迎合政治需要，依據隸書而穿鑿附會的風氣受到了嚴厲的駁斥，後世的訓詁之學實際上是沿著漢代古文經學所開闢的道路發展。東漢末年集古文經學之大成又兼采今文的訓詁學家鄭玄遍注古文經，成為“天下所宗”。鄭注儒經成為後世訓詁學最重要的源頭之一。
整個儒家經學發展的歷史與訓詁學聯在一起。魏晉玄學盛行。玄學家王弼、郭象注《老子》與《莊子》，而玄學家何晏也注《論語》，援道入儒，在訓詁上也傾向於“清通簡要”，注重義理闡發。南朝經學受播於江左的玄風影響，而北朝學風仍保持漢學重章句訓詁的風氣。如南朝梁皇侃作《論語義疏》就略於名物制度而引入玄理以解經。隋唐統一之後，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統一了南北經學，在選錄前人之《注》的同時，又為其作《疏》，訓詁之學進人重義理的階段，宋學沿之繼進，整個儒學的發展迎來了宋明新儒學時期。
宋明時期
宋明新儒學通稱宋明理學，崇“理”尚“理”，在訓詁上以“理”為準，不僅不像漢儒那樣恪守師法，而且不信註疏，甚至刪改增補經文，但卻創新開拓經文蘊含新意，形成疑古的理性精神。如歐陽修曾作《易童子問》，認為《易》之十翼非孔子所作。朱熹對古文《尚書》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清代新漢學（乾嘉考據學）雖非議宋學但卻繼承了宋學的疑古精神，汲取利用了歷代的文化積累。新漢學的科學性和學術水平遠遠髙於漢學。明初實行科舉以八股經義取士，而經義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儒生熟讀朱注《四書》能敷衍經義，即可入仕，故明文人的學問偏枯空疏，明代中期之前在訓詁之學方面無顯著成績可道。不過，從杜佑撰編《通典》，鄭樵編《通志》，馬端臨編《文獻通考》以後，所積累的史料為考據學的興起準備了條件。宋以後興起的金石學，如呂大臨的《考古圖》（成書於1092年）以及其後的《宣和博古圖》等，對古器物的著錄和研究為以後的考據與考古開了先聲。明中葉後出現由疑古而考證的著作，如梅鷲的《尚書考異》，提出許多確鑿證據，證明《古文尚書》之偽，解決宋人雖疑而缺證的問題。陳第作《毛詩古音考》，指出宋人對《詩》不協韻的疑惑在於宋人不知古音，為清儒從音韻學入手研究經學和古代文學開了先例。明代焦竑的校勘之學也對清儒的訓詁考據之學產生重要影響。真正全面為乾嘉樸學（訓詁考據之學）開啟風氣的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綜合運用文學、音韻、訓詁、歷史、地理、金石等各種知識，辨析考證，糾前人之謬，發前人之未發，在治學方法上形成了較完備的考據學風。乾嘉學派中的吳、皖兩派均深受其影響。
清代
清代的乾隆嘉慶時期，訓詁考據之學進入其鼎盛期，在儒林士大夫中蔚為風氣，名家輩出，成果顯著，以致訓詁考據之學和“乾嘉樸學”成了同義詞。它的興起有諸多因素，主要是宋明理學發展到明代末季，其空疏浮誇的流弊已十分明顯並為儒林有識之士所覺察。早在明孝宗（1488～1505）時文學領域內就有以“前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思潮，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而以八股經義取士的科舉制度和集權專制的封建政治腐敗現象結合在一起導致官方儒學的虛偽性日益暴露。明亡之後，遺老士大夫更痛感空談誤國，於是興起了對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的反思與批判。如顧炎武曾言：“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文集·與施愚山書》）這種思潮在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下，帶有民族主義的憂患意識和呼喚近代啟蒙覺醒的色彩。而清代統治實行高壓政策，利用士林中企圖以樸實學風糾補理學空疏之弊的心理狀態，將其強行扭曲轉向經學的訓詁考據。而《古今圖書集成》、《性理精義》、《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訓詁考據學的興起意味著新漢學學風對宋學的勝利，也意味著啟蒙思想趨向萌芽的夭折，以“稽古古文”取代“經世致用”使大批知識分子埋首古籍故紙而不問政治。乾嘉樸學學風樸實，治學強調國小功夫，從文字、音韻、校勘、目錄、辨偽等方面人手博讀古籍，以“無徵不信”的求實態度綜合多種知識參照比較，考辨其真偽，因而在經學、史學、子學等方面都做出大量可觀成績，一掃空論心性天命的宋學之風，但卻繼承其疑古之風。如崔述在其《考信錄提要》中曾言“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在經學上，清初萬斯大作《周禮辨非》、《儀禮商》，指出《禮》學中可疑處甚多；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使古文《尚書》之偽成為定論；胡渭作《易圖明辨》、《洪範正論》，指出宋代《易》學源於道家，陰陽五行之說與方術有關。有清一代經學著作極多，清道光年間由阮元主編的《皇清經解》收錄74家、180餘部著作都是對儒經的訓詁考據之作。在史學上，乾隆時設“三通館”，完成“續三通”，又撰述“清三通”，把唐、宋、元時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所開闢的史學著作體例延續下去，並編了大量的“聖訓”、“會典”、“一統志”等。私家著述多為正史、別史的改修、分撰、補闕、補註、輯佚等。清中葉後，不少學者目光投向先秦諸子著作，分別整理校訂和註解，也成績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