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儒學

秦統一中國後至東漢王朝衰亡時期的儒家學說。此時期的儒學標誌著從先秦子學進入了經學時代，是儒學史上的一大轉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秦漢儒學
• 定義：秦統一中國後至東漢王朝衰亡時期的儒家學說

歷史背景

秦漢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大帝國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採納法家路線，統一了中國，建立起秦王朝。由於他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策，排斥私學，焚書坑儒，秦時儒學遭到了沉重打擊。秦王朝又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不久，便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所推翻。在陳勝起義時，魯國的許多儒者，因怨恨秦始皇焚書事，執禮器往歸陳王。孔子八世孫孔鮒曾為陳王博士，死於陳下。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憑藉農民起義的形勢，又建立起漢王朝。漢初的統治者汲取了秦王朝因推行法家路線而滅亡的教訓，一方面提倡黃老之學，講清淨無為，與民生息；另一方面又扶植儒學，令叔孫通為漢制禮儀。漢武帝即位，招納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用公孫弘議，設五經（見六經）博士，大力表彰儒學，並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從此興盛起來，終於從過去民間的私學轉變為官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儒學在漢代的興起，是同統一的封建大帝國的形成和發展相適應的。

儒學與經學

從漢代開始，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藝，被稱為“經”，意即永恆的普遍的真理。從而湧現出一大批經師整理、注釋這些經過秦火焚毀後餘留下的典籍。漢武帝時，又立五經博士，凡通曉一經一藝者，即可在朝廷為官。先秦儒家解釋六藝的學風，到漢代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即經學。經學的形成是秦漢儒學的一大特徵。《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略》，記載了漢代經學著述的概況。其中除有關六經的著述外，還將有關《論語》、《孝經》和《國小》的著述，納入經學的範圍。照《六藝略》所著錄，西漢時期關於六經的著作有47家，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學系統。其對經典的注釋，大都尋章摘句，字字詮釋，而且愈來愈繁雜，如班固所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漢書·藝文志》）從而形成了經學中的章句註疏之學和訓詁考據之學。

漢代興起的經學，就其所傳授的本子說，又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今文經學指依當時經師口授並以漢代隸書體寫成的本子而傳授經書的學派，古文經學指依先秦文字如篆文寫成的本子而傳授經書的學派。兩派所傳授的經書內容、篇數以及文字，並不盡同。其學風也不一樣。今文經學派解經，重章句，闡述其中的微言大義，並聯繫當時的政治，隨時抑揚；古文經學派則重訓詁，尊重經書中的歷史事實，不贊成附會今人今事，尊古之風較濃。因而在漢代又形成了古今文之爭。今文經學家，受到朝廷的重視，列為學官，而古文經學除平帝時外，始終沒有取得官學的地位，流為民間的私學。今文經學成了漢代官方的學術代表。在漢代出現了一大批經學家，如毛公、伏生、孟喜、京房、何休、馬融、鄭玄等，對儒家經典的整理和注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漢代的經學流派，除今古文外，還有齊魯之別。孔子死後，其弟子分散於各諸侯國，孔學從魯國又傳到齊國。齊魯兩地，在戰國時代已成為傳授儒學的中心。漢初的經師大多來源於齊魯兩地，其對六藝的解釋，並不盡同，於是又形成了齊學魯學。

漢代的經學，就其對六藝和《論語》的解釋看，也有自己的特點。無論那一派都視六藝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認為孔子倡導的修己治人之學皆本於六藝。如班固所說：“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書·儒林傳》）因為視六藝為經，不允許對經文有異議，否則便被視為離經叛道，遭到譴責。但可以對經文做不同的理解。因此，漢代經師們，各依其傳授的師法家法，通過對經文的解釋，提出了自己的哲學觀、政治觀、社會倫理觀、史學觀以及文藝和美學觀，如《易》學中的太極說、卦氣說，《詩》學中的六義說（見詩有六義），《書》學中的五行說，《春秋》學中的三世說（見張三世）等，構成了漢代儒學思想史的內容之一。其中爭議最大的是關於孔子的評價問題。今文經學派的大師董仲舒，依《公羊春秋》義，宣稱孔子奉天命作《春秋》，為漢王立法，從而視孔子為“黑帝之子”，將孔子神化。此種解經的學風，到西漢末年，形成了讖緯之學，以種種神話和囈語解釋六藝。緯書的出現，表明今文經學走上了神秘化的道路。而古文經學派如西漢的劉歆和東漢的王充都以孔子為人、為學者、為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反對神化孔子。對孔子和《論語》的解釋，經學內部存在著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分歧。

儒家思想

在秦漢時期，還有一批儒家學者和思想家，並不埋頭於章句之學，而是闡發先秦儒家的傳統，著書立說，構建其思想體系，其學說成為此一時期儒學的另一重要內容。《漢書·藝文志》中《諸子略·儒家》所著錄的著述，代表了這一時期作為子學的儒學思想。從儒學思想史看，這部分儒學思想也有其歷史特點，總的傾向是，吸收了陰陽五行家、法家或黃老道家的觀點，來闡發孔孟和荀子的思想，而不是墨守先秦儒學的窠臼。其所討論的問題，涉及到哲學、社會政治學說、倫理學、歷史學等領域，其代表人物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劉歆、揚雄、桓譚、張衡、王充、班固、王符等。其思想和學說在漢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有以下幾方面。

德法觀

漢代的儒家學者大都捲入了關於德治和法治問題的辯論，此是基於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教訓而展開的。儒家學者皆認為秦王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是由於不施仁政，而推行法治造成的。如賈誼所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新書·過秦論》）董仲舒由此得出結論說：“王者從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關於德教和法治的關係，賈誼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漢書·賈誼傳》），主張德教為本，法治為輔。董仲舒宣稱陽德陰刑，亦是此意義。漢武帝時，法家桑弘羊同儒家文學賢良之士，圍繞鹽鐵官營問題，展開一次大辯論。儒家主張“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鹽鐵論·本議》）；“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鹽鐵論·刑德》）；認為法治只是對德教起輔助作用。在儒家看來，法家商、韓的理論，教民趨利避害，“人與人為怨，家與家為仇”（《鹽鐵論·非鞅》），破壞了人際關係的和諧。故王充指出：“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論衡·非韓》），批評了韓非的暴力論。

天人觀

漢代的儒家大都參加了天人問題的辯論。此問題是由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哲學引起的。他依《公羊春秋》義，宣稱“大一統”乃漢王朝的歷史使命；從而炮製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為其學說的最高宗旨。他恢復了意志的天和主宰的天，以天為最高範疇，以仁愛為天的意志，認為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都是按“天志”而變化，宣揚一種倫理的目的論的宇宙觀。他還吸收了陰陽五行家的學說，作為其宇宙論的間架，並將陰陽和五行概念倫理化，提出陽尊陰卑、陽德陰刑、陰者陽之合以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等命題，認為天時節氣變化的法則以及人道之三綱皆出於天意，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從而為漢帝國和封建等級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論根據。董氏的天人之學，將先秦時期的天人之辨引向了天人一類說和天人感應論，成為漢代官方哲學的代表。相反，古文經學派中的哲學家，如揚雄、桓譚和王充等，一方面堅持了先秦儒學中無神論的傳統；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義天道觀，尖銳地批評了今文經學中的目的論。如王充，依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提出天人異體說，反對了天人同類說和天人感應論，斷言自然現象的變化，無人的意志和意識，對人類無賞罰的意念，打擊了董仲舒的譴告說。他還依孔學的“死生有命”說，將人的生死貧富等遭遇歸之於所稟受的元氣成份之不同，斷言同人的道德才智無必然聯繫，又以自然命定論的形式，反對了天命福善禍淫說。從而在天人問題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心性觀

儒家各派還討論了人心和人性的問題。關於人性，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說，即聖人之性本善，不待教化；下等人之性，不堪教化；中民之性，有為善之質，經王者之教化，方謂之性善。他融合了孟荀兩派的人性論，為漢王朝推行德教和法治提供理論依據。劉向提出“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荀悅：《申鑒·雜言下》引）；至揚雄則提出性善惡混說；王充又主性有善有惡說，皆具有折衷孟荀兩家人性論的傾向。這是同他們推崇德治而又不廢法治的觀點相適應的。關於人心，今文經學派則以聖人的智慧為天之所賜，如《白虎通義》所說：“聖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聖人》），宣揚神而先知先驗論。而古文經學派中的哲學家則反對此種先驗論。如王充依孔子的“思而不學則罔”的命題，提出實知說，主張“聖人須以耳目定情實”（《論衡·實知》），又宣傳了唯物主義經驗論。

損益說

關於社會制度的變化，孔子提出損益說。今文經學派依此，提出更化說，如董仲舒宣稱，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必須改正朝號、曆法以及衣服的顏色，但大綱人倫之道以及政治教化，則不能改變，所謂“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漢書·董仲舒傳》）。司馬遷依今文經學的一質一文說，認為一個時代的制度和風尚，久則生敝，物盛則衰，時極則轉，“承敝易變”乃歷史之必然，從而以“通古今之變”（《漢書·司馬遷傳》）為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古文經學派的揚雄提出因革相成說，認為“可則因，否則革”（《法言·問道》），繼承和改革不可偏廢。王充則提出齊世說，認為一個時代的風尚雖然有盛有衰，但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總是後世勝於前世，現代優於古代，從而駁斥了“尊古卑今”的復古主義。漢代儒家關於人類社會前途的辯論，探討了歷史發展的過程及其法則，為後來儒學歷史觀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歷史地位和影響

秦漢儒學，就經學史說，確立了五經在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儒學成了經學附屬品，並且開創了以註疏經典闡發自己觀點和學說的傳統，其影響深遠。由於經學同仕途相融合，使儒學官僚化，對古典的研究轉向煩瑣的經院主義和盲目崇拜的信仰主義。經學作為儒學的一種形態，對人們的思想又起了禁錮作用。就思想史說，漢代的儒學存在著神秘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分歧。以今文經學為代表的神秘主義，在理性主義思潮的抵制下，未能使儒學變成宗教，終於走向衰亡。儒學中的理性主義成為魏晉南北朝儒學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