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宋代儒學
- 定義：宋代儒學承繼並完成了自中唐韓愈開始的儒學復興運動，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
背景,概況,新學,濂學,關學,洛學,閩學,心學,永康學派,永嘉學派,婺學,特點,歷史地位,
背景
宋王朝是由宋太祖趙匡胤通過兵變奪取政權而建立的。鑒於唐安史之亂和後來藩鎮割據的歷史教訓，以及自身奪權的經驗，宋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防範王權旁落、加強中央集權制的措施。中央集權制的強化是宋王朝政治的主要特點。
由於宋王朝是通過兵變、在不觸動豪強利益的情況下完成政權轉移的，因而宋王朝繼承了五代時期土地已高度集中的現實。以前各王朝開國之初都曾實行的均田制，宋則無法實施。土地進一步私有化，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土地兼併加劇。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不能像前代那樣從國家手中分得一份土地，從而導致了“租佃制”的產生。“均田制”的廢棄和“租佃制”的產生是宋代經濟的主要特點。
中央集權制的加強，結束了唐中葉以來的政治混亂局面，為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租佃制的確立，對農民生產積極性有一定刺激作用，同時“府兵制”為“募兵制”代替，使農民得以專心務農。因而宋代農業生產有較大發展。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租佃制的確立使地主獲得了遠遠超出其本身消費的農產品，從而使宋代商品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宋朝農業、手工業、商業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宋代文化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宋王朝也為加強中央集權制度付出沉重的代價：①為加強中央集權制，宋多以文人代替飛揚跋扈的武人為將帥，將帥多不知兵；為了防止將帥與士兵結合，宋實行更戍法，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為防止將帥擅權，朝廷派宦官做監軍，對將帥加以鉗制。這些措施極大地削弱了宋的軍事力量，使宋王朝成為中國歷代王朝中最為孱弱的一個王朝；北宋始終在北方的遼、西北的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下生存，每年要向它們輸納大量的金銀和絹匹，才能維持邊境的安寧。南宋王朝更要向金俯首稱臣，才得苟延殘喘。②為防止大臣擅權和地方大員權柄太重，宋採取分化事權的措施，大量增設機構、官職，造成機構重疊，官僚隊伍龐大而效率不高。養活這龐大的官僚隊伍，成為宋王朝一個沉重的負擔。③作為對開國功臣兵權被剝奪、官僚權力被限制的一種補償，宋允許他們無限制地兼併土地，並且享有免稅權。這樣賦稅負擔全部落在中小地主和自耕農頭上。他們不堪重負，或破產，或依附於形勢戶（地方上有勢力的豪富之家），從而使向國家納稅的戶數急驟減少，國家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所以兩宋又是中國歷史上“積貧”、“積弱”的一個朝代。
宋代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王權加強而國力削弱，農業、手工業、商業空前發展而國家積貧，使思想領域呈現出非常活躍的局面。宋代儒學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現的。
概況
宋初儒學承襲漢唐註疏之學餘緒，儒者“守訓詁而不鑿”（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這一時期儒學沒有什麼建樹，在儒學史上地位不高。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士大夫階層中出現了一股要求改變國家“積貧”、“積弱”局面的改革思潮，並釀成了一次歷時很短的改革運動——慶曆新政。與這股政治改革思潮相呼應，儒學也突破了“守訓詁而不鑿”的局面，出現了一股“疑古”風氣。一些學者不但不再把孔安國、鄭玄等人的註疏視做不可動搖的權威，而且對前人不敢稍加非議的儒家經典也重加審視。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復反對注《易》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反對注《春秋》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諸人之說。歐陽修更進一步懷疑《易》之《繫辭》、《文言》非聖人之言。在這股疑古思潮中，劉敞的作用較大，他的《七經小傳》－書，對漢魏舊說皆持懷疑批判態度，認為《詩》序尤為可疑。在這疑古之風的衝擊下，漢唐章句註疏之學和訓詁考據之學日趨衰落。
慶曆年間的疑古思潮是對章句註疏之學和訓詁考據之學的否定，為思想家把握和發展儒學根本精神的義理之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在疑古思潮的基礎上，一些儒學學者把精力轉向了對儒學經典義理的發明，於是義理之學緊接著疑古思潮而興起。義理之學是圍繞著道、德、性、命問題展開的，所以又稱“道德性命之學”。宋代的義理之學發端於王安石的“荊公新學”，“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趙秉文：《滏水文集·性道教說》）。
義理之學是宋代儒學的主流。宋代儒學的重要派別，如新學、濂學、關學、洛學、蜀學、閩學、婺學、陸氏心學、永嘉和永康功利之學等，都是義理之學。人們所說的宋代儒學也主要指義理之學而言。
宋代義理之學大致可分為非理學學派和理學學派兩大部分。新學、蜀學、永嘉和永康功利之學屬於前者，濂學、關學、洛學、閩學、婺學、陸氏心學則屬於後者。理學又可進一步分為狹義的理學和心學兩大學派。
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宋代儒學流派眾多，呈百家爭鳴的局面。
新學是宋代儒學中最早出現的義理學派，其代表人物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思想先驅則是李覯。王安石在其早期著作《淮南雜說》、《易解》中已廣泛地討論了道德性命問題，在士大夫階層中產生了很大影響，“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宋元學案》卷九十八）。“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後志二）。新學又是一個銳意改革的學派，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即已提出全面實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方案。王安石執政後，設經義局，以改革精神，重新訓釋《周禮》、《書》、《詩》，他親自撰寫了《周官新義》。新學即以《三經新義》而得名。新學是北宋中後期的官學，熙寧變法即是在新學指導下進行的。
為周敦頤所建立，以其居濂溪而得名。時間大致與王安石建立新學同時。周敦頤受道家和道教思想影響，其《太極圖》就來自五代道士的《先天圖》。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所闡述的宇宙生成理論，是儒家最系統的宇宙生成理論。其中太極生陰陽思想，對後來理學的理氣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張載所創立，以其講學關中而得名。張載是與王安石同時代的另一位儒家學者。張載在儒學發展中的貢獻是批判了佛老以空無為本體的思想，提出太虛不是絕對的虛無，而是氣的本然狀態。萬物的生滅變化是氣的具體形態，理則是氣化流行的真實性和條理性。在心性問題上，張載首先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及心統性情說。張載的氣論對後來的羅欽順、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影響很大，其人性二重化理論和心統性情說對程朱學派的心性學說則產生重大影響。
洛學的建立稍晚於新學、濂學和關學。其代表人物是程顥、程頤兄弟。因二程為洛陽人，故名。二程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和而隱居河南洛陽附近，設帷講學，著書立說。二程從維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出發，針對荊公新學有化革人心、破壞社會原有政治倫理秩序的危險，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的政治倫理原則抽象為天理，使其具有宇宙本體意義，然後他們又以《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使作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政治倫理原則抽象物的天理成為人性。最後通過“存天理滅人慾”以及格物致知，使心達到與性（即天理），亦即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政治倫理原則合而為一。這樣人們就能夠自覺地按社會政治倫理準則行事，即從容中道。二程提出天理概念，把儒家的本體論、心性論、功夫論貫通一氣，基本上完成了理學體系的建構。以後理學的發展，大體不出二程所搭設的理論間架，因此二程是理學的真正奠基人。
荊公新學是一種補救因中央集權加強和租佃制出現而出現的各種社會弊端的學說，而二程的學說則是一種維護和使人自覺遵守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政治倫理秩序的學說。因此在弊端叢生的北宋，洛學影響遠不及新學。但從根本上說，二程建立的理學更有利於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的長治久安。
閩學
洛學四傳至朱熹時得到發揚光大。朱熹繼承了二程思想，又吸收了周敦頤、張載等人的思想，建構了一個空前龐大的理論體系。由於朱熹講學活動主要在福建，故稱閩學。朱熹的理氣觀繼承了二程的理為萬物之本的思想，同時又繼承了張載的萬物生滅是氣之聚散的思想，提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是形上之道，氣是形下之器；理本氣末；理先氣後。人物之生稟理以為性，稟氣以為形。在心性問題上，他繼承了二程性即理觀點，同時也繼承了張載將人性二重化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思想以及心統性情說，認為性即理，但由於人又稟氣而成形質，因此天理之性不能以本然形態呈露，必須透過氣質而顯現出來。據此朱熹把性之本然稱為天地之性，把被氣質包裹著的性稱為氣質之性。性存在於人的心中，是心的本體。人的主體意識由於受氣質的蔽障，不能全然體現天理，亦即不能完全符合社會政治倫理準則，為此就需要進行道德修養，使心理合一。心理合一的具體途徑是格物致知。通過格物致知，達到心理合一，人的主體意識也就是全然天理，其行為也就莫不合乎社會行為準則。
朱熹的理論創新不多，但善於綜合前人思想成果。他把前輩儒家學者的思想成果以及佛、老的某些思想都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其規模之宏偉，論證之細密，都是前所未有的。
心學
與朱熹差不多同時的陸九淵直承孟子的思想，創建了理學中的心學學派。陸九淵也接受了二程的天理觀念，但與朱熹不同。朱熹認為，心統性情，而性即理，因此人心萬理皆具，但不就是理。陸九淵不像朱熹那樣嚴於心性之辨。他徑直認為心即理。陸九淵所謂的心指心的本然狀態，亦即“本心”，並非指一般人心。就一般人心而言，由於為欲望所病，不能說就是理。因此，陸九淵並不因為提出心即理而否定道德修養的必要。但由於他設定本心即理，其功夫論與朱熹明顯不同。陸九淵認為，道德修養功夫可歸結為一點：“先立乎其大”，即自存本心，發明本心。在他看來，本心與理本來為一，因此根本用不著像朱熹主張的那樣去格物窮理，待窮盡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之後，才達到心理合一。陸九淵的心學簡易、粗疏，難與朱熹思想抗衡。
永康學派
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陳亮，因陳亮為永康人而得名。陳亮生活在宋朝半壁江山淪喪、統治者苟且偷安、不思恢復的時代。他積極主張抗金。這一立場使他對理學家袖手空談心性、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的作風非常不滿。他認為這些人是安於君父之仇不知痛癢的風痹之人。他提倡“務實”，義利雙修王霸並行。“專言事功”是永康學派的特點。
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是洛學的支系，但思想宗旨已與洛學不同，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均為永嘉人，故名。其中葉適成就最高，與同時代的朱熹、陸九淵成鼎足之勢。葉適認為，盈宇宙皆物，而道在物中；仁義必須體現於事功，無事功，亦無仁義可言。由此出發他對理學家們頗為讚賞的董仲舒提出的明道正誼不計功利的思想提出批評。葉適反對空談心性，提倡事功。不但同時代的理學家因空談心性皆遭到他的批評，“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宋元學案·卷首》）。
婺學
亦稱金華學派、呂學，呂祖謙為該學派主要代表。因呂祖謙為婺州金華人，故名。呂在哲學上調合朱陸而偏向陸，同時肯定永嘉學派的經世致用主張。婺學的特點是注重史學，開浙東史學先河。
特點
宋代儒學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具有不同於先秦、漢唐儒學的特點：①學派眾多。和漢唐間儒門冷落情況不同，兩宋時期儒學復興、儒門昌盛，學派林立，名儒輩出。北宋熙寧變法前後，新學、濂學、關學、洛學、蜀學、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涑水之學、以邵雍為代表的象數之學等學派蜂起，頗有先秦百家爭鳴再現之勢。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間，這種形勢再度出現：除朱熹的閩學、陸氏心學和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成三足鼎立外，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亦崛起其間。一個朝代出現如此眾多的學派，出現如此眾多的對儒學發展發生重要影響的大儒為歷代王朝所僅見。②向先秦儒學原旨復歸。漢唐期間儒家廣泛地吸收了本土文化中墨、法、道、陰陽各家以及外來佛教的思想，對儒家以外思想的吸收，豐富了儒家的思想，但不可避免地使儒家思想與其他思想混淆不清，例如董仲舒喜談妖異災變，揚雄肯定老子關於道、法的論述，都與先秦儒家原旨相違。漢唐時期儒門冷落與此不無關係。唐中葉韓愈揭櫫的儒學復興運動即以提出儒家道統、劃清儒家與佛老根本界限為主要內容。宋儒繼承並完成了自韓愈開始的儒學復興運動。他們認為，天道、天理即是天地生生之仁，性則是天道、天理降而在人者，而成德作聖的功夫也就是心與天理、天道合而為一。這與先秦孔、孟、《易》、《庸》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就精神實質而言，宋代儒學比漢唐儒學更為精純。③內容豐富、體系嚴密。宋代儒學雖與孔、孟、《易》、《庸》根本精神一致，但它融會了漢唐千餘年間社會的發展、科學文化的進步、人類思維水平的提高等成果，同時在這千餘年間、儒學又以官方思想的身份剽掠、吸收中國本土文化中其他學派和外來佛教的思想，並把它們納入了先秦儒家已基本搭好的理論構架之中，因此就其內容之豐富、體系之完整、論證之細密而言，宋代儒學又遠遠超出了先秦儒學。
歷史地位
宋代儒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儒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在朱熹的體系中，儒學發展基本上得到完成。
宋代儒學不違孔、孟、《易》、《庸》的原旨，而內容豐富，體系完整，論證細密，其理論水平足以與佛、老相抗衡，使漢唐間因大談妖異災祥、守訓詁不鑿從而遭到士大夫鄙薄的儒學得到復興。宋代儒學的興起轉移了士大夫階層對佛、老思想的興趣，使他們之中不少人由篤信佛老回到儒家立場，因此，自宋代起，佛、老在士大夫階層中的影響一落千丈。
宋代儒學中的理學把現實社會的政治倫理原則異化為天理，又以天理降而在人為人性，以心與內在於人的天理合而為一為道德修養的功夫，其目的是要人們自覺地按社會政治倫理準則行事。這一思想體系對維護現存社會制度極為有利，因此被定為官方哲學。它有利於中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後期的穩定，但也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