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創設背景,運營過程,建校,教學,問題,關閉,招生狀況,歷史意義,
創設背景
1882年,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883年,朝鮮派遣以閔泳翊為首的報聘使團前往美國訪問。閔泳翊等人訪問美國期間,考察美國各種社會制度,嘆服於美國的發達,而深感朝鮮的落後。其中教育制度就是他們著眼的重點之一,他們希望把美國教育導入朝鮮,而美國國務院亦曾承諾給予援助。其中洪英植、徐光范、邊燧等開化黨人對建立學校非常關心,如洪英植指出:“而最是教育一事,若由其法養人材、應百為,恐無甚難,切須效法者矣。”美國駐朝公使館武官福久(George C. Foulk)也樂於斡旋,因此使團歸國3個月後的1884年9月,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決定聘請美國教師,設立新式學校。1884年9月10日,美國公使福特(L. H. Foote)請示美國政府,向朝鮮派遣教師。然而新式學校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際,隨著開化黨人在1884年12月發動“甲申政變”旋即失敗,新式學校的籌備工作隨之中止。儘管如此,朝鮮政府並沒有放棄創設新式學校的既定方針,1885年4月美國政府通告確定3名教師人選,朝美雙方重開關於新式學校的交涉。1886年7月4日,以訖法(H. B. Hulbert)為首的三名美籍教師抵達朝鮮,醞釀已經的新式學校終於可以開學了,這所新式學校就是育英公院。
運營過程
建校
當時,美國接到朝鮮關於招聘教師的要求後,便開始付諸行動。他們認為信仰堅定的神學院學生適合擔任派遣到外國的教師,因此他們在紐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選拔了訖法以及伯恩(H. E.Bourne)、吉模(George W. Gilmore)三名年輕人前往朝鮮。他們本來打算於1884年底出發,但由於朝鮮爆發了甲申政變而中止。直到1885年4月,才由美國國務卿貝亞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致函美國駐朝代理公使福久,稱應朝鮮國王請求而選拔的三名教育均為能力非凡的人物,能夠出色地完成各種任務,希望了解更詳細的招聘內容。經過福久同朝鮮政府的一番交涉,終於在1886年1月由朝鮮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外衙門)制定了僱傭契約,規定3名教師路費和工資均由朝鮮政府承擔,每人每月160元,期限為2年。1886年5月,3名教師(伯恩中途退出,代之以房巨(Delzel A. Bunker))啟程橫渡太平洋,前往朝鮮任教。1886年7月4日,3名教師抵達朝鮮。美國老師們對朝鮮感到非常陌生而新奇,並很快適應了朝鮮的氣候與生活,他們到達漢城時住宅已經準備好,校舍正在施工,一切充滿希望。
朝鮮方面也在美國教師抵達後開始籌備育英公院的開學事宜。1886年7月18日(陰曆六月十七日),高宗國王正式下旨設育英公院。8月10日,高宗吩咐從“內外衙門堂郎子、婿、弟、侄、族戚”中選拔和推薦學生入學。8月底制定了《育英公院設學節目》,作為學校的章程。9月7日,高宗下教旨稱:“育英公院左院則另揀年少文武,右院則精選通敏幼學,隨才肄習,與漢學月、考同一規制。自命下之日,準十日備充學員,而或有子侄之在鄉者,趁期速致,後該司堂上即為入稟。雖值居憂,原無妨礙於工課,使之一體學習。如或有違,劃延慢之弊,為其父兄,難免重勘之意分付。”根據這道教旨,育英公院分為左院和右院,左院選拔青年文武官吏入學,右院選拔尚未入仕的聰敏兩班子弟入學,並且命令學生在10天內到齊,否則其父兄將受重罰。這道旨意表明了高宗對育英公院的重視和推行新式教育的決心。主管學校的官吏是閔種默、閔應植等為王妃閔妃所寵幸的外戚權臣,亦可表現出朝鮮政府對育英公院的高度重視。而根據所謂的“設學節目”,在三年一度的“大考”中“考取擇尤(優),奏明授職”,將育英公院教學與當官直接掛鈎,則是為了吸引兩班子弟入學。育英公院第一屆招收的左右兩院學生總計35名。《梅泉野錄》記載:“建育英公院……文官則金升圭、申大均以下,儒士則李萬宰、徐相勛以下,分排四色,極選一時名閥……”,強調了育英公院根據黨色和門第來培養學生,可見這是一所徹頭徹尾的“貴族學校”。在一切準備事項完畢之後,育英公院於1886年9月23日正式開學。
教學
育英公院的教學是依據《育英公院設學節目》來進行的。“節目”(章程)內容包括:育英公院的官吏由修文司堂上和主事負責,教學活動由3名美國教師以及若干懂英語的朝鮮教習(助教)擔當。班級分左院和右院。左院為走讀,從青年在職官吏中遴選;右院為寄宿,從15到20歲的年少聰慧的兩班子弟中選拔20名。除了教學時間外,還規定了住宿生和作息時間。除了參酌陰陽曆而確定的假期及寒暑假以外,不得缺席。學校的運營經費由戶曹和宣惠廳各承擔一半(後改由海關稅)。教學課程則包括初學及初學卒業後所學兩部分,初學包括“讀書、習字、學解字法、算學、寫所習算法、地理、學文法”七項,可見主要以外語(英語)學習為主,輔以數學和地理,而完成初學以後,則教授“大算法、各國言語、諸般學法捷徑易覺者、格致萬物(醫學、農理、地理、天文、機器、禽獸、草木)、各國歷史、政治(與各國條約法及富國用兵之術)”。考試分為月末、年末和“大考”,“大考”為三年一度,優秀者授予官職。這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最早的新式學校規則,是朝鮮引進美國教育制度的成果。
然而無論多么好的規則或制度,其結果還需落在實踐上。育英公院以英語教學,採用英文教科書。由於學生記憶力極佳,學習進展很快,他們最感興趣的科目似乎是地理,他們學習了萬國地理後倍感驚異,甚至知道了“大朝鮮”的“大”字名不副實。與此相應,3名美國教師之一的訖法用諺文編纂了關於世界地理和歷史的著作,以《士民必知》之名刊行,在當時的朝鮮社會有很大影響。1887年6月育英公院迎來第一個暑假時,高宗親自下旨,稱育英公院學生已經學習了3000個英語單詞,因擔心放假期間遺忘,要求每隔5日到育英公院舉行考試。由此可見,國王對育英公院的教育是何等的關心。
問題
但是,這些良性現象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就在教學過程中暴露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朝鮮腐朽落後的封建體制同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模式之間的矛盾。由文武官吏組成的左院學生以公事繁忙為由時常缺席,同時由於育英公院的學生都是兩班貴族,上學時總是帶著下人服侍,而下人們在上課時往往聚眾喧譁,令教師極為厭煩。而且在當時朝鮮裙帶關係盛行的官場環境下,高官子弟入仕如探囊取物,所以他們不僅不熱心學習,反倒由於教師採用西式教學方法而產生了諸多衝突和矛盾,教師吉模的一次親身經歷便是典型的例子:
“我們有個學生是一位政丞的兒子,不滿18歲即已被拜為承政院注書。這個年輕人的例子是非常顯著的。他聰明且能力非凡,但是懶散。隨著對英語學習的好奇感逐漸消失,他變得得過且過,幾乎不關心學業,結果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迎來了御前考試。官吏為使高官子弟合格,準備了特別試卷,向各個學生分別指定試題,以期他們能順利過關。但是,他們忽略了一種情況,就是國王命教師負責考試。實際上國王向我們詢問學生學習情況時,我們總是如實報告學生的成績。政丞的兒子知道該情況後,先派幾個學生,後派禮曹的官吏,懇求我們看在他是政丞公子的份上給高分。我們回答說他父親的地位跟討論的問題無關,他的每個錯誤都要扣分。結果這個年輕人成績極差,威信掃地。最初管理學校的官吏的想法是讓他以優秀的英語學生畢業,然後升官。”
就這樣,這些來自特權階層的學生逐漸不信任乃至反感美籍教師,排斥嚴格的西式教育方法。因此無論政府制定多么好的新式學校規則,教師如何熱情執教,終究無法達到理想的成果,精心制訂的《育英公院設學節目》也漸漸名存實亡。學生日益嚴重的曠課問題引起了朝鮮高宗的注意,他在1889年4月下旨:“近聞育英公院學員,無故懸病,不勤課工,至有教師言歸之境,極為駭嘆。從茲以往,左院則間日赴院、右院則課日篤學,期有實效。如是申飭之後,復有舊習,乃父、乃兄難免重勘。若無父兄者,警其薦主,而該堂亦難免不飭之失。以此嚴飭可也。”對育英公院學生進行嚴重警告。同時,高宗又分別在1888年和1889年兩度將育英公院學生傳至宮中舉行御前考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學生的學習有刺激作用。
關閉
儘管如此,育英公院的運營還是逐漸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除了學生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外,還存在管理學校的官吏私吞學校經費的貪腐現象,導致學校財政捉襟見肘。同時,朝鮮的宗主國清朝並不樂見育英公院的開設,其壓力也使育英公院的經營遇到困難。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曾謂:“育英公院經費支拙,不能認真,虛應故事而已。……將來即育英能有成效,恐用之不當,亦非國家之福。”總之,種種問題使育英公院成效不佳,原本躊躇滿志的美國教師因而相當失望。1888年第一期契約到期後,教師之一的吉模在提高月薪的要求被拒絕後辭去職務,育英公院便只剩下訖法和房巨兩名教師。吉模回國後於1892年在費城出版了他在朝鮮的見聞錄,名為《從首都所見的朝鮮》(Korea From Its Capital),留下了不少育英公院的軼聞。1891年第二期3年契約到期,訖法辭職歸國。碩果僅存的教師房巨亦逐漸對教學失去興趣,他在第三期3年契約到期前的1894年2月請求辭職。育英公院遂瀕臨關閉的邊緣。
1894年房巨辭職後,朝鮮高宗立即向美國駐朝代理公使安連(Horace N. Allen,霍勒斯·艾倫)請求尋找美國教師,維持育英公院。安連委託美國傳教部代為尋找,但傳教士們在了解朝鮮政府僱傭的外國人總是無法按時領取薪水的情況後無人應聘。結果在朝鮮江華島教授英語的英國人轄治臣(W. de F. Hutchinson)來到漢城,接管育英公院,將學校名稱改為“英語學校”,將育英公院僅剩的4名學生與他從江華島帶來的學生合併,後來該校演變為大韓帝國時期漢城的5所官立外國語學校之一。至此,創建8年的育英公院畫上了句號。
招生狀況
育英公院一共招收了3屆學生,分別是1886年、1887年和1889年。其中左院學生只在1886年和1887年兩屆招收。入學學生第一屆35名,第二屆20名,第三屆57名,累計112名。其中培養的著名學生包括:
歷史意義
育英公院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最早一批新式學校之一,屬於朝鮮近代史上開化運動的一部分。在其之前有1883年創辦的元山學舍、同文學及與之同年建立的培材學堂和梨花學堂等,使當時朝鮮教育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育英公院是朝鮮政府第一所傾心開設的新式學校,其教育對象為統治階級。它採用美式教育方法,制定了朝鮮第一個新式學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文化、新知識的傳播,為朝鮮的近代化作出貢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時,育英公院作為一個以培養官吏為目的的學校,儘管有國王的高度重視,其績效並不理想,無法培養新式人才,導致僅存8年就被迫關閉,根本原因在於朝鮮腐朽落後的封建體制和社會風氣與新式資產階級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之間的矛盾。而與之同年建立、完全由美國人管理和經營的新式學校——培材學堂和梨花學堂則超越社會身份,接受平民入學,成為朝鮮新思潮和新生活方式的先鋒,並延續至今而演變為培材大學和梨花女子大學。這一鮮明對比更加彰顯了專門培養囿於傳統和特權的兩班高官子弟以及由朝鮮政府負責管理的育英公院的失敗,也表明了這種不改變舊有體制而強制嫁接西式教育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從而使育英公院成為教育史上的一個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