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伯釗

耿伯釗

耿伯釗(1883年-1957年8月27日),曾用名楊寶泰;湖北省安陸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早稻田大學肄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臨時政府軍事秘書長,1913年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6年後,任武漢市政府黨委委員、國民黨政府參軍處參軍武漢行營參議、湖北省銀行常務董事;武漢解放前夕,參與組織湖北和平促進會,1949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與李書城等人組織和平運動,促成武漢和平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湖北省第一屆政協副主席;1957年被劃為“右派”後自殺身亡。

基本介紹

  • 姓名:耿伯釗
  • 外文名:gengbozhao
  • 別名曾用名楊寶泰,覲文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安陸
  • 出生日期:1883年
  • 逝世日期:1957年8月27日
  • 職業:民主革命家、原湖北省政協副主席
  • 畢業院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早稻田大學
  • 主要成就:首批加入中國同盟會
    參加“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
    建國前夕促成武漢和平解放
​​​人物簡介,人物佚事,頂撞蔣介石,結交孫中山,建言立法制,去世經過,

​​​人物簡介

耿伯釗(1883—1957),字覲文,湖北安陸人;生於一書香門第​,1898年中秀才;後考入武昌經心書院;1903年鄉試中副榜,任德安府各屬同鄉會​文書,並參與主持武昌花園山所設秘密​機關,是年應邀參加籌組​華興會
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入士官學校騎兵科;次年加入同盟會,組丈夫團,任主席;1908年任南京講武學堂堂長,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北洋軍事​雜誌》總纂陸軍部軍事編輯等職,1911年任西軍指揮舒興阿​的副官長。
武昌起義後,返京謀劃策應,次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軍事秘書兼陸軍部顧問官。南北議和後任南京留守府參謀長兼第一處處長,後隨孫中山至京與袁世凱商議國事。1913年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兵站總督,參與滬軍討袁。失敗後赴日,1916年歸國,任職於黎元洪總統府。
1926年後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湖北省電信監督​、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參軍處中將​參軍、鄂豫皖“剿總”黨政委員會委員等職。
1948年4月,耿伯釗擔任湖北省國民政府委員,與張難先李書城等辛亥元老於年底發起湖北和平運動;1949年上半年,耿伯釗就和張難先​、李書城​等9人成立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聯名給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寫信,要求保全市區水電、防禦工程,及有關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設備,並保障三鎮市民生命財產和青年學生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武漢市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1957年6月,耿伯釗同新華社記者​進行了兩次談話,談話全文刊登於新華社​內參;但不久即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不甘受辱​,自盡​身亡。
辛亥革命軍事領袖黃興曾贈詩​耿伯釗:長劍倚天​外,匹馬定中原​。

人物佚事

頂撞蔣介石

耿伯釗在辛亥革命後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軍事秘書長,1932年6月,已經是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的耿伯釗,被蔣介石欽點為“剿總”政務委員,並隨之到武漢。
有一次,蔣介石在武漢召集總理紀念周擴大會議,湖北省政府和省黨部要員全部參加,蔣介石在講話中大發雷霆,罵湖北人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
出席會議的文武官員被罵得大氣都不敢出。耿伯釗氣不過,站起來頂撞蔣介石,說“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原意並非罵湖北人,相反是夸湖北人,並引經據典解釋這句話,使得蔣介石十分尷尬。
過了幾天,蔣介石自知謾罵湖北人犯了眾怒,便囑宋美齡出面舉行一個茶話會,招待省政府、省黨部和湖北上層人士,說了一些討好湖北人的話。“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下去,我爺爺因此有了‘湖北佬’的雅譽。”耿弟安說,從此耿伯釗被蔣介石冷處理,不安排他參加任何政務活動。

結交孫中山

1912年,耿伯釗任臨時大總統府的秘書,以後長期追隨孫中山,對中山先生的生活和習慣了如指掌。當記者採訪他時,他以“布衣總統”稱謂孫中山,講了如下故事。記者覺得很新鮮,名如其人,便在報上發表,一傳十,十傳百,便這樣稱謂起來,表示了人們對領袖的尊重​和崇拜​。這個故事起自孫中山一張獨具風格的名片。
話說清末名臣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期間,積極推行新政,孫中山對他極為推崇​。一次,孫中山出洋回國,途經武昌,特到總督衙門求見。孫中山掏出自己那張只印有姓名、籍貫的名片來,在背面寫上:“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字樣,交門官遞上去。張之洞一見好生不悅,心想一介儒生​,竟然與一品大員​稱兄道弟​,真是不知天 高地厚,不僅拒而不見,還在名片背面寫了幾句話退回。
孫中山一看,背面寫著:“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孫中山 明白,這是張之洞嫌他不恭在拿架子,不肯買賬。血氣方剛的孫中山來了個照“禮”回敬,在名片背面寫上:“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做王侯”,再請門官送進去。張之洞​一見,大為吃驚,立即吩咐迎見孫中山,並以大禮​相待。由此可見,孫中山要做“布衣總統”早有初衷。

建言立法制

新中國成立後,耿伯釗當上省政府參事室主任,辦公和住所都在紅樓​。當時耿弟安正在同濟醫學院​上學,有時進去玩,發現門口還有解放軍​戰士持槍站崗,“爺爺的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各界人士的聯繫,反映社情民意,參與審查地方法規草案,編寫文史​資料。”
耿伯釗留給耿弟安最大的印象就是為人十分耿直​,國民黨時期他敢當面頂撞​蔣介石,新中國時期他還是敢於直言​。
耿弟安​對此印象十分深刻,耿伯釗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建國8年,憲法有了,但是憲法不能代替具體法律和法規,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須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樹立守法​觀念。這個意見在當時是十分超前​的。

去世經過

1957年6月初,“反右”鳴放期間,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6小時,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
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檔案,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8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儲安平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毛主席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耿伯釗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對現政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熱誠的建議;但一反右派,也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首當其衝,遭到批鬥,被劃為右派分子。接著,還把參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員如晏道剛等,不管他們有沒言論,都一網打盡,統統劃成右派。
耿伯釗被打成右派頭子後,承受著狂風暴雨的鬥爭,大會小會報紙,批他是“向共產党進攻的急先鋒”、“漏網大地主”、“老奸巨”、“向黨放毒箭”……
他萬分冤屈,向中央統戰部毛澤東周恩來寫了一封又一封信申訴信,都石沉大海,不見回音,他只得向在北京的老友李書城寫了一封信,訴說心中的和苦,說自已從來不曾反對過共產黨,自已的弟弟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殺害,剛剛(1957年5月)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就在他翹首盼望李書城回信的時候,湖北省參事室潘哲夫副主任來到他家,嚴厲地訓斥了他和他夫人劉瑛,耿伯釗最終在悲憤自殺身亡——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受到毀滅性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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