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入
士官學校騎兵科;次年加入
同盟會,組
丈夫團,任主席;1908年任南京講武學堂堂長,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北洋軍事雜誌》
總纂、
陸軍部軍事編輯等職,1911年任西軍指揮
舒興阿的副官長。
武昌起義後,返京謀劃策應,次年任
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軍事秘書兼陸軍部顧問官。
南北議和後任南京留守府參謀長兼第一處處長,後隨
孫中山至京與
袁世凱商議國事。1913年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兵站總督,參與滬軍討袁。失敗後赴日,1916年歸國,任職於
黎元洪總統府。
1948年4月,耿伯釗擔任湖北省國民政府委員,與
張難先、
李書城等辛亥元老於年底發起湖北
和平運動;1949年上半年,耿伯釗就和張難先、李書城等9人成立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聯名給華中“剿匪”總司令
白崇禧寫信,要求保全市區水電、
防禦工程,及有關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設備,並保障三鎮市民生命財產和青年學生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武漢市人民政府
參事室主任;1957年6月,耿伯釗同新華社記者進行了兩次談話,談話全文刊登於
新華社內參;但不久即被打成“
右派”分子,後不甘受辱,
自盡身亡。
人物佚事
頂撞蔣介石
耿伯釗在辛亥革命後曾任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軍事秘書長,1932年6月,已經是
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的耿伯釗,被蔣介石欽點為“剿總”政務委員,並隨之到武漢。
有一次,蔣介石在武漢召集總理紀念周擴大會議,湖北省政府和省黨部要員全部參加,蔣介石在講話中大發雷霆,罵湖北人是“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
出席會議的文武官員被罵得大氣都不敢出。耿伯釗氣不過,站起來頂撞蔣介石,說“天上
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原意並非罵湖北人,相反是夸湖北人,並引經據典解釋這句話,使得蔣介石十分尷尬。
過了幾天,蔣介石自知謾罵湖北人犯了眾怒,便囑
宋美齡出面舉行一個茶話會,招待省政府、省黨部和湖北上層人士,說了一些討好湖北人的話。“這場風波總算平息下去,我爺爺因此有了‘湖北佬’的雅譽。”耿弟安說,從此耿伯釗被蔣介石冷處理,不安排他參加任何政務活動。
結交孫中山
1912年,耿伯釗任臨時大總統府的秘書,以後長期追隨孫中山,對中山先生的生活和習慣了如指掌。當記者採訪他時,他以“
布衣總統”稱謂孫中山,講了如下故事。記者覺得很新鮮,名如其人,便在報上發表,一傳十,十傳百,便這樣稱謂起來,表示了人們對領袖的
尊重和
崇拜。這個故事起自孫中山一張獨具風格的名片。
話說清末名臣張之洞在任
湖廣總督期間,積極推行新政,孫中山對他極為
推崇。一次,孫中山出洋回國,途經武昌,特到總督衙門求見。孫中山掏出自己那張只印有姓名、籍貫的名片來,在背面寫上:“學者
孫文求見之洞兄”字樣,交門官遞上去。張之洞一見好生不悅,心想一介
儒生,竟然與一品大員
稱兄道弟,真是不知天 高地厚,不僅拒而不見,還在名片背面寫了幾句話退回。
孫中山一看,背面寫著:“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孫中山 明白,這是張之洞嫌他不恭在拿架子,不肯買賬。血氣方剛的孫中山來了個照“禮”回敬,在名片背面寫上:“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做王侯”,再請門官送進去。
張之洞一見,大為吃驚,立即吩咐迎見孫中山,並以
大禮相待。由此可見,孫中山要做“
布衣總統”早有初衷。
建言立法制
新中國成立後,耿伯釗當上省政府參事室主任,辦公和住所都在
紅樓。當時耿弟安正在
同濟醫學院上學,有時進去玩,發現門口還有
解放軍戰士持槍站崗,“爺爺的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密切各界人士的聯繫,反映
社情民意,參與審查地方法規草案,編寫
文史資料。”
耿伯釗留給耿弟安最大的印象就是為人十分
耿直,國民黨時期他敢當面
頂撞蔣介石,新中國時期他還是敢於直言。
耿弟安對此印象十分深刻,耿伯釗在對記者談話中特別提出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建國8年,憲法有了,但是憲法不能代替具體法律和法規,現在除了
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法律,
民法、
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須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樹立
守法觀念。這個意見在當時是十分
超前的。
去世經過
1957年6月初,“反右”
鳴放期間,他和當時
新華社記者
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6小時,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上。
耿伯釗在談話中特別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內,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適時提出正確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
發號施令,發號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檔案,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
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
威信。”
耿伯釗還特別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為,開國8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說:“
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
婚姻法,幾乎沒有別的成文的法律。
民法、
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釗還在談話中提出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為,
儲安平向
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為,毛主席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
共產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
盛氣凌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耿伯釗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對現政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熱誠的建議;但一反右派,也和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一樣,
首當其衝,遭到批鬥,被劃為
右派分子。接著,還把參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員如
晏道剛等,不管他們有沒言論,都
一網打盡,統統劃成右派。
耿伯釗被打成右派頭子後,承受著
狂風暴雨的鬥爭,大會小會報紙,批他是“向共產党進攻的急先鋒”、“漏網大地主”、“老奸巨
猾”、“向黨放毒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