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

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越南語：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thứ 2，43年－544年）是越南歷史上一段被中國直接設定郡縣統治的時期。

公元40年，在征氏姐妹的領導下，交州爆發了反漢的民變。43年，漢伏波將軍馬援領兵平叛，剿滅二征。交州重歸漢朝管轄，第二北屬時期開始。在這一時期，今越南地區曾先後被置於東漢、交州士氏政權、東吳、曹魏、晉朝、劉宋、南齊、南梁的統治之下。公元541年，交州爆發了李賁之亂。544年，李賁稱帝，建立萬春國政權，標誌著第二北屬時期的結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
• 外文名稱：Thoi Bac thuoc lan thu 2
• 開始時間：43年（東漢建武十九年）
• 結束時間：544年（南朝梁大同十年）
• 開始標誌：馬援平定二征起義
• 結束標誌：李賁建立萬春國政權

歷史沿革

東漢時期的統治

在東漢光武帝建國稱帝之初，越南北、中部隸屬漢廷統治，當時置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公元40年，交趾麊泠豪族征氏姊妹起事作反。漢廷派馬援率軍南下，於公元43年殲滅征氏姊妹，平地越地的各處叛亂。到日南郡南界時，樹立銅柱，以作漢朝國境的邊界。

馬援在越期間，曾推行過不少新措施，改革州郡的政治制度。如在交趾郡人口眾多的西於縣（當時有三萬二千戶），分設封溪、望海二縣。馬援行軍所過的郡縣，則修治城郭（《越史略》稱：“築為繭城，其圓如繭。”），穿渠灌溉，以便利當地民眾。又整理當地的“越律”與“漢律”，向越人頒布施行。自此，以雒越為主的越人部落一直僅遵馬援的定製。馬援的做法，據中國大陸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的論述，是要使郡縣制度在當地加緊推行，以使從州、郡、縣、鄉、亭各級，都能夠由中央朝廷指派官員，直接掌握軍事及行政。

東漢明帝時，任李善為日南太守。李善的管治“以惠愛為政”，務求“懷來異俗”，穩固漢廷對越地各族的統治。

日南地區的反抗

東漢中期，日南郡的象林地區發生了多次亂事。公元100年，“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起事，寇掠百姓，燒毀官寺，當地郡縣政府旋即發兵討平，並置“象林將兵長史”一職，負責防備其患。漢廷又作出安撫措施，於101年賬貸“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並對於“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不過，漢人在越地的統治仍相當鬆散。東漢順帝時的交趾太守周敞就曾於136年上書朝廷，稱“交土既遠，處九圍之外，北望京師，若瞻雲漢，宜有方伯，為國南藩”，指出漢廷在越地有必要設定權力較大的州牧為行政長官，以加強管理效能。但漢廷經過研究後，“朝議不許”，又任周敞為權力較低、僅有監察權的交州刺史。

其後，象林地區“蠻夷”的叛亂行動日益熾烈。據《後漢書》的記載，137年，象林人區憐率數千人起事，攻擊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漢廷採取招誘手段，派交趾刺史張喬“開示慰誘”，以及九真太守祝良“招以威信”，於是“嶺外復平”，亂事暫時平息。然而，這次象林“蠻夷”的反抗只是林邑國（即占婆）立國的濫殤。中國大陸學者郭振鐸、張笑梅就認為：“如果指出林邑國建國的具體年代，也可說是在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

從此，東漢王朝便多次在日南地區周旋。144年，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趾刺史夏方將之招降。157年，九真郡居風縣人朱達等因不滿縣令貪暴無度，便與當地“蠻夷”起兵，人數達四五千人，擊殺居風縣令及九真太守兒式。後來被九真都尉魏朗擊破，屯據日南，至160年漢廷委任夏方為交趾刺史，日南民眾才看在他“威惠素著”而降。178年，合浦郡的烏滸蠻為亂，迅即蔓延到九真、日南等地，到181年被交趾刺史朱俊擊破。

其後林邑國的情況，據《水經注》稱“自區連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複種裔”。然而，據喬治·馬司培羅（即馬伯樂）的研究指出，到中國的三國時代，該國便繼續有所活動。

士燮時期的統治

在東漢末期中原內地的亂世當中，交州在士燮的管治下處於相對安定的狀態。士燮於187年出任交趾太守，其後，190年，交州刺史朱符被當地“夷賊”所攻殺，交州大亂，士燮便保境安民，由兄弟出任州內要職，其家族遂成為州內的重要勢力。據《三國志·吳志·士燮傳》載，“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207年，曹操所委派的交州刺史張津被部將所殺，曹操便以劉表“窺看南土”為由，授任士燮“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來又增加“安遠將軍”、“龍度亭侯”等封銜，認同士燮在交州的政治地位。與此同時士燮憑著個人威望及品德，招攬中原人士，“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於是當地文教甚為盛行，後來越南史家吳士連就稱讚：“我國（指越南）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士燮）始。”

210年，據有江東一帶的孫權委任步騭為交州刺史，授任士燮為左將軍，然而交州實權仍在士燮兄弟手中。到226年，士燮去世。士燮死後，孫權有感交州地殊遙遠，就將北部的合浦郡、蒼梧郡、桂林郡和南海郡劃為廣州，交州只保留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士燮之子士徽抗命不服，但最終被東吳的廣州刺史呂岱等率兵討平，亦使越南歸入東吳統治。

六朝時期的統治

226年，中國江東的東吳政權剷除士氏家族，奪得交州的控制權，孫權命呂岱為交州刺史。呂岱在當地任職十二年，形象廉潔，曾派使到海外宣揚東吳國威。248年，交趾、九真等地發生騷動，起事者攻沒城邑，孫權命陸胤為交州刺史及安南校尉，採取恩信招降及贈以財幣的方式，使當地人民歸順，交州回復安寧。

中國北方地區的西晉王朝成立之初，曾與東吳進行交州的爭奪戰。先是曹魏政權於263年吞併蜀漢時，適值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造反，遣使到魏，要求內附，九真、日南兩郡亦回響。曹魏就乘機收取三郡，派爨谷出任交趾太守，到達時司馬炎已取代曹魏，交州便成為西晉領土。東吳君主孫皓設法規復交州，268年派軍進擊，但被晉軍大敗。其後東吳派陶璜等率軍出戰，經過一輪戰事，到271年終於收回交州。陶璜父親陶基亦曾任交州刺史，在當地享有一定聲望，孫皓委任他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到280年，西晉滅吳，陶璜仍保有交州，孫皓手書勸諭，陶璜才降。於是交州再度歸入西晉統治。

西晉統一中國後，交州歷經陶璜、吾彥兩任刺史，局面大體安寧。到西晉末、東晉初期，州務由督軍梁碩所把持，而局勢亦陷入混亂。梁碩曾與謀求割據交廣州兩州的王機交戰，其後王機被廣州刺史陶侃所平後，梁碩自立為交趾太守，擁立脩湛主管州事，但到322年，晉廷當權者王敦則派王諒任交州刺史，殺脩湛，梁碩因而造反。323年，梁碩殲滅王涼，割據交州，不久被陶侃派軍平定。晉廷便委任陶侃“兼領交州刺史”。

在整個東晉時期，交州時常處於內憂外患。交州南方的林邑國屢次北侵。而內憂方面，380年，發生九真太守李遜的叛變，並惹起林邑入侵，其後為交趾太守杜瑗所平。410年，曾在東晉內地的五斗米道起事者盧循入侵交州，但被當時的交州刺史杜慧度（又作杜惠度）擊破。

杜慧度在南朝宋初期繼續就任交州刺史，在他治下州政得到整頓，“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到南朝宋的後期，交州一度被當地人士所割據。468年，交州刺史劉牧死，交趾人李長仁趁機據據州造反，自稱刺史。該年十一月，李長仁向宋廷請降，自貶“行州事”，宋廷亦派刺史到交州赴任，但均形同虛設，州務由李長仁主理，交州遂處於割據狀態。李長仁死後，從弟李叔獻繼續專制交州。直到南朝齊時期，485年，南齊武帝派劉楷率軍入交州，李叔獻才懼而入朝，割據之局亦告終結。據學者呂士朋的見解，李長仁、李叔獻的專制交州是“開後來交州人士自謀獨立之先聲”。

在南朝梁時，505年，交州刺史李凱造反，被長史李畟所平。516年，阮宗孝反，亦被李畟所擊破。到541年，交州爆發規模龐大的李賁起事，第二次北屬時期亦至此終結。

李賁起事

541年，交州人九德監李賁不滿出身梁朝宗室的刺史蕭咨暴虐，乃連附近地區起兵，蕭咨聞訊逃入廣州，李賁占據州城龍編。梁武帝派軍征討，但途中遇上疾疫而回。李賁乃於544年，自稱“南越帝”，年號“天德”，越南史學上稱其政權為萬春國和前李朝。545年十一月，梁廷派楊瞟為交州刺史，陳霸先為司馬，率兵攻擊李賁。李賁不敵，逃至屈獠洞，後在該地死去，當地人將其首級呈交梁廷，時在548年三月。

陳霸先擊破李賁後，在梁朝中掌握大權，後更於557年奪取帝位，建立南朝陳，但無暇兼顧交州。而李賁兄李天寶等繼續反抗。到中國北方的隋朝滅陳後，交州尚有李佛子勢力，隋朝乃派兵將之平定。

對外交通

在第二次北屬時期，越南中、北部地區是中國對南洋交通的重要孔道。中國台灣學者呂士朋指出“交州位居我國（中國）西南，地濱南海，南洋及西方諸國之人，由海道來中國，大都先在交州登入”，當中的日南郡是“海外諸國貢獻必經之道”。法國學者伯希和也提到：“紀元初年，中國與南海諸國商業政治關係頻繁之時。交趾──質言之東京，曾為航行之終點。”

在東漢時期，南亞地區的葉調國（今爪哇）、撣國（今緬北）、天竺國（今印度）等國，所派至中國的使節，均經日南入境。166年，羅馬帝國人士到中國致送象牙、犀角、玳瑁等禮品，也是途經日南。

到三國時代，交州地區的交通重要性更為突出。東吳的交州刺史呂岱曾遺使“南宣國化”，讓林邑、扶南等國派員入吳交往。在西方，有羅馬帝國商人來到交趾，並在交趾太守吳邈協助下晉見孫權。

晉代時，自南海“通中國者蓋鮮”，越地交通一度處於低潮，到南朝的宋、齊時，中國對南海的交流才見起色，而當時“商貨所資，或出交部”，越北的交州地區仍是重要交通地點之一。到梁朝時中國南海交流日益頻繁，“航海歲至，逾於前代”，而交州從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到日後的隋朝時期，交趾仍發揮此一功能，與南海（今中國廣州）同為對南方交往的重要地帶，《隋書》記載“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文化發展

中國文化的輸入

在第一次北屬時，因中國內地人移入日多，加上推行文治教化政策，使當地加深接觸中國文化。到東漢晚期，有交州人士李進任交州刺史，李琴、張重等在中國內地任官。到漢末全國大亂，交州則在士燮家族管治下，政局相對安定，而且能謙恭待人，因而吸引到“中國士人往依避難”，例如桓曄、許靖、許慈、劉熙、程秉、薛綜等等，這批人士在文化界均有一定地位，對越地文化也起到了相當的推動作用。

在三國時代的東吳統治時，先前避難到交州的士人，回到北方的甚多。但亦有文官被貶到交州，而且潛心學問，因而維持了當地文風。如被孫權流放到交州的虞翻，“雖處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又如東吳名臣顧雍之子顧譚，在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

另外，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好玄學、重門第等風尚，亦影響越地。如出身交州官宦的杜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在南朝梁時，有一位善於文學的交趾並韶，希望在朝廷求得高官職位，但由於“並姓無前賢”而落空，後來憤而參與李賁之亂。

佛教傳入

第二次北屬期間，佛教從中國傳入。推動傳播這些宗教的，較重要的有牟子。牟子在東漢末年時避亂交趾，獲得當地太守士燮招攬，著有《理惑論》，貶抑百家經傳，斥神仙方術，尊崇佛教。自牟子開始，佛教在交州盛行。在三國時代的東吳，康僧會（祖先是康居人，父親因經商移居交趾）在交趾出家為僧，由於受“舍利之感應”，獲得東吳朝廷重視，並從而帶動了中國江南的佛教發展。在255年時，有西域僧人支強梁接在交州譯《法華三昧經》。學者呂士朋認為，康僧會和支強梁接等的事跡，反映了佛教在交州興盛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