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方式簡介,秦時期的教育,漢時期的教育,
方式簡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趙政兼併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王朝。秦王朝立國13年，被陳勝、吳廣發動的農民起義推翻。經楚漢戰爭，漢高祖劉邦消滅項羽勢力，於公元前202年建立漢王朝（史稱西漢，或稱前漢）。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國號新，西漢滅亡。公元23年，農民起義推翻王莽“新政”，皇族劉秀竊奪農民起義果實，於公元25年重建漢王朝（史稱東漢，或稱後漢）。公元220年，曹丕代漢稱帝，東漢滅亡。秦、漢是新興地主階級為建立統一的國家教育制度進行探索的時期。秦朝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吏師制，取消學校；漢朝則以秦為鑑，在儒家思想指導下，重視學校，推行教化，並首創太學和郡國學，為中國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秦始皇趙政
秦始皇趙政秦時期的教育
秦王趙政兼併六國後，為適應統一的郡縣制國家政治的需要，在文化教育方面採取了許多重大的措施。
整理統一文字
中國文字產生很早，新石器時代即出現彩陶刻劃文字。殷商出現甲骨文字。西周始有大篆（亦稱籀文）,及至戰國,各國文字雖同本於大篆，但因長期的封建割據，各國文字受方音的影響，出現許多不同方音的假借字，同時各國書法形體也有差異。“文字異形”，對推行統一政令不利。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統一文字，規定以統一前秦國小篆（亦稱秦篆）為統一的書體，“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史令胡母敬分別編寫《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字書，作為標準文字的範本，並供學童識字之用。字書四字為句，押韻，便於誦記，為中國蒙學識字課本之先驅。整理統一後的文字，筆畫多求簡省,形體亦力求規範,今存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及嶧山、會稽刻石的摹本，可窺其一斑。與小篆通行的同時，民間又有隸書的出現。隸書在小篆基礎上改曲筆為直筆，變圓形為方形，化繁畫為簡易，使書寫更為方便。秦王朝刑罰苛嚴，公文浩繁，隸書之興，適其需要。今出土的秦簡，書體多用隸書，即可證明。整理和統一文字，是秦王朝對中國歷史作出的一大功績。
推行禮教
秦孝公用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變法，把“公”和“忠”作為最高的道德規範，排斥儒家的孝、悌、仁、義等德規範。由於變法的勝利，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新秩序，故自秦昭王起及至秦始皇統一全國，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觀念,逐漸被秦國統治者所重視秦簡《為吏之道》載，“為人君則鬼，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這說明“孝”道不僅已被承認，而且提到了與“忠”相輔的地位。公元前 210年，秦始皇又提出婦女的貞節觀念。在會稽刻石上記載有“有子而嫁，倍(背)死不貞”，“妻為逃嫁，子不得母”。但是，秦王朝推行封建道德規範，主要不是以教育為手段，而是仍依法家的“立法化俗”的思想，單靠刑罰的脅逼，故其效不顯。
設定博士官
博士官之制，起源於戰國時齊魯等國。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因襲其制，徵召六國博士70人於朝廷，規定博士的職務是掌握古今歷史文化，備作政府顧問。博士除參議政事外，亦有以私人名義傳業授徒。
頒禁私學令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在鹹陽宮設宴，僕射周青臣頌揚始皇“威德”，特別提到，秦始皇改分封諸侯為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是自古以來的帝王所不及。博士淳于越當即指責周青臣阿諛逢迎，並反駁說，帝王分封子弟功臣為諸侯，這是古代的傳統制度，“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秦始皇將這一對立意見，交丞相李斯審議。李斯認為，各個時代的制度，都是因時而變的，古代的制度，不足效法。接著就指控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儒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李斯還指出，“學古”的根源是在於私學的存在，“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於是，提出“禁私學”的建議。具體實施方法是：①凡秦紀以外的歷史書和非博士官所掌握的詩書、百家著作，一律送官府焚毀，只有醫藥、卜筮和農業用書除外。自命令下達之日起，逾30日而未將應燒之書燒毀者，施以黥刑，並罰作 4年築城苦役。②有敢談論詩書者處死，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知而不檢舉者同罪。③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批准了這個建議，並下令執行。這就是歷史上的 “焚書” 事件。秦始皇晚年，迷信神仙,欲求“不老之藥”。公元前219年，遣徐巿（即徐福）等下海求仙。徐巿等一去不返。公元前 215年，再令方士盧生、侯生求仙覓藥。盧生、侯生求仙藥不得，恐被處死，又相約逃去。秦始皇大怒，在“焚書”的次年命御史拘訊有牽連的方士和儒生，最後親自圈定“犯禁者” 460餘人，活埋於鹹陽。這就是歷史上的“坑儒”事件。秦王朝時期的統治者不重視學校教育，忽視儒生的作用，“焚書”、“坑儒”，這是加速秦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漢時期的教育
漢王朝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完成了文化教育政策上的大轉變，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並為中國封建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文化教育政策
漢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廢除“挾書律”，諸子思想日漸活躍。由於長期戰亂和秦王朝的苛政，漢初社會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漢初統治者，為復甦社會經濟，信奉黃老之學，實行“無為而治”的“休養生息”政策。加上當時戰爭余火未熄，政權亦處於諸侯王半割據狀態，所以統治者對教育事業尚無暇顧及儒家在漢初不被重用，但一些儒家學者卻在積極宣傳自己的主張，為以後漢王朝制訂文化教育政策作了理論上的準備。他們總結了秦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取天下” 和“守天下” 的時勢任務不同，統治者採取的治術也應有所不同認為秦王朝的滅亡，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繼續執行法家路線造成的。漢初政治家陸賈，提出“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的策略性建議。他認為對人民的統治，應以“教化”為主要手段，而不可單靠刑罰，因為刑罰只能“誅惡”，不足以 “勸善”，“勸善” 要靠教化。文帝時，賈誼繼承陸賈的教化思想，進一步提出推行教化的關鍵是在各級官吏，因此主張“敬士”、“選吏”。選吏必須用士，用士之道則在於“敬士”。至武帝時，董仲舒適應武帝時期政治上統一的需要，把戰國以來的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學的名義下融匯起來，建立了一套“天人感應”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為漢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班固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見董仲舒）。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建議,並加以實施。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下令置儒家五經博士，罷免其他諸子、傳記博士，定儒術為一尊。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經丞相公孫弘再次奏請，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此為太學之始。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令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令州郡舉茂材、異等。
經學教育和學校制度
漢初承襲戰國遺風，諸侯王多招客養士，被招養之士，不限於儒家。自武帝始，采董仲舒之議，崇尚儒經，“以經術飾吏事”，儒經便與仕途結合。國家設太學養士，以經術取士，士人亦“以經術進”自勉，社會上遂有“遺子黃金滿,不如一經”之說。 經學的昌盛，推動了學校教育的發展。 至東漢，班固在《東都賦》中以“學校如林，庠序盈門”贊其盛況。縱觀兩漢，學校制度分官學和私學兩類：官學有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之分；私學又分經師講學和書館。
中央官學
即太學。武帝時置博士弟子50人。博士弟子入學資格，一由太常選拔“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次由郡國選送“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者。平帝時，規定元士的子弟也可入學。東漢質帝本初元年(146)，又規定自大將軍至600石官吏都可送子弟入學。太學學生名額代有增益。西漢成帝時增至3000人，東漢順帝時增至 3萬餘人。匈奴等少數民族，也送子弟入學。太學教師皆由博士充任。西漢以名流升任，東漢選博士得經過考試。太學以儒家五經為教學內容。西漢末，出現古文經與今文經之爭。今文經以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古文經晚出，以戰國時古文字書寫。同時，經文的字句、篇章及解說，也有差異。今文經得到政府的支持，太學所準立的皆今文經博士。古文經只在民間私學中傳授。兩漢時期，書籍甚少，學者難得，訓詁句讀皆賴口授，故博士講經重視傳授關係，形成師法和家法。某一經的大師,如得到朝廷尊信被立為博士,這個經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相傳，又別為章句，便成家法，故一經有數家。兩漢朝廷規定太學博士只能依師法家法傳授，違背師法家法者則罷用。兩漢今文經學，重在“微言大意”，意在“通經致用”。東漢時，今文經學與讖緯迷信糅合，解說章句煩瑣。當時就有人批評這種教育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太學博士的教學方式，除個別傳授外,還由高足弟子轉相傳授和集合弟子“大講授”等方式。太學注重考試，西漢時每年考試一次，其方式是“設科射策”，類似今日的抽籤答問考試，分甲乙兩科，以區別程度的高低。經考試，發現有下材或不能通一經者，即令退學。東漢桓帝時，改為每二年考試一次，通過者授予官職，不能通過者，允許繼續學習。因考試甚嚴，又無學習年限的規定，故有太學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者（見中國古代中央官學）。
地方官學
即郡國學。首創者為西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翁。蜀地文化落後，文翁為淳化民風，選派郡縣小吏至京師受業於博士，研習儒經，學成歸蜀，委以官職。文翁又在成都市中，修築學舍，招收下縣子弟入學。數年後，蜀郡為之一變，可與文化較發達的齊魯之地媲美。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郡國學日見推廣。郡國學設郡國文學官充任教師，其別名有文學祭酒、文學師、文學椽、文學主事椽，郡國學學生則稱文學弟子。從史籍記載和考古發掘看，東漢郡國學更盛，不少郡守皆熱心於創辦學校。 尤引人注目的是， 除中原地區外，當時的邊陲之地亦辦了學校。創辦地方學校的目的，在於通過儒家經學來宣傳孝悌仁義等封建道德，以改造民間風俗。兩漢地方學校，對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見中國古代地方官學）。
經師講學
經師講學是漢代教育的另一種重要形式。經師講學，其中有居官教授，而大多數為一代名儒自立“精舍”（亦稱“精廬”）“隱居教授”。《漢書》、《後漢書》的《儒林傳》以及其他列傳中，記載甚多。東漢經師講學之風更是盛況空前。一些經師鴻儒，及門弟子和歷年著錄的門生，常有數百、數千之眾，乃至萬人以上。求學者亦不顧背井離鄉，遠行千里，負笈尋師。在私人精舍中，師生關係尤為親密，學生對師長恭敬禮讓。兩漢經師講學之所以興盛，一方面是受國家“以經術取士”的影響；另一方面私人講學思想束縛較少。太學博士多專一經，墨守章句，少有撰述，而私人講學常兼授數經。東漢經師，有的不僅精通儒經，還兼及天文、曆法、算學、律學等知識的傳授如何休“善歷算”,鄭玄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郭躬通 “小杜律”，鐘皓 “以詩、律教授門徒”。東漢時，除經師私人講學外,民間還有傳授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如名醫華佗以“刳破”（外科手術）和針灸傳授弟子。涪翁著《針經脈診法》傳於弟子。樊英、 段翳、 廖扶等精通星占、天文，皆傳弟子。東漢方技之術，雖多雜以迷信，但誠如范曄所說：“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雲不經，而亦有不可誣。”
書館
亦稱書舍，為兩漢兒童識字習字之場所。書館教師稱為書師中國字書最早起於西周《史籀篇》秦始皇時， 李斯、 趙高、 胡母敬分別編寫 《蒼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漢初民間書師將此三篇合一，統稱《蒼頡篇》。合一後的《蒼頡篇》，四字為句，押韻，斷60字為一章，計55章，3300字。後揚雄作《訓纂篇》，順續《蒼頡篇》，剔除《蒼頡篇》中重複字，計89章，5340字。班固又補作 13章， 計 102章，6120字，均無復字。和帝時賈魴，又作《滂熹篇》。後人以合併後的《蒼頡篇》、《訓纂篇》、《滂熹篇》統稱為《三蒼》。兩漢兒童的識字課本，除上述四字為句的字書外，還有間以七字、四字、三字為句的字書，西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元帝時史游編的《急就篇》皆是。《凡將篇》已佚，《急就篇》今猶存。《急就篇》以63字為一章，共32章，2016字，內容涉及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方面的套用字。漢代兒童，約8、9歲入書館學習，年限不定。習完字書後，即進而學習《孝經》、《論語》，以作學經前的準備。漢代書館的實際狀況，無詳備資料可查,今僅從片斷記載中窺其一二,王充《論衡·自紀篇》說，他“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書師在教學中常採取體罰，此記載甚明。入書館學習需交納學費，並非貧家兒童皆可入學。
[《論語》手抄本殘頁(鄭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