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難行易

知難行易出自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五講：“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

知難行易論,是孫中山轉變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創立的哲學理論,被孫中山喻為自己“發明”的學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知難行易
• 外文名：difficult to know and easy to do
• 注音：zhī nán xíng yì
• 釋義：懂得事情道理難，而實行比較容易
• 出處：孫中山《民族主義》
• 提出者：孫中山

基本釋義

【釋義】：懂得事情的道理難，而實行卻比較容易；探索理論的過程難，而套用卻比較容易。

思想淵源

中國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孫中山的認識論學說。中國古代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說法，歷來為人們所遵奉。孫中山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深感這種傳統舊說不但不能激勵人們的進取精神，反而助長一種畏難苟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他認為這正是中國近代之所以積弱衰敗，革命事業不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破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鼓舞人們“無所畏而樂於行”的勇氣，孫中山提出了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並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證，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裡實際地行動了。他還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進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據此，他認為，只要我們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努力以赴，奪取革命勝利“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對於知難行易的整個論證，與他的行先知後思想緊密相聯。他針對 “知易行難”之說， 明確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的論斷，這種行先知後、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中的唯物主義內容。孫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後的同時，還極其重視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於行的指導意義，他認為“知與不知”乃是革命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孫中山說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與“知”的辯證關係。

歷史

以“知難行易”說替代“知易行難”說,是經孫中山多年深思熟慮而一直堅持的觀點。孫中山早在民國6年(1917)7月21日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講中,便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似是而非”,明確提出要用他的“知難行易”學說“打破古人之舊學說”,並舉例說明他的學說的正確性。民國7年1月23日宴粵報記者時的講話,孫中山又重申“知難行易”與舊學說“知易行難”的對立,二者間“知難行易”“乃為真理”,並指出舊學說流弊對國人的影響。同年,孫中山撰寫《孫文學說》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知難行易”學說,在後來出版合訂本《建國方略》時,孫中山在“孫文學說”後加了副題“知難行易(心理建設)”,作為該書的第一部分。“知難行易”學說的提出,是針對民國成立以後,孫中山所領導的事業一再受挫,黨內出現各種異議,致使孫中山的許多主張遭到反對,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革命黨人對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篤,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們受到“知易行難”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左右。

主要內容

知行發展三時期

《孫文學說》中,為說明人類從“知”到“行”是一個艱苦過程,而提出了知行發展三時期論,並闡述了三時期的劃分及其劃分的依據。後來,孫中山雖用到這一理論的一些概念、術語,但再沒有在理論上展開。
孫中山認為,人類文明過程是知和行不斷發展的過程,具體經歷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由草昧進文明”是“不知而行時期”;第二時期——“由文明再進文明”,是“行而後知”時期;第三時期——“由科學發明而後”,是“知而後行時期”。就是說,人類在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時,是處於蒙昧時代,“人類渾渾噩噩不識不知”,人們雖然也進行各種“行”的活動,但那時的“行”並沒有系統的科學理論的指導,故稱之為“不知而行”;當人們跨入文明門檻之後,“人類之覺悟漸高,知識日漲”,已經能在各種不自覺的實踐活動中不斷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由“不知其道”到“知其道”,“知道”就是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故這一時期稱為“行而後知”;當人類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能正確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的近代科學產生之後,人類有了“真知識”,達到了“知道”,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就有了科學理論的指導,故這一時期稱為“知而後行”。三個時期的發展展示了人類進化由比較盲目的、缺乏科學真知指導的“行”——“不知而行”,到比較自覺的、在科學真知指導下的“行”——“知而後行”的發展過程,一方面是通過“行”而產生“知”,另一方面,又是在“知”的指導下,進行自覺的“行”,“行”與“知”的辯證發展構成人類文明進化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進程,從而揭示了人類的認識過程和人類的文明進化過程相一致。

孫中山書法“知難行易”

“知必能行”與“不知亦能行”

《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里提出,“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能行之”的觀點,接著第六章以“能知必能行”為題,以國內外的革命與建設的經驗為據展開論述。該書第七章孫中山以“不知亦能行”為題,同樣引古今例子進行論證。
孫中山認為,“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能行之”,“天下事”只怕“不能知”,“倘能由科學之理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在科學的真知灼見的指導下,“行”並不難。孫中山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的獨立運動、暹羅效仿日本維新等的成功,佐證“知之則必能行之”。孫中山強調世界已處於“科學倡明”時代,中國順應“世界進化之潮流”,依循各國的“先例”,在科學真知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則革命與建設必能成功。孫中山又認為,“不知亦能行”,人類的進化以“不知而行”為“必要的門徑”,人類的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是不可“變易”的“自然法則”,它不因科學倡明而改變。因為即使在科學倡明的時代,人類也不可能什麼事都“先知之而後行之”,“不知而行”的情況比“知而後行”的情況會更多,“行”不僅是人類的本能,而且也是人類“生存”與“發達”所必要。
“知必能行”與“不知亦能行”,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命題,二者分別揭示“知”和“行”的作用,並以此二者的並舉,來闡明“知”與“行”的辯證關係。孫中山既主張“知之而後能行”,高度肯定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告誡人們不可輕視科學的真知,同時又認為“不知亦能行”,十分重視實踐的基礎作用,勉勵人們勇於實踐。孫中山立此二命題,直接針對當時革命隊伍中既輕視理論、缺乏理想,又不敢大膽實踐,即既不欲“知”,也不欲“行”的狀況。

孫中山書法“奮鬥”

知行新路徑

《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本著順應世界進化潮流、與時俱進的精神,提出處於“科學倡明之世”的新的知行路徑,以求能“事半功倍”。
孫中山認為,“當今科學倡明之世”,凡做事“必先求知”,而後才“敢從事於行”,這便能避免錯誤,防止失誤和浪費時間,以提高工作效率。他進而提出新的知行路徑:“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畫,按計畫而用功夫”即從“知識”——“意象”——“條理”——“計畫”——“功夫”。孫中山認為,只要按這一知行新路逕行事,則不論事情“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都“指日可樂成”。他以美國的鐵路工程和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工程,以及當時的無線電和飛機等為例,說明這一切已是“彰彰可考”的“事實”。孫中山進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由於“科學之原理既知”,以及“四周的情勢皆悉”,也就是既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又掌握有關的情況,於是“由工程籌定計畫”,“按計畫而實行”,便“無難”。
知行新路徑論,揭示在科學倡明時代人們的知行路徑從“行而不知”或“行而後知”轉變為“知而後行”。孫中山主張自覺地在科學的指導下,先計畫後行動,努力避免“行”的盲目性。

“三種人”

孫中山一貫關注民眾,認為革命和建設都是各種人合力的結果。《孫文學說》中,孫中山提出在“人類的進化”中,有三種不同作用的人,首次使用了“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概念,著眼於三種人“合力”共成革命和建設事業。又指出,中國的現狀是“先知先覺者”缺少,“後知後覺者”“重實行而輕理想”,“不知不覺者”受“迷惑”,故未造成合力。孫中山晚年,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之後,對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的軍閥失去了信心,開始轉向尋求民眾的力量。在民國13年(1924)的“三民主義”講演中,他進一步闡述“三種人”學說時,仍主張世間的事均由“三種人”“合力”作成,同時一方面把注意力轉為強調第三種人作為“實行家”的作用,一方面也十分注重“先知先覺者”的聰明才智和發明作用。
“三種人”論的基本內涵:(1)提出劃分“三種人”的依據。孫中山認為,過去中國社會把人分為“士農工商”四種,他卻依據“天賦的聰明才力”,把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2)人類文明由三種人共同創造。孫中山認為人類文明進化“成於”三種人,“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都是不可能”。(3)三種人作用各異,但“相需為用,缺一不可”。孫中山認為“先知先覺”——“是發明家”,“後知後覺”——“是宣傳家”,“不知不覺”——“是實行家”,由第一種人“創造發明”,第二種人“仿效推行”,第三種人“竭力樂行”。“三種人”的關係就像建樓房時工程師、工頭和工人的關係,工程師通盤計算、畫出圖紙,工頭看清圖紙後交工人搬運材料、砌磚蓋瓦,樓房是“三種人共同做出來”,世界上的大事也都如此。故孫中山強調“為惟國家強盛與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國家之強弱,人人有莫大之責任”。(4)世界的進步,或說是靠“第一種人”,或說是靠“第三種人”。孫中山認為,第一種人稱“先知先覺”,有“絕頂的聰明”,由於這種人“預先想出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情”,“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但又認為,天下事業的進步,都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政治改革的責任,第三種人“也要有一份”。
“三種人”論,沒有徹底擺脫“英雄人物創造歷史”觀的影響,但揭示了歷史由三種人創造,並重視“不知不覺”的“實行家”,即人民民眾對革命事業和世界進步的作用。孫中山早年便關注民眾,致力於“喚醒民眾”,晚年又從依靠軍閥轉向依靠民眾,相信“求中國民族解放”實以“多數之民眾”為後盾,提出“扶助農工”,並堅定建立“四萬萬人當皇帝”的民主政治的決心。“三種人”論是孫中山晚年思想轉變的理論依據。

孫中山認為的“三種人”扮演的角色

評價與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知行觀搖擺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基本上屬於二元論,具有鮮明的形上學的特徵;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知行觀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指出其唯物性建立在首先承認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的,而認識則是第二性的;其次,承認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持唯物論說者又有所分歧,一派認為其基本特徵是辯證法,一派認為其表現出明顯的形上學特徵。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提出，有著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學說也有嚴重的缺點和局限性。在認識論上，他提出的知難行易和“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舊說同樣是片面的。孫中山雖重視“行”的意義，認為先行而後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說,不僅割裂了知和行的統一,而且為少數“先知先覺者”統治廣大勞動民眾提供了理論根據。同時，孫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習練”、“試驗”、“探索”、“冒險”等科學研究活動，是對實踐活動的狹隘、抽象、直觀的理解，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考察問題，不能正確說明人的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