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哈貝馬斯的早期著作)

內容簡介

《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的原版出版於1962年，在《認知與旨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前幾年。他在（我們）不熟悉的智識傳統中寫作：也即，法蘭克福批判理論、闡釋學、黑格爾哲學以及馬克斯主義的傳統。嘗試混合所有這些傳統聽起來已經足夠令人敬畏了，但哈貝馬斯的界限事實上比這要廣闊的多。他對盎格魯-薩克森社會理論與哲學的主要潮流相當熟悉並在相當程度上收到了後者的影響，特別是在以下兩個方面。早期，哈貝馬斯與K-O.阿佩爾(K-O. Apel)（參見阿佩爾 1971）一起對皮爾士的作品進行了深度的萃取；在現在的作品中，他大量地使用語言-行動理論，這是由奧斯汀，塞爾和其他人發展起來的。哈貝馬斯作品的廣博抵抗簡單的分析。在這篇評論性的文章中我將把注意力集中在英語中可以讀到的那些作品之上，但同時也試著把它們與哈貝馬斯思想的總體發展聯繫起來。

在哈貝馬斯作品中迴響的，是兩個主要也是大而沉重的主題。首先，是對社會理論中元理論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在理論與批判的關係方面。其次，是在一種對自十八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社會興起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潮流的闡釋的語境中，放置這樣一種批判的目標。這些，當然也是“老一輩”法蘭克福社會哲學家專注的經典事務，哈貝馬斯的工作也保留了他們的一些核心關注。他對馬克思的解讀，像其他人一樣，強烈地強調黑格爾留下的傳統，對於更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哈貝馬斯持高度的批判態度；他試圖使來自馬克思的觀念與來自弗洛伊德的觀念互為補充；他接受這樣一個定理，即“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與十九世紀的競爭資本主義的區別是如此深刻，以至於馬克思的一部分核心理論，要在今天保持任何時代關聯性的話，就必須接受根本的改造；他在揭示技術理性在現代文化與政治中支配（地位）的起源方面也繼承了這些思想家的關注。但這些共享的強調同時也使哈貝馬斯的見解與霍克海默、阿多諾和馬爾庫塞持有的一些立場區別開來，因為他繼承發展這些遺產的模式與這些遺產原來的主人有著實質性的差異。

在發達資本主義技術統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哈貝馬斯指出，是勞動與互動範疇，或者說技術與實踐範疇區界的瓦解：因此，同樣使這些範疇同化，把後者還原為前者的實證主義，就是技術統治型支配的哲學表達。他在《理論與實踐》中表明，當代社會中控制的技術力量的增長，可以四個層面的合理化來進行分析。在前兩個層面上，技術的增長與科學話語中對規範性要素的排除相關；在另外兩個層面上，技術程式本身開始被確立為價值，而之前存在的價值元素則被界定為“非理性的”。合理化的第一個層面只涉及法則性知識的使用，服務於對獨立確定的價值的實現。在（人們被）要求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具有同等技術有效性的程式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合理化進入了第二個層面。其表達之一，就是形式“決策理論”的發展，後者試圖使目標與價值的聯繫合理化，而不限於僅僅為實現給定的目的提供技術上的手段，在這兩個層面上，價值都被認為理性商談的可能性無關，更不用說一些價值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意味著對其他價值的實現了。當技術理想擴展到價值本身，我們就到達了合理化的第三個層面。此階段最清晰的表達，在哈貝馬斯看來，就是博弈論，在博弈論中，行動者都被視作憑藉內在於遊戲假定形式的偏好的微積分學，對其行動後果進行評估的（計算者），在此過程中，並不涉及任何更為廣闊的價值系統——後者因此而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合理化的最終，也是最具包含性的階段，是在戰略決策框架，作為博弈論的特徵，普遍化並涵蓋一切類型的決策時出現的：在此層面上，“穩定性”或“適應性”成為自我-規劃反饋系統內決策分析的基礎，在合理化的這個層面，原則上決策可以通過計算機來實現：現代技術統治政治，正大規模地向這個合理化階段挺進。這，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是“技術統治對歷史的否定的烏托邦”。這是實踐範疇向技術範疇還原的極致：因此也就有了哈貝馬斯對系統論的批判態度，他認為，系統論乃是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哈貝馬斯與盧曼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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