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軼事,社交關係,相關故事,
人物生平
1889年，王柏齡出生於江蘇省江都縣。晚清時期，少讀家塾。
王柏齡(照片2)
王柏齡(照片2)民主革命時期，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參加革命，參與光復南京、上海的戰役。
1911（宣統三年）回國。籌劃東北起義，失敗後赴上海，參加陳其美攻打江南製造局的戰鬥。
1915年於陸軍士官畢業，次年回中國，繼續反袁活動。1923年往廣州，參予創建黃埔軍校，並任為軍校教授部主任，黃埔軍校第一任教育長。1924年黃埔學生成立黨軍兩團，王柏齡任第二團團長（一團團長為何應欽）。
1923年4月應蔣介石電邀到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高級參謀，粵軍總司令部監軍。
大革命時期，1924年1月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歷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少將主任（副主任葉劍英）、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教導第2團團長。
1925年2月任黃埔軍校參謀長，主持籌建軍校孫文主義學會，7月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黨黃埔軍校第3屆特別黨部執委會組織委員。
1926年初調任黃埔軍校教導師中將師長，國民革命軍第1軍20師師長，第1軍第1師師長，第1軍副軍長，參與製造“中山艦事件”。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任北伐軍總預備隊指揮官，在南昌戰役中指揮失誤戰敗被撤職。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1936年7月獲國民政府頒發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十周年紀念勳章”。
抗日戰爭時期，退出軍界，以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僑寓昆明，有安定後方人心的作用。與國民黨、國民政府要人及地方縉紳如李根源、曾養甫、王竹村、黃衡秋、王禹柏、王申伍等，參加雲南省佛教活動，親近太虛大師，對整理雲南佛教，重建雞足山道場等，盡力頗多。
1937年，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晚年耽於禪理，與高僧印光往還。
1942年8月26日，王柏齡在成都病故，終年54歲，國民黨黨政要人幾乎都寫輓聯、發唁電或參加追悼會。
1947年11月，王柏齡子女將其骨灰運回揚州，骨灰移葬於揚州瘦西湖畔之熊園。著有《黃埔軍校創始之回憶》等。
人物軼事
王柏齡字茂如，皈依印光法師後，法名慧常，江蘇省江都縣人。王氏是江蘇望族，他的祖父仁壽公、父親宗彝公均為江都孝廉，舉人出身，世系名門，甚受地方人士尊敬。王柏齡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少讀家塾，十四歲考入南京陸軍國小。三年畢業，成績優良，保送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與蔣中正、張岳軍同學，且同被選為保送赴日深造的學生。到日本後，進入振武學校，這是專為中國留日學生辦的進入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王柏齡在校時加入了同盟會。
孫中山、蔣介石、何應欽、王柏齡(右)合影
孫中山、蔣介石、何應欽、王柏齡(右)合影王柏齡在振武三年畢業，分發到日本的野炮十九聯隊見習。十九聯隊駐紮在日本高田，氣候嚴寒，雪深沒脛，必須經過這樣嚴格的訓練，才能成為士官學校的後補生。未久，辛亥革命爆發，王柏齡回國參加革命，參與光復南京、上海的戰役。
二次革命失敗後，王柏齡亡命日本，入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十期，一九一五年畢業。一九一六年，回國繼續革命，隨居正于山東濰縣舉事討袁。後應唐繼堯之邀至雲南，任雲南講武堂教育長。一九二三年，應召赴廣州，任大本營高級參謀，未幾被任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襄佐蔣中正先生創辦黃埔軍校。一九二四年三月，任軍校入學試驗委員。六月，任軍校教授部主任，黨軍成立，何應欽與王柏齡分別任教導第一、二團團長。一九二五年二月，調軍校參謀長，七月代理軍校教育長。一九二六年初，調教導師師長，七月革命軍北伐，任總預備隊指揮官。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成立，任教授部主任；十一月調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一九二九年三月，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連任數屆，直至逝世為止。
佛法因緣
王柏齡於一九二八年皈依佛教。他信佛之後，喜歡研究文字高古、教理深奧的經論，對於念佛法門認為無甚高論，不大看得起。他尤喜在“念佛者是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中討生活。如此年余，覺得自己盲修瞎練不是辦法，乃詢諸緇友。眾人向他介紹蘇州的印光法師。他遂於一九三〇年冬季，到蘇州報國寺皈依了印光法師。他皈依印光法師之前，並不知道法師是何宗何派，皈依之後，法師送他一些蘇州弘化社出版的佛書。他親近法師日久之後，為法師德行所感召，始對法師佩服得五體投地。
印光法師
印光法師揚州是一個佛教隆盛的城市，大小寺院數以千計，前清時代賴鹽商巨富布施維持。民國（一九一二年）以後，鹽商沒落，寺院因之蕭條殘破。這時就有佛教敗類，吞沒寺產者有之，揮霍寺產收入者亦有之。王柏齡在江蘇省政府任職時，目睹傷心，他乃參加佛教會組織，擔任監察委員，發起全體寺院住持，啟建念佛道場七日，使寺院住持首先精神振作起來。並開會討論，凡不守清規的住持予以革除。揚州第二大寺重寧寺，擁有寺產地數千畝，以住持不稱職，使寺院殘敗不堪，王柏齡在會中力主革退住持，另聘德學俱佳的恆海法師接任。這對揚州佛教注入了強心劑，使佛教有重興之望。
八年抗戰前期，王柏齡以中央委員身分，僑寓昆明，這有安定後方人心的作用在內。他與黨國要人及地方縉紳如李根源、曾養甫、王竹村、黃衡秋、王禹柏、王申伍等，參加雲南佛教活動，親近太虛大師，對整理雲南佛教，重建雞足山道場等，盡力頗多。
社交關係
王柏齡與蔣介石關係非同一般。兩人在保定軍校同時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學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東青島成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蔣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王柏齡任參謀；
相關故事
黃埔軍校創辦者之一
王柏齡14歲即就讀陸軍國小，旋被保送入陸軍速成學校（保定軍校前身），後又與蔣介石一起考選赴日。先後就讀于振武學校、日本士官學校，並深入日本軍隊見習。回國後曾任雲南講武堂教育長，更是為他後來在黃埔軍校大展身手提供了豐富經驗。
孫中山在領導民主革命的長期鬥爭中，逐步認識到組建一支革命軍隊對取得革命勝利的極端重要性。於是他決心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創辦軍官學校，作為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1924年1月，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官學校的籌建。24日，孫中山宣布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李濟深（鄧演達代）、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等7人為籌備委員。擇定廣州近郊黃埔長洲島原水師學堂和陸軍國小舊址為校址，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時任軍校辦公室秘書的王宗山曾告訴王文漪：“當年黃埔，一切計畫，一切教程，一切規章，皆出自你父親之手啊！”
作為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雙重元老，又是蔣介石的同學至交，王柏齡照理是前途坦蕩官運亨通。起初，蔣介石確實是對王柏齡委以重任的，除讓其籌辦黃埔軍校、擔任軍團長之職外，還在北伐之時任命其為總預備隊指揮官。長江統一之後，更任長江要塞司令，並兩度奉中央之命宣撫雲南。然1928年起，王柏齡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從此與軍事無緣，據說這與他屢吃敗仗、落下個“不能打仗的將軍”之名有關。
1929年3月後，王柏齡當選為國民黨的若干種委員會委員。雖然王柏齡被冷落，1936年7月國民政府頒發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十周年紀念勳章”，還是照樣發他一枚。退出軍界的王柏齡因失去實權，產生了失落感，為尋找精神寄託而皈依佛教，而修建憩園回歸揚州，亦與此心態大有干係。
《閒話揚州》幕後主角
上個世紀30年代，龍陽才子易君左寫的一本小冊子《閒話揚州》，引起軒然大波。由揚州極有聲望的婦女界領袖郭堅忍組織的“揚州究易團”，將易君左告上法庭。周佛海、薛篤弼、洪蘭友出面調解，都是無功而返。《閒話揚州》的案情最終峰迴路轉，扭轉乾坤的人就是王柏齡。
人們都知道，揚州人造易君左反的後台是上海的阮慕伯、揚州的戴天球，其實後台的後頭還有個一言九鼎、左右局勢的王柏齡。事實上，“閒話揚州”事件一開始就得到了王柏齡的暗中支持，只不過由於自己的身份特殊，而且同時為蔣介石得力助手的陳果夫正是江蘇省政府的主席，因此他只能躲在背後出謀劃策。
最後，易君左辭去了江蘇省教育廳主任職務，在《新江蘇報》刊登了一則啟事，向揚州人民作了道歉。易君左在啟事中提到，“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齡）先生本息事寧人之善意，愛惜君左之苦心，不辭煩累，毅然出面斡旋。”
重建五亭橋
五亭橋是揚州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歷經多次重建修復，其中揚州人王柏齡也曾組織五亭橋的重建工程，並親筆撰寫了《重建五亭橋記》。
1928年11月，擔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期間，王柏齡為家鄉揚州修復風景名勝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其中，招募整修了五亭橋、史公祠、小金山、法海寺、平山堂等風景名勝。還在長堤春柳東岸淨香園故址購地30畝，構築辛亥革命烈士熊成基紀念堂，即熊園。
文史專家顧一平說，1933年，王柏齡多方募集善款，重建五亭橋並撰《五亭橋記》，由陳含光楷書，王鈍泉勒石立於橋上。文中記載了重建五亭橋之經過：“首由胡筠（字筆江，時任中南銀行總經理）捐資二千元，次則汪詠沂（字魯門，揚州鹽商）、賈沅（字頌平，揚州鹽商）等或解義囊，或捐公款，由建設局長李楹主持工程，閱時六月，頓復舊觀，豈止湖山生色，今而後，民眾建設以此為嚆矢，後生美感由斯而作育則，捐資盡力之諸君子，其功誠足多也，鄙人等何與哉！”
1988年4月，旅居台灣的王柏齡長女王文漪發表了題為《五亭橋》的散文。她在文中寫道：“猶記童年時，橋上一座亭子也沒有了。據說毀於兵燹，後來還是先父邀約鄉賢鄉紳重整瘦西湖風景時重建的，才恢復舊觀。”
北伐軍展開攻城戰
1926年9月2日，唐生智、李宗仁、陳可鈺以及各部隊高級軍官舉行軍事會議，決定以第四軍、第七軍一部和第一軍第二師攻打武昌，第八軍攻打漢口、漢陽，截斷敵軍對武昌的增援。李宗仁為攻城司令，陳可鈺為副司令。
1926年9月3日凌晨，各部隊開始攻城，在武昌城門外發生激戰。吳佩孚軍在城垣及蛇山、鳳凰山以重炮、機關槍猛烈射擊，停泊在江面上的軍艦也發炮猛轟。至早晨6時，攻城部隊只得退回原來陣地，第一次攻打武昌城失利。
1926年9月3日晚，蔣介石、白崇禧等到達武昌余家灣車站。1926年9月4日召開攻城會議，限48小時攻下武昌。並發布懸賞攻城令。9月5日凌晨，第四軍、第七軍對武昌再次發起總攻，至當日中午，部隊傷亡過重停止進攻。
1926年9月6日，漢陽守軍劉佐龍陣前起義。7日，第八軍第二師渡過漢水，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已有兩鎮被攻占，吳佩孚逃往河南信陽，留下2萬多部隊死守武昌。
因北伐軍在兩湖戰場上取得勝利，孫傳芳無法保持中立，遂火速調集主力14萬人，集中江西，準備從側翼向已被北伐軍占領之兩湖進攻。張作霖派孫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見孫，表示北方勢力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制南方。孫於1926年9月8日致張電說：“願追隨左右，共挽頹局。”張於9月9日回電：“玉帥新挫，武漢已失。東南半壁，全賴我兄支柱。弟以大局為重，微嫌小隙，早赴東流。倘有所需，敢不黽勉。”孫傳芳對奉系的顧慮暫時消除，便集中全力於江西對付北伐軍。北伐戰爭的重心遂由兩湖轉移到江西。
正在萍鄉的蔣介石聞訊大喜，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安源煤礦，當晚出席了萍鄉各界歡迎會，並發表了演說。孫傳芳聞南昌失守，大為震驚。1926年9月21日，孫由南京趕到九江親自督戰。並迅即調遣精銳部隊第一、第二、第十三個方面軍從南北反攻，並明令鄧如琢於48小時內收復南昌。
北伐軍進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軍萬餘人，另有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師師長王柏齡沒有執行切斷南潯路的命令，使孫傳芳從容增援攻擊南昌及其附近的北伐軍。王柏齡進入南昌後得意忘形、夜宿妓院尋歡作樂，敵軍突然進攻，該師因軍中無主，與敵軍剛一接觸，幾乎全軍覆沒。王柏齡和黨代表繆斌隻身逃脫。1926年9月21日，北伐軍退出南昌。1926年9月22日北伐軍再次攻入南昌，24日又退出。鄧如琢部於24日入城以後，閉城三日，開始大肆捕殺配合北伐軍入城者。
黃浦系領導權的爭鬥
本來黃埔黨軍是應該稱為“蔣、王”、而不是“蔣、何”的。
王柏齡與蔣介石關係非同一般。兩人在保定軍校同時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學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東青島成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 蔣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王柏齡任參謀；後蔣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便電邀王到廣州，任大元帥府行營高參；後來成立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王柏齡的排名皆僅次於蔣。軍校正式開辦，他立即被委任為少將教授部主任。
當時蔣苦於人手不夠，正在極力網羅日本士官同學協助。聽了王柏齡的介紹，便以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身份，電召何應欽赴廣州；何到後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選軍校幹部，後出任軍校總教官，兼教練部主任，成為僅次於王柏齡的人物。
歷史偏愛有準備的頭腦。在挨過兩槍的何應欽，在一番跌盪起落之後，對歷史的機緣做好了充分準備。
黃埔黨軍之所以未能稱為“蔣、王”，而被稱“蔣、何”，問題皆在王柏齡自身。
王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依為心腹股肱的頭號人物。但他對教學興趣不大，成天不務正業，去廣州吃喝嫖賭，抽鴉片，每每有事找不著。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處在怎樣一個歷史關口，處於一個怎樣有利的地位；而在這個關口這個地位稍微謹慎一些、敬業一些、“每每有事”找得著一些，歷史將會向他提供多么豐厚的報償。
何應欽與王柏齡的不一樣，恰恰集中在這裡。他無不良嗜好，且以軍校為家，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無論上班下班，一找必到。於是蔣對何日加信任，開始把託付王柏齡的事交他去辦。何見蔣對自己如此信任，大為感激，帶領屬下劉峙、顧祝同、錢大鈞、陳繼承等一批軍事教官越乾越出色。蔣則更欣慰地認為總教官沒有選錯，兩人關係愈加密切。1924年底，黃埔組建黨軍，第一期畢業生編為兩個教導團，蔣任命何為第一團團長，王為第二團團長，何之地位開始超過王。
蔣的視線由王轉向何的關鍵，還是通過實戰。
1925年1月，陳炯明分兵三路進攻廣州，大元帥府成立東征聯軍， 分路迎擊叛軍。何應欽率領教導第一團沿廣九鐵路開進，擔任攻擊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齡率領教導第二團作為預備隊。這是黃埔學生軍成立以來首次投入實戰。何應欽為消除官兵緊張心理，率部一面行軍，一面搞野外演習，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隊還以為是實彈演習。結果攻擊淡水城第一團打得勇猛又放鬆。攻擊拂曉發起，正午突入城內，全殲守軍一個旅，繳槍千餘支。
第一團城內告捷，第二團卻城外敗北。王柏齡率領第二團沒用上攻城，卻與後續增援之敵遭遇。戰鬥一展開，王柏齡臨陣脫逃，第二團部隊立即敗退。何應欽得知城外戰況危殆，立即命令本團第二營營長劉峙率全營出城反攻。此時已是黃昏，敵軍在昏暗中以為出城部隊是逃出來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黃埔學生軍端著雪亮的刺刀衝鋒，措手不及，紛紛潰退。第一團完成了攻城任務又挽回第二團的頹勢，何應欽首戰告捷，名聲大振。
此役是黃埔軍生死存亡的關鍵。何應欽率領教導一團為決戰主力，於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與陳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戰鬥從拂曉直到下午4時。第二團由於行動遲緩，未能及時攻擊敵人側背，結果敵軍全力對付第一團。第一團迎擊十倍於己之敵，壓力巨大。雙方不顧一切，都將總預備隊全部投入戰場。至午後，何部官兵傷亡1/3以上，整個戰線開始動搖。一位營長見官兵傷亡將盡，失聲痛哭。幾股敵人衝到了指揮所附近。何應欽當年的司書回憶說：
“此次戰役，存亡之機，間不容髮！ 假如何先生，不決心犧牲自己，則陣線動搖，教導第一團，勢必全被敵人消滅；敵人便乘勢進攻我孤立無助的第二團，第二團亦被各個擊破，無法倖存。於是黃埔訓練數年的成績，殆不免同歸於盡，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認識到不是魚死就是網被，只有拚死一戰。他一面嚴令部隊不論傷亡多大，都須堅持，不容稍退；一面親率衛士隊機槍排反擊突入的敵軍。雙方犬牙交錯，險像橫生；戰況至為慘烈。幸而錢大鈞的第二團於下午5時繞過敵後，攻入敵司令部，直入夜幕，敵軍終於漸漸不支而退。
當然，關鍵還是黃埔軍能打，教導一團能打。作預備隊的粵軍許濟旅中午趕到，一個團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時就被敵人打癱了。教導一團卻連打帶頂帶反擊，任傷亡再大也堅如磐石。而黃埔學生軍的英勇善戰，從此威名遠播。
棉湖之役當天，蔣介石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皆在何應欽的指揮所。蔣事後雲 : “棉湖一役，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眾，御萬餘精幹之敵，其危實甚。萬一慘敗，不惟總理手創之黨軍盡殲，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復保。此戰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蓋在天之靈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戰若敗，黨軍盡殲，那么也就絕對沒有了後來的蔣介石。於是蔣將3月12 日作為紀念他與何應欽同生死、共患難的紀念日。
黨軍的“蔣、何”之稱，由此役後廣泛傳開。
孤軍突進被大罵
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開始北伐。葉劍英隨軍由湖南來到江西。
北伐軍攻占南昌後，敵人迅速組織優勢兵力進行反撲，北伐軍被迫退出南昌。這時蘇聯軍事顧問加侖將軍建議，停止進攻兩周，觀察一下形勢再打。但是第一軍總指揮王柏齡不聽加侖的勸告，為爭奪攻占南昌的頭功趕到前線，急於攻城。
葉劍英分析當時的敵我態勢，認為孫傳芳部據守的人數比中路軍多；地形條件也於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齡建議：
“南昌三面環水，如果敵人斷了我們的退路，進去了也出不來；我軍剛退，城內局勢不穩，暫不進去為好。”
王柏齡拒不採納他的意見，孤軍突進，結果孫傳芳來了個兩邊包圍，部隊損失慘重，倉皇撤出，王柏齡自己也隻身逃跑，險些當了俘虜。
葉劍英隨師到達，觀察戰場，看到孫傳芳部下陳調元的三個師據守鋪南一列高地，頑強抵抗。第七軍全線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這時，雙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戰鬥已近尾聲。
葉劍英看後便向代師長王俊說：
“他們已經打了三天三夜了，我們稍加點砝碼，敵人就退。”
他建議將部隊主力迂迴到敵人側後去，用一小部隊佯攻，命炮兵上山開炮，迫使敵人退卻，在運動中殲滅之，戰果必大。
王俊不聽，說：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結果將部隊全部拉到山上去，剛打幾槍，敵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敵人退了，我們追吧！”
看到這個不講戰略戰術的打法，葉劍英氣壞了，他強忍著憤怒說：
“還追個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經跑到幾十里路外了，什麼也繳不到。”
王俊不聽葉劍英的意見，在江西已打過一次敗仗，這次又打了個消耗戰，只繳到一個破炮筒。參戰的官兵都氣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揮無能，越發欽佩葉劍英的軍事才幹。
後來，蔣介石聽到王柏齡逃跑和王俊作戰無能的事，立即將王俊、葉劍英和團長薛岳叫了去，大發雷霆，罵王柏齡不是帶兵人才，並要撤王俊的職。蔣介石對葉劍英的才能很欣賞，想要拉攏他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錯了如意算盤。 王柏齡與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作為初級軍官學校，軍事學術、教材、操典、授課與訓練，皆為軍校辦學頭等要務，關乎師資積累及學員素養之形成與完備。過去因為偏重黨人辦校突出政治訓練，往往忽略軍事學術及其軍人素養之重要性。王柏齡將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雲南講武堂有著七年教學經驗，是那個時代中國國民黨中少有軍事人才，他參與並主持了黃埔軍校最初籌備與建校過程之所有重要事項，是黃埔軍校軍事學科創始人和奠基者，同時又是黃埔軍校之學科教材、兵科操典、課程設定與授課編制主持人和推行者，對於黃埔軍校早期軍事學科建樹有著特殊功勳。今年是王柏齡將軍逝世70周年，特此撰文以示追念。
一、雲南辦學，積累經驗
王柏齡（1889—1942）別字茂如，江蘇江都人。江蘇陸軍國小堂、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留東預備班、日本陸軍振武學校、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一期步兵科、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騎兵科畢業。王柏齡於1889年4月25日生於江都縣城一個貧民家庭，12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全靠母親程婉平氏含辛茹苦撫養成長。得鄉人資助，他14歲考入南京陸軍國小堂就讀，因成績優異，未及畢業即保送北洋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08年12月從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再因成績優良，考取留學日本陸軍公費生，先入日本陸軍振武學校完成預科學業，後入高田第十三野戰炮兵聯隊實習。其間王柏齡秘密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時，他與蔣介石、張群等回國參加光復寧滬之役，曾任民軍連長、團長、副官長等職。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繼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學習，1914年12月畢業回國。奉派赴山東參加護國軍，進行討袁（世凱）軍事行動。1916年3月，王柏齡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司令（居正）部參謀，代行參謀長職務，後任第一混成旅代理旅長。1917年1月應唐繼堯邀請赴昆明，任雲南陸軍講武堂戰術教官、騎兵科科長。參與籌辦雲南陸軍講武堂高等軍事學校，1919年9月任雲南陸軍高等軍事學校炮兵科科長、高級教官。1922年任雲南陸軍講武堂第十六期、十七期教育長，在雲南講武堂擔負教務職責近7年，積累了豐富的軍校辦學經驗。
二、籌建黃埔，功勳卓著
1923年4月應蔣介石電邀到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大本營高級參謀，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部（參謀長蔣介石）參謀處監軍。1924年1月24日任廣州黃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委員，輔佐校長在廣州長堤辦事處籌備軍校辦學事宜。此辦事處遂成為黃埔（軍校）的發祥之地，因為此後的第一至五期多數學生皆由此出發赴長洲島。其間蔣介石因故辭職離校，返回原籍奉化，並來信召喚其與沈應時返回浙江。王柏齡正欲起程時逢黨代表廖仲愷到軍校巡視，被勸告留下來繼續籌備軍校，並遵命給蔣介石去信請其回軍校。同年3月21日，王柏齡任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委員，兼任黃埔軍校教授部臨時主任，參與黃埔軍校各項籌備事宜，實際主持籌劃創校，擬訂教育綱領、教學計畫，編制操典課程，編撰術科教材。其間還與沈應時、王登雲處理軍校文案事宜。在雲南講武堂即受王柏齡器重的葉劍英，亦由其舉薦任教授部副主任。對於軍校幹部的遴選，經過登報徵召，於同年3月24日舉行考試，大部分系由王柏齡引薦的雲南講武堂畢業的學生，還有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出身的軍人。經戰術、套用戰術、交通、兵器、築城、國文等科測驗，最後由王柏齡與何應欽面試評分，遴選40－50名第一期隊官，再交校長蔣介石敲定，這批軍官成為黃埔軍校最初的教學訓練師資骨幹。同年3月27日，王柏齡奉命主持以廣州市文明路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為考試地點、舉行為期兩天的入學試驗，計有1200餘名考生投考，4月28日以考試成績擇優放榜，錄取正取生350名，備取生120名，後又增加20名，累計考取496名，號稱500學生。
面對籌備軍校千頭萬緒，王柏齡首當其事，因他既是中山先生委派的首席籌備委員（時人稱籌備主任），又於第一次校務籌備會議上，被推選為教授部臨時主任；再被委為入學試驗首席試驗委員，各種職責繫於一身，只能日夜兼程辛苦勞作。時任戰術總教官的何應欽，因後王柏齡一期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沒有擔負“籌備”與“試驗”兩委職責。總教官亦是既定教育綱領與訓練操典的具體實施者，因此在當時軍校之地位與作用，王柏齡所承擔的教育訓練責任比較何應欽更為重要，遂被時人稱譽黃埔建校功勳卓著者。
王柏齡後受命設計軍官與學員新軍服，以端莊、便利、經濟為原則，參照日本、法國、德國軍服，畫出樣式草圖。特點有七方面：一是翻領風紀扣子只有一個，對於喉管既衛生且俯仰自由；二是軍衣四個外袋，既可多裝物件又便利戰場需要；三是軍衣七扣，有別於日軍軍衣五扣；四是外皮帶，可掛刀袋和手槍袋；五是腳絆，採用黃色軍鞋和腳絆；六是軍服顏色，軍官採用黃綠色，學員為灰色；七是軍帽，設計樣式前高后低，配有帽徽位置，被稱為“軒昂的軍帽”。初期批量軍服皆由廣州沙面的日本洋服店依圖縫製。其次是配置的器具與槍械，學生的床，上課兼自習的桌椅，食用器具，被褥布袋，文書辦公用品等等，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事無巨細都由王柏齡親自設計，得出樣式再交軍需經理部門承辦。至於教材選編，更是由王柏齡編制，原先設計學制一年，後以戰時需要制訂教學綱領，設計六個月學期培養出火線急需初級軍官，隨之配備的戰術教程、兵器教程，初稿方案皆由其撰寫。
諸事敲定後，校址選擇迫在眉睫，在廣州城內巡視幾處，不是房舍不行，就是環境不好，校長蔣介石向眾人提議：“還有黃埔一處，明日坐船去看。”1924年4月中旬某天，王柏齡隨蔣介石、嚴重、鄧演達、王登雲等乘船一小時到達長洲島，環視舊校址房屋四進院落。房舍雖舊但大而多，王柏齡認為：“這裡辦學校好”，蔣亦以此地為然，返回辦事處後下令“十天遷進”，黃埔軍校選址遂確定於長洲島原廣東陸軍速成學堂舊址，並在1924年4月25日左右，租用若干“大紫洞船”，浩浩蕩蕩馳向長洲島。
1924年5月5日第一期學員入學訓練，教職官佐無帶家眷，以軍校為家，學員則八小時課業，八小時勞作，八小時睡眠。同年5月10日，王柏齡被廣州大元帥府大本營軍政部任命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教授部少將主任；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成立時，他任教授部主任，主持全校教務工作。正如他在回憶錄所述：“從開學這一天，就決定了三民主義的新生命，當時總理對黃埔的期望何等重大，要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當作我們的責任，尤其我們第一期的同學及當時的官長，親聞總理訓教，能不刻骨銘心？挑起中國的擔子，依著總理開學當日指示的方向前進”。他主持的教授部，“在任務繁多的複雜情形下，不能放鬆的是教育，教育和教授二字意義不同，教授是側重學識的教育，教育不僅是教學，不要訓育學生成為革命鬥士。”教育綱領與計畫制定實施了，另一個問題又來了，哪裡去找能使學生六個月畢業的軍校教科書呢？在他的謀劃下，將一般軍校兩年三載的教材，擇其精典濃縮於六個月，集重點於戰略、戰術和戰鬥的要領上。準備六個月內教育訓練好一支以一當百、克敵致勝的真正革命軍，真是一分鐘也不能浪費！為後來歷史所證明，黃埔軍校真的做到了“造就五百人的革命軍”！開啟了黃埔建軍（國共兩支軍隊）、國民革命北伐之歷史新篇章。
王柏齡在其間還撰寫了教授部承擔的兵器教程、軍校章程和服務細則，開啟黃埔軍校最初之建章立制。從籌備到建校半年來，他每日工作17、8小時，辦校與治學更是“夙夜匪懈，勤教嚴繩，以身作則，以身示範”。1924年11月，王柏齡任黃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教育長，因其辦學經驗豐富，教學訓練有條不紊，時有稱譽“南王北蔣（百里）”。
黃埔軍校決定組建教導第二團，1924年12年2日，王柏齡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團長。1925年1月率部參加第一次東征作戰。1925年1月，他任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校長辦公廳教育長。1925年1月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特別黨部組織委員。1925年2月15日任命為黃埔軍校（第二期）校本部參謀長。1925年4月主持籌組以中國國民黨人為主的黃埔軍校“中山主義學會”（後改為孫文主義學會），與中共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分庭抗禮而對峙。
因胡謙請病假，1925年7月9日，王柏齡被任命為代理黃埔軍校教育長。同年9月13日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黃埔軍校特別區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同時兼任組織委員。1925年9月13日被任命黃埔軍校籌備校史編纂會審查員。1926年1月任黨軍教導師師長，同年3月“中山艦事件”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後任第一軍副軍長，一度代理軍長職。
三、指揮失利，轉從政務
1926年7月，王柏齡任國民革命軍北伐總預備隊總指揮部指揮官，率部先後參加湖南汨羅江會戰、鄂南戰役、江西戰役等，在南昌戰役因指揮失誤被撤職。唐繼堯去世後，其部下四位軍長爭奪滇省軍政首席，1927年4月，王柏齡受蔣介石委派赴雲南宣撫，以中央代表身份說服其他三位軍長，推崇龍雲主持雲南軍政事務。1927年8月1日龍雲宣誓就職時，王柏齡代表國民政府監誓。
1928年3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遷移南京，王柏齡再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授部主任。同年11月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任省政府建設廳廳長。1929年3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1931年1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及中央政治會議候補執行委員。1932年1月當選為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1936年7月9日獲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勳章。
王柏齡平生喜好翰墨詩文，原江都縣黨部“中山紀念堂”為其手書。他為鄉間倡募修建：史公祠、五亭橋、熊園、法海寺、平山堂等處。抗日戰爭爆發後，王柏齡發起倡議集款購買飛機捐獻國家，由江蘇各界組成獻機團體，他被推選為團長，很短時間內籌募款項可購買7架戰機。
1938年12月，王柏齡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邀請撰寫《黃埔開創之回憶》，刊載於《黃埔季刊》，為黃埔軍校研究留下珍貴資料。他晚年寓居賦閒，淡泊名利，信奉佛教。其潛心研究佛學，具有高深佛學修持。
1942年8月26日（農曆七月十五日），王柏齡因病在成都逝世。其辭世前三天，預知大歸之日將至，特叮囑其學生方超（字仲文，時任成都市警察局長）和黃仲翔（時任四川省政府社會處長）為之準備後事，並囑屆時邀請高僧誦經，以僧衣入殮，果然到了預定時間，其在誦經念佛聲中含笑坐化，時人莫不為之稱奇。抗日戰爭勝利後，江蘇各界人士在南京發起恭迎其靈骨返鄉公葬，並舉行追悼會，遺骨暫存祀於揚州城內旌忠寺，1947年春安葬於揚州瘦西湖畔之熊園。“文革”中墓園被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