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器(1912年~1998年),重慶江津人,著名國學大師。1933年江津中學畢業後,相繼入重慶大學高中部、川東師範學校(即川東師範學堂)學習。1940年在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次年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4年畢業後,歷任四川大學、成華大學、北京大學、政法學院講師、副教授、教授。他早年讀書,即對文化遺產進行鍥而不捨的研究。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講授《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史籍,逐漸成為有名的國學專家。北平解放後,參加《杜甫集》和《水滸全傳》的整理工作。1954年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學古籍刊行社後,著力於文學遺產的整理工作。王利器著作眾多,另有單篇論文約百萬餘字發表。1979年離休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和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著述宏富,逾兩千萬言,號稱兩千萬富翁。
王利器(1912-1-28~1998-7-25),字藏用,號曉傳,四川省江津縣(現屬重慶市)人。治學受乾嘉學派影響以實事求是、理論兼賅為主,不求速成。長於校勘之學,著有《王利器自傳》等30餘種,另外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機構翻版者約在10數種以上,國內外報刊對其著作及人品評論推崇者甚多。
1912年生,1931年考入江津中學,畢業後考重慶大學高中部。高中畢業後,在達材學校教審半年。後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時所寫論文《風俗通義校注》。被學校推薦參加國民政府第一屆大學生畢業會考,以滿分公布為“榮譽學生”。在川大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選定《呂氏春秋》為研究題目,用註疏體撰寫,並取高誘序意,定名為《呂氏春秋比義》,歷時三年,方乃脫稿。約二百餘萬言。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回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華大學教授。日寇投降,北大復員,應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開設校讎學(四年級必修課)、專書(選修),並擔任大一國文課,所講授的專書有《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解放後,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藝術局組織整理中國古典文藝叢書,應邀參加《杜甫集》、《水滸全傳》兩書整理工作。後調文學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時,重新整理出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勞動,仍然矢志不渝,鍥而不捨,偷閒讀書,埋頭著述。“四人幫”垮台後,接連出版十餘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王利器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時,寫成《文心雕龍新書》,謂如先秦古籍一經劉向校讎,遂稱之為“新書”。法國,巴黎大學北平漢學研究所即將《文心雕龍新書》收入《通檢叢刊》出版,時1943年5月。這是王氏問世的第一部著作。因國內罕見其書,於是又將《新書》重新改寫為《文心雕龍校證》,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王氏之於《文心雕龍校證》,校讎諸本。博採群書,上下求索,理證兼賅,每定一字,下一義,一是以歷史之總和為準,力求有合於劉勰原書,而無害於天下後世。如《隱秀》篇,傳本中間脫一頁四百字,明人偽補四百十宇,黃侃據張戒《歲寒堂詩話》引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以為“此真《隱秀》篇之文”,輒改寫一篇;而不知宋人陳應行《吟窗雜錄》三七引“文之精蕤,有隱有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也”,四句二十六字,正在今本篇首一段中,是宋人所見本首尾與今本相合,特中間四百十一字為明人偽補,於是不從黃侃之改寫而仍舊貫焉。又如《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劉氏以為“常言”,世所共識,故未詳言其故。自清人阮元、阮福父子倡言文筆之分,後有作者,言人人殊,譬猶治絲而棼之,益使人疑。王氏乃據日本弘法大師造《文鏡秘府論》西冊《論文筆十病得失》引《文筆式》、《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四《悉曇輪略圖鈔》卷第七引游(源為憲雲)及《里書》,而知所謂“文者,詩、賦、銘、頌、箴、贊、序、誄等是也;筆者,韶、策、移、檄、章、奏、書、啟等也。即而言之:韻者為文,非韻為筆。”其言明且清,於是撰為,《文筆新解》(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曉傳書齊文史論集》頁243—251),以證成劉氏之說。凡此俱足為劉勰之功臣,讀者之益友。因而《人民日報》評介為:“《校證》出版,《文心雕龍》才有可讀之本”(1980年12月26日第八版《文藝新書》)。台灣、香港出版界聞風相悅,至有四家出版社(台灣:成文書局、宏業書局、明文書局,香港龍門書店)爭相翻印,以滿足海外讀者之需要。(王貞珉)
7歲入家辦庭訓學校,讀四書五經古詩文。20歲考入江津中學國中,後入重慶大學高中部,畢業後在達材學校教書半年。又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於1941年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哲學組從湯用彤、傅斯年讀研究生。1944年任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講師,兼成華大學教授。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學系講師、副教授。1952年任北京政法學院副教授。1954年調人民出版社至今,兼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西北大學中文系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學會顧問、《紅樓夢學刊》編委等職。治學受乾嘉學派影響以實事求是、理論兼賅為主,不求速成。長於校勘之學,著有《風俗通義校注》、《呂氏春秋比義》、《文心雕龍新書》(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1949年出版)、《鹽鐵論校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越縵堂讀書簡端證校錄》、《文心雕龍校證》、《文鏡秘府論校注》、《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九齋集校訂本》、《宋會要輯補》、《道教大辭典》、《水滸大詞典》、《新語校注》、《繹史》、《葛洪論》、《顏氏家訓集解》、《呂氏春秋註疏》、《王利器自傳》等30餘種,另外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
一副對聯獲名聲
1912年,王利器出生在四川江津一個富裕家庭中。父親王章可是前清官員,參加過四川保路和反對洋教活動,在鄉里頗有威望。老人家性喜讀書,在家裡購置了不少書籍,用有光紙印刷的洋版書,如赫胥黎《天演論》、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等;有用毛邊紙印刷的土版書,如鐘雲舫《振振堂集》等。
王利器從小就在父親的藏書樓上遊玩嬉戲,耳濡目染之下,不僅激發了一生不懈的讀書心,也培養出高過同輩的不凡手眼。
王利器的啟蒙老師,是清代秀才劉昌文先生。在老師那裡,他從《四書》、《五經》學起,到《古文觀止》、《聲律啟蒙》、《幼學瓊林》、《賦學正鵠》、《白香詞譜》,後來又學習《綱鑑易知錄》、《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先是死記硬背,等上了路,就開始試著提筆做文章,學習對對子、做詩、做四六、做律賦等。十三年的私塾教育為王利器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4年,20多歲的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學,正式接受現代教育。入學之初,三年級一位同學去世,學校舉行追悼會,王利器代表一班新生送了一副輓聯:
逢君卻又別君,嘆砥礪無緣,紅樹青山人已去;相見爭如不見,恨文章憎命,素車白馬我方來。
這副輓聯文字典麗、對仗整齊,當時追悼會上送輓聯者不下百餘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聯均略有不及,一時競相傳誦、聲名鵲起。
王利器三年級時,適逢蜀學名家吳芳吉到江津中學當校長。吳芳吉是個非常勤學的人,每天早晨三點鐘就起床讀書,也要求全體學生同時起床自習。正是這樣的嚴師督導,培養了王利器後來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積年不綴的審慎態度。當時,吳先生的校長辦公室兼寢室正好在三年級學生寢室的對門,王利器經常和同學過去請益,發現吳先生案頭總是放著兩部書:一部《淮南鴻烈集解》,一部《杜詩鏡銓》。受其影響,王利器也買了部《淮南鴻烈集解》來讀,自己試著用水彩畫紅色來斷句。
蜀中得遇眾名師
不久後,東北三省被日軍侵占,北大、清華、交大受時局影響都沒有在重慶設考區。王利器於是西上成都,考取了四川大學中文系。四川大學前身為著名的尊經書院,名師宿儒,匯聚一堂,蔚為蜀學中心。中文系以張頤為首,有龔向農講《三禮》,林山腴講《史記》,周癸叔講詞律,向先樵講《楚辭》,祝屺懷講《資治通鑑》,李培甫講《說文》,趙少鹹講《廣韻》,龐石帚講《文心雕龍》,蕭仲綸先生講《詩經》,曾宇康先生講《文選》……王利器遊藝於眾多名師之間,讀書治學。
大學三年級時,向宗魯先生從重慶赴四川大學任教。向宗魯是一代名師,曾在成都存古學堂與蒙文通、彭雲生、曾宇康諸先生共同學習,他對王利器的幫助很大。後來戰事日深,四川大學為避敵機轟炸遷校峨眉,向宗魯安排四年級學生寫畢業論文。王利器寫出了《風俗通義校注》一文。此一專著,不僅反映出他此時業已熟識校勘之法,具有了很豐富的典籍知識,而且也標誌著他慢慢走上了校勘、考釋古籍這條艱苦的學術道路。
上世紀四十年代,王利器考取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先生,從此踏上了治學新階段。問學古人、對策時賢,成了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生活。而作為傅斯年唯一的一個研究生,入學三年之後(即1943年),他提交出一份優秀研究成果——《呂氏春秋比義》,共二十四冊,約莫兩百萬言,榮獲當時教育部頒發的最高獎。
運恩師靈柩回鄉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里閉門讀書,忽然從四川峨眉傳來了乃師向宗魯先生逝世的驚人訊息。噩耗傳來,王利器悲痛不已。這時,遠在巴縣龍鳳場小灣的向師母牟紅儀女士也拍來了電報,希望王利器能去一趟峨眉,把向宗魯的靈柩送到故里安葬。王利器立刻拿著電報嚮導師傅斯年先生請假,辭別赴川。
到了峨眉後,見過向先樵、程天放諸先生,辦過交涉,學校補發了一個月薪水約三百餘元,另發派一個校工老史陪王利器一道扶靈去小灣。但是,學校補發的微薄薪金僅夠從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費用,包括租船費在內,而從中渡街到龍鳳場小灣,還有好幾十公里的旱路,因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這段旱路所需的費用將比水路行船更高。王利器把心一橫,一行人在平羌江畔登上了船。船入大江,從道土罐過魚叉寺,一路險象環生。歷盡艱難到達目的地宜賓。這時,後面的路費又成了問題。
在此之前,王利器曾為重慶一個財閥寫過墓志銘,獲贈了一筆為數可觀的潤筆之資。他將這筆錢作為股金與幾個朋友合夥在江津開設了創業銀行。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索性搭乘小火輪到江津,把全部股金抽出作後面的路費,又在橫街子找到經營煙業生意的親戚趙楚翹打點勞力。不久,他們組織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隊伍,或抬靈柩或挑書箱,與老史和太公等會合後,浩浩蕩蕩地上路了。
見過師母和太老師,安置好靈柩,布置好了靈堂,此事才算完結。這段歷時一個多星期,行程近五百多公里的艱難旅程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王利器憶起晉荀息的一句話:“死者反生,生者不愧。”時在成都的龐石帚先生聽聞這件事,寫了寄調《木蘭花慢》以記之:
傍青峰望遠,亂雲外、故人稀。似海燕飄零,荒椽愁寄,殘社須。征衣。對花濺淚,夢羌村、何地浣塵緇。眼暗黃壚舊影,鬢添明鏡新絲。
峨眉。多事買筇枝,山鶴怪眠遲。剩燈床亂帙,禮堂誰寫,穗帳空披。淒淒。一棺水驛,費侯芭、雙袖萬行啼。魂斷平羌月冷,夜深來鑒虛帷。
詞中以侯芭負土起墳,安葬楊子云事為典故,盛讚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浩劫過後驚人成就1945年畢業後,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聘為講師,兼任光華大學教授。他把《淮南子》作為必讀之書。每有所思,輒於書眉頁腳之間興酣落筆,積年來倒也頗有所得。有一次,他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劉殿爵所長之邀前去講學。交談之間劉殿爵問及“磬龜無腹”一語的出處,王利器很快根據《淮南子·覽冥篇》找到了答案,令劉先生欽佩不已。
1957年,王利器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還受到了多次的批判。一大家子從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中被趕出來後,積存多年的三萬餘冊古書,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佳刻等,被抄沒一空,幾十年來抄錄的數萬張卡片也蕩然無存。然而王利器卻仍然一心著述。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利器先生平反了。當別人還在撫今追昔、感時傷世之際,王利器已經開始對自己舊稿的整理工作。他笑稱自己是浩劫中的老運動員,也是人生路上的老運動員,要“將壽補蹉跎”,以勤勉不懈之功儘量挽救虛度的大好光陰。
於是,在學術殖荒之年,王利器竟陸續交出了十餘部書稿:《文鏡秘府論校注》、《九籥集》、《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等,其數量之大,質量之高,涉及面之廣,在當時幾乎無人能及,引起世人的驚嘆。
許多學界同仁跟王先生開玩笑,說他這幾年豐收了,成了“兩千萬富翁”,意思是說他發表的著述眾多,起碼有兩千萬字之多,堪稱富翁。這個特殊的稱謂迅速流傳開來,一時傳為美談。但他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甘願在陋室書齋中閉門而讀,與前賢往聖神意交接,也是因為他擁有如深淵大澤的心境,捨得拋下浮名拋下功利,投身平凡瑣碎卻扎紮實實的事業。正如王利器的字“藏用”和他為自己書齋起的名:“善藏其書,所以善待其用”。
幹校生活
“文革”之初,王利器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打擊。他的一家從北京大學教授院被趕出來,家藏3萬餘冊古籍也全部沒收(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珍本書,如敦煌子、寧元刻本等),有的甚至被江青和康生巧取豪奪,歸為已有。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先是說他走“白專道路”,是“反動學術權威”, 被關了三年多“牛棚”;後下放文化部“五七幹校”,名為“接受再教育”,實為勞動改造,虛度了四年。他總以道家人生態度處世,“呼我為牛吾應之,呼我為馬吾應之”,才倖免於更大災難。
在向陽湖,王利器由於年紀偏大,下地幹活少一些,多數時間留在食堂燒開水,他總算沒拖垮身體。有時星期天自由活動,他便去甘棠買點付食,打打牙祭;有時從王六咀上船,花二毛錢過一次擺渡去鹹寧縣城,也挺有意思的。令王利器傷感的,是連里抓“五一六”期間,天天斗,“逼供信”,甚至打人打得慘叫,搞得人人自危,彼此防範很嚴。
相比之下,他最難忘的,是鹹寧的老鄉給了文化人許多照顧。例如,當地民眾並沒有把一下子蜂擁而至的陌生人當作什麼負擔,更沒有視作對立面的“勞改”對象。初到幹校,沒有房子住,十幾個人擠住一間大房子,睡統鋪,老鄉為給幹校分憂,就一戶戶騰出自已的空房;幹校人不會幹農活,老鄉便手把手教。就連有的老鄉子女結婚,也會提前通知文化人,當“上賓”請吃喜酒。要知道,這種禮遇給“五七”戰士們曾帶來多大的精神慰藉!而文化人卻沒有回報什麼,說心裡話,對老鄉是欠了賬的,事後想起來仍然十分慚愧。
幹校中期,王利器和一批“老弱病殘”從向陽湖轉到了丹江,他被安排和大翻譯家金人住在一起,據說是出於特殊的考慮,因為二人以前不太熟悉,沒有“共同語言”,便於軍宣隊管理。那時,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正在文藝界大受批判,譯者金人感到十分壓抑,心力交瘁,因病危住進均縣人民醫院。王利器被連里安排“陪住”,照看了好幾天,但由於小地方條件差,醫療水平低,剛過花甲之年的金人很快便告別人世,連死因都沒弄清楚。王利器在那裡還記過一本日記,可惜後來沒時間整理出來。
1912年出生。
7歲入家辦庭訓學校,讀四書五經古詩文。
1944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後,回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任教。兼任成華大學教授。
1946年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圖書館學系講師、副教授。
日寇投降,北大復員,應聘到北大中文系任教,開設校讎學(四年級必修課)、專書(選修),並擔任大一國文課,所講授的專書有《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解放後,仍留北大任教,文化部藝術局組織整理中國古典文藝叢書,應邀參加《杜甫集》、《水滸全傳》兩書整理工作。後調文學古籍刊行社,即於是時,重新整理出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 1952年任北京政法學院副教授。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十年浩劫,下放勞動,仍然埋頭讀書著述。“四人幫”垮台後,接連出版十餘部著作,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1977年以來,王先生提前退休,從此以著述講學為務。
1985年,他受邀去日本各大學作巡迴講演,引起強烈反響。
步入耄耋之年後,他還擔任了五千年中華文化經典《傳世藏書》的主編,執“集庫”總集之牛耳。
1998年7月25日去世,享年87歲。
王利器讀書方法——“單刀直入”、“雙管齊下”
王利器讀《呂氏春秋》、《鹽鐵論》、《風俗演義》等重要書籍時,用“單刀直入”法:把一本書從頭到尾反覆研讀,直至弄通吃透了,再去讀其他的書。此法目標明確、精力也集中,亦即清曾國藩所講的“扎硬寨,打死仗”。有時,他重點讀一本書,同時結合讀一些相近的書,此之謂“雙管齊下”法。例如,研讀《文心雕龍》時,又兼讀《文鏡秘府論》;研讀《水滸全傳》時,又同時讀《紅樓夢》。所謂“雙管齊下”往往有一個中心,並圍繞中心兼讀。這樣既讀了重點書籍,又讀到了大量輔助書籍,既有了精又有了博,點面一體,相得益彰。
另外發表古典文學論文百餘篇。
其著作被港台出版機構翻版者約在10數種以上,國內外報刊對其著作及人品評論推崇者甚多。
已 刊
1、文心雕龍新書 1952年 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特輯
1982年台灣宏業書局
2、 文心雕龍校正 198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台灣明文書局
1991年 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77年 中流出版社(香港)
199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 1957年 古典文學出版社
7、 鹽鐵論校注 1958年 古典文學出版社
8、 鹽鐵論校注(修訂本) 1983年 天津古籍出版社
9、 鹽鐵論校注(定本) 1992年中華書局
1982年 台灣明文書局
10、 文則·文章精義(點校·署名劉明輝)1960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
11、 苕溪漁隱叢話(點校·署名廖德明) 1962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
13、 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 1993年 中華書局
14、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校錄) 1980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15、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校錄) 1983年 天津古籍出版社
16、 風俗通義校注 1981年 中華書局
1982年 台灣明文書局
17、 風俗通義(點校) 1996年 《傳世藏書》
18、 文鏡秘府論校注 1983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 文鏡秘府論校注(訂補本) 1993年 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 鄭康成年譜 1983年 齊魯書社
22、 九龠集 (集錄) 1984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3、 歷代笑話集續編 1985年 春風文藝出版社
24、 新語校注 1986年 中華書局
25、 耐雪堂集 1986年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年 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8、 王利器論學雜著 1990年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29、 曉傳書齋集 1997年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0、 漢書古今人表疏證 1988年 齊魯書社
31、 漢書古今人表疏證(訂補本·喬仁誠索引)
1990年 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