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意見

獄中意見

“獄中八條”,是《紅岩》的主要作者羅廣斌從監獄裡帶出來的,於1949年11月27 日從歌樂山下那個人間魔窟突圍脫險出來後的第28天,即1949年12月25日,他把寫的一份2萬多字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況的報告》,交給重慶市委。其中第七部分便是這份《獄中意見》,一共有八條。此文獻為白公館渣滓洞中帶出的重要黨史檔案,是獄中一批中共黨員向黨表達的《獄中意見》,是烈士們語重心長的“最後囑託 ”。

他們總結歷史經驗,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於黨:切實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這份意見和建議共八條,也稱“獄中八條”: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這個材料於1989年首次披露,意在告誡全黨,且行且珍惜,不忘烈士的鮮血重託,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獄中意見
  • 屬性:黨史資料
  • 又名:獄中八條
  • 見證人物羅廣斌
  • 講述者:厲華
  • 地點白公館渣滓洞
歷史背景,主要內容,歷史意義,歷經人物,檔案解讀,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鬥智,獄友治病,叛徒下場,秘密報告,現實意義,

歷史背景

1948年9月,共產黨員羅廣斌因叛徒出賣被捕,隨後被關進渣滓洞監獄樓上七室。同室有一位囚犯張國維,直接領導過羅廣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務看守不注意,兩人悄悄交談。張國維十分冷靜地分析羅廣斌的情況。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基於此,張國維估計羅廣斌最有可能活著出去,他叮囑羅
廣斌要注意蒐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從此,羅廣斌肩負著這項特殊任務,作了一個有心人。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在這裡,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王朴陳然等進一步結成生死患難之交,進行過多次深入的討論。“11·27”大屠殺那天子夜,當渣滓洞的屠殺火焰還在燃燒之際,在白公館的羅廣斌帶領尚未被殺的十多位難友,乘敵人疏於看守之機,冒死突圍,三天之後迎來重慶解放。羅廣斌終於活著出來,得以向黨報告烈士們的最後囑託。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為了執行難友們的囑託,羅廣斌每天夜晚趴在地鋪上奮筆疾書,追記和整理同志們在獄中的討論和總結。到12月25日,即大屠殺後的第28天,重慶解放後的第25天,羅廣斌的這份名為《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寫成,上報給中共重慶市委。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獄中同志們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訓。 1948年由《挺進報》事件帶來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大破壞,主要是由於幾個主要領導幹部相繼叛變,才造成一度難以遏止的破壞勢頭。叛徒人數很少,只占被捕人數的5%,但是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報告》著重揭露了幾個叛徒的內心世界和蛻變規律,久遠地警示革命後來人。
《報告》指出:“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戀愛問題、私生活問題,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往往決定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是否忠貞。”個人私生活和革命大節之間往往並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眾多烈士和少數叛徒加以比較,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烈士們都有著豐富的感情世界,他們熱愛生活,眷戀親人,喜怒哀樂,有血有肉。江姐的遺書、藍蒂裕的《示兒》詩,以及許許多多烈士的遺書遺言,反映了他們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幾個叛徒的一個共同特點,恰是在這幾個問題上過不了關。獄中同志通過討論還提出“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這裡前半截是指川東地區黨組織在貫徹執行“隱蔽”政策中搞“右”了;後半截是指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搞“左”了。對此,至今在當年親歷的老同志中和黨史學界還存在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這裡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左右搖擺,特別是不要以為越“左”越革命,這一個基本觀點很是難能可貴,有著深遠教育意義

主要內容

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
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
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五,切勿輕視敵人;
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
八,懲辦叛徒特務。

歷史意義

”獄中八條意見”,文字雖然簡單,意義卻很深刻。這雖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但是至今沒有失去光輝。這是獄中同志總結自己的切身體會和慘痛教訓,進行了深沉的思考和認真的總結,才提出來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充滿血淚的字裡行間,有悲憤,有憂慮,有思考,有希望,卻沒有一點頹傷和灰心,充分表現了這群共產黨人的大無畏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這是他們在走向刑場前,向黨組織表述的赤膽忠心和殷切希望。這樣的共產黨人的氣概和精神,真是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讀來,依然催人淚下,令人振奮,發人深思。對我們這些親臨過那時鬥爭的人,特別是擔任過領導工作的人,更有深切的領會。
重慶紅岩烈士紀念館:獄中八條重慶紅岩烈士紀念館:獄中八條
其中第一、第三、第六條,都是針對當時黨內的確出現過的現象——幾個雖是老革命然而生活開始特殊化(還說不上腐化墮落),喜歡自我吹噓(也說不上製造個人迷信),終至被捕後不久,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下,經受不住生與死的考驗,向敵人屈膝投降,成為叛徒,供出了黨的組織和黨員,使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同志被逮捕,其中絕大多數都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那個魔窟里英勇就義了。許多烈士驚天動地的英勇鬥爭事跡陳列在展覽館裡,他們真的無愧於 “特種材料做成的”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他們清醒地看到,作為地下黨的領導幹部,只要生活腐化,搞個人迷信,哪怕只是在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上有問題,也可能在嚴峻的鬥爭面前,經受不起考驗,終將成為革命的叛徒。所以他們建議加強黨內教育,特別是革命氣節道德教育,注重實際鍛鍊,嚴格組織紀律,實行整黨整風。陳然烈士說:“礦砂經過提煉,才能生出金子”。領導獄中鬥爭的許曉軒烈士的“唯一意見”是:“特別注意黨員的審查教育,防止腐化,絕不容許非黨思想在黨內蔓延”。他們說的字字血淚,都是金石之言。
當國家在民族危亡之際,就是因為有這樣一群英勇奮鬥,不怕犧牲,背負著民族的苦難和人民的希望,集科學理論、崇高理想、堅強黨性和傳統氣節道德於一身,真正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甘灑熱血寫春秋”的革命家。他們以天下為己任,解人民疾苦,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前仆後繼地鬥爭,才帶來今天的新中國。

歷經人物

羅廣斌(1925-1967年):《紅岩》作者之一,1948年被捕後先後被囚於渣滓洞、白公館。1949年“11·27”大屠殺之際,越獄脫險,隨後為執行難友們的囑託,寫成《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披露了“獄中八條”。
江姐:曾用名江志煒。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大山鋪鎮江家灣的一個農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與彭詠梧結婚,婚後負責中共重慶市委地下刊物《挺進報》的組織發行工作。1948年,彭詠梧在中共川東臨時委員會委員兼下川東地委副書記任上戰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萬縣被捕。被關押於重慶軍統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仍堅不吐實,1949年11月14日被敵人殺害並毀屍滅跡。同志們習慣稱她江姐,以表敬愛之情。
楊虞裳:重慶銅梁人,黨內化名艾英。1947年任中共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分管開縣和雲陽工作,彭詠梧犧牲後,任川東遊擊縱隊政委,領導了下川東雲陽龍壩暴動和開縣“三二九”運動。1948年6月在開縣被捕,囚於渣滓洞監獄,經受了灌水葫蘆、老虎凳、釘竹籤子、烙鐵等酷刑,腳被弄殘、眼睛幾乎失明,仍堅持獄中鬥爭,是獄中鐵窗詩社的發起人之一。1949年11月14日犧牲於電台嵐埡刑場,時年30歲。
黃顯聲(1896年12月18日—1949年11月27日),漢族,遼寧省岫巖人。在瀋陽打響了抗日第一槍,是東北義勇軍的締造者之一。黃顯聲是東北軍高級將領中最先接受黨的領導者,並於1936年8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後被國民政府扣押,1949年11月27日被殺害於重慶白公館監獄。

檔案解讀

1992年,時任重慶市委黨史辦副主任的胡康民,交給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館長厲華一疊資料,就是這份塵封多年的珍貴史料,解開了很多《紅岩》的未解之謎。資料里,有當年白公館、渣滓洞每間牢房關押人員的名單;有當年殉難者名單;有烈士評定的原始資料;還有一些脫險志士寫的書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紅岩》作者之一羅廣斌寫的《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下稱《報告》)。
報告原件共15頁,包括七個部分,分別是:一、案情發展;二、叛徒群像;三、獄中情形;四、脫險人物;五、六部分缺失;七、獄中意見;後來又發現了一份羅廣斌寫的“自我檢討”。這就是“獄中八條”的由來。
“獄中八條”缺失兩部分,厲華說,在羅廣斌的“自我檢討”里,專門記錄了“特務罪行”和“烈士典型”,這應該就是缺失的兩部分。因此判斷“特務罪行”可能當時被公安機關拿去用於抓捕特務,“烈士典型”則可能被歸檔到烈士資格評定的卷宗里了。

叛徒群像

“獄中八條”有一個部分寫“叛徒群像”,正是這些叛徒,讓很多革命志士身陷囹圄。川東地下黨有十幾個叛徒,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黨的紀律不以為然。第一個叛徒任達哉,1946年重新恢復黨籍時,沒有如實談出自己在執行黨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時,為獲得生活來源參加軍統情報通訊員的經歷。
劉國定貪戀城市工作,不服從黨組織調到基層工作的命令,被捕後苟且偷生。叛徒塗孝文,面對黨組織被破壞,不執行立即轉移的要求,被特務給逮住。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經對人說,“共產黨員在民眾中起領導作用,以身作則的態度是裝出來給民眾看的。”

獄中情形

羅廣斌在報告中記錄了發生在渣滓洞監獄的最大一次獄中鬥爭——追悼會。合川龍光章是新四軍漢江獨立旅戰士,1946年8月在湖北房縣突圍戰鬥中負傷被俘。1948年12月,龍光章因生病拖了幾個月無人治療,最終死亡。羅廣斌這樣描述:“他死了,牢里空氣很沉重。”獄中發動絕食,要求開追悼會,最後獄方讓了步,買了棺木、火炮。難友寫了很多草紙做的輓聯,扎制了很多黑紗。
渣滓洞監獄還發生過另一次大規模的鬥爭,就是春節聯歡會。難友們在牢房門口貼上用草紙做的春聯。歌樂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參禪”,橫批“極樂世界”。

獄中鬥智

“革命志士在獄中鬥智鬥勇,積累了很多鬥爭經驗。革命者被捕後,並非什麼都不說,也不是打死也不說,關鍵看怎么說,怎么能自圓其說而爭取被釋放。應付特務審訊,地下黨採取了“說大不說小”(即說一些最大的領導,敵人無法抓)、“說遠不說近”(當地的絕對不說,說外地很遠的,或說些不著邊際的)、“說死不說活”(只說過去很久,已經犧牲的)的辦法與特務鬥爭。

獄友治病

“烈士典型”里,有雷震華健齊亮苟悅彬鄧致久……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萬縣縣委書記雷震,1948年6月被捕關押於渣滓洞。黃茂才是渣滓洞被爭取過來的一個看守,也是獄內外黨組織聯絡的一個重要人物。雷震請求他變賣自己的結婚戒指,並買回藥品,為獄中難友治病。1949年10月28日,雷震犧牲於大坪刑場。
苟悅彬是第21兵工廠地下黨組織骨幹人員,當他傳閱《挺進報》時被特務發現。但為了保全黨組織,堅持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最後死於“11·27”大屠殺。
齊亮殉難時年僅27歲,他於1948年與妻子在春熙路雙雙被捕。當特務給他兩條路,“一條是自新,一條是長期監禁”,齊亮回答很乾脆,“我選擇後面一條。”後來,犧牲於電台嵐埡刑場。
血淚囑託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里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索性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么能形容得出來呢!”
1949年報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兩三天后,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我們邊哭邊喊,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1957年後說起這句話,劉國?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訊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949年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導了人們在電台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里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後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岩》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叛徒下場

劉國定:叛徒劉國定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冉益智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後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箇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台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共黨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余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楊進興: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乾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蔔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徐貴林: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岩》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就當作一般俘虜資遣了。徐貴林偷偷潛回重慶南岸彈子石地區,挑起菜擔子,走背街串小巷賣起菜來。他滿以為在彈子石這樣的偏遠郊區是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但公安機關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並迅速實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慶解放碑前召開千人民眾大會,重慶市軍管會當場宣布了對徐貴林執行槍決的命令。
徐遠舉:現實中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是《紅岩》中的頭號反派人物徐鵬飛,坐鎮指揮了血洗白公館、火燒渣滓洞之後,徐遠舉逃往成都,後又趕到雲南昆明。鎮守雲南的盧漢將軍宣布起義時將徐遠舉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慶。歷史出現戲劇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歲的徐遠舉頭上冒著汗,雙腿打著顫,被送進了白公館。那時,白公館已經由軍統局監獄變成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革命者的監牢里,住進了特務頭子和劊子手。1956年,徐遠舉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積極接受改造,表現很好。1964年,徐遠舉以《血手染紅岩》為題寫下數萬字的材料,詳細交代了自己破壞《挺進報》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逮捕審訊共產黨人,以及製造一系列大屠殺的全過程。1973年,徐遠舉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復興醫院搶救無效病故。

秘密報告

20世紀80年代,重慶市委黨史辦副主任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那時,重慶的黨史研究機構剛剛成立,大批檔案資料原已塵封多年、無人問津。胡康民回憶說:“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以前從沒聽說過這份報告。”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按胡康民的說法,他找到了小說《紅岩》的一部“賬本”。
羅廣斌的報告,蠅頭小楷,娟秀工整,滓洞脫險的劉德斌說,“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麼也不告訴我。”1994年,胡康民公開發表文章中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1948年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里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掌十萬雄兵。你要注意蒐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託,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裡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託付給羅廣斌。1949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

現實意義

獄中八條的現實意義在於:警惕官員隊伍中的政治投機者。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們的身上,帶有革命戰爭年代背叛革命信仰的叛徒基因,還繼承了隨時隨地出賣靈魂換得幾兩燒酒的流氓無產者血脈。疾風暴雨的革命年代,易於大浪淘沙,清理變節者。建設時期,相應的汰選寄生蟲機制沒有跟上,致使相當多數量的投機者依附在黨的健康肌體上。
此階層長期被人忽略,是因為他們比“拿槍的敵人”更隱蔽,比“不拿槍的敵人”更狡猾。政治蛀蟲們混進共產黨隊伍,行蠅營狗苟的通姦爛事,阻隔黨與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截留黨給人民的福利,敗壞黨在人民民眾中崇高的聲望。他們精通厚黑術,見風使舵,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不斷根據外界的需要魔術一樣地變幻顏色,有時自己也被假面具搞糊塗了,不知道自己說的哪句話是真,哪句話是假。他們機敏過人,具有超強的感知外部環境能力。他們以實用主義為座右銘,神態專注地關注著任何一個獲取私利、升官發財的機會,巧妙地利用人際關係,算計著與之交往獲取的利潤得失,決定是賣身投靠還是棄之如敝履。
他們奉行極端自私的市儈哲學。他們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敏銳地將黨的方針政策中的任何一個瑕疵當做謀取私利的絕佳時機。旁門左道,無師自通,欺上瞞下。他們充分利用改革開放“試錯”、“摸石頭”的特點,將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任何一個政策或體制縫隙,變成個人投機鑽營的機遇。因怕遭到清算,還賊喊捉賊地恐嚇別人:“反對改革,死路一條!”究竟是懶政還是勤政,積極工作還是消極工作,完全取決於獲取個人私利的多寡。
他們排除異己,是黨內健康力量、勃勃生機的“死對頭”。他們能夠口是心非地背誦為人民服務的詞句,卻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敵視和陷害那些真心愛黨愛國、具有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有時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辯白從來沒有謀取過私利,有時對腐敗現象嘟嘟囔囔表示不滿,他們像食腐動物一樣,靠腐化成分壯大自己。不是為黨和人民分憂解難,而是消費著黨和人民的痛苦。他們坐地分贓當本錢,出賣靈魂以求榮,置忠良於死地,推組織下深淵。他們的肥碩健壯,將導致黨的肌體萎縮無力。
蘇聯改旗易幟,一個重要原因是蘇共龐大組織里寄生了大量蛀蟲。痛定思痛,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體現在與政治寄生蟲作鬥爭是否堅決並有效。政治寄生蟲不能在和風細雨中清理,只有經過一連串的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堅決鬥爭才能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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