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冉益智
- 別名:冉啟熙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四川酉陽縣
- 出生日期:1910年
- 逝世日期:195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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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資料
人物簡介
1936年加入國民黨,曾任國民黨酉陽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幹事,主編縣黨部機關刊物《黨政周刊》,經常撰寫文章,進行反共宣傳,對共產黨和紅軍極盡造謠污衊謾罵之能事,由於酉陽當地“王、蔡”兩大封建派別鬥爭十分激烈,而冉益智又是“王派”的骨幹,所以被掌握著當地別動隊武裝的“蔡派”逮捕並押送至重慶的監獄,後來,王派”通過國民黨上層的關係,對“蔡派”進行報復,將這次事件的主謀分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釋放出獄。
1939年先後任中共合川縣委、北碚中心縣委宣傳、組織委員;同年底任中共萬縣中心縣委組織委員;1941年5月後任中共萬縣中心縣委書記、中共重慶市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
1948年4月16日被捕,在特務的威逼下,當天即叛變出賣組織。指認劉國定是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供出重慶沙磁區、北碚區、城區和下川東地下黨組織。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劉國志等大批黨員被捕。為邀功請賞,他和劉國定爭先恐後地向特務機關出賣自己的同志和組織,傳授有關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規律及情況,被軍統視為有功,授予西南特區中校軍銜。重慶解放後,被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發現(時李修凱已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將他扭送到公安機關。
紅岩
正是由於這樣一些領導幹部的叛變,才造成了重慶以至四川地下黨組織的大破壞,也才促使當年獄中難友們集體形成的給黨組織的七條意見中,第一條就提出要“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確是“血淚的囑託”。
而小說《紅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個沙磁區委委員。這樣一個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壞嗎?這不僅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也使得前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深刻教訓被淡化了。
歷史人物
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時有4位委員。書記劉國定,對外人自稱姓“黃”,因為個頭兒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劉矮子”,公開身份是一家牛奶廠的會計主任。副書記冉益智,兼任組織部長,在4人中年齡最大。委員許建業,配合劉國定搞工運工作,在志成實業公司當會計掩護身份。另一位委員李維嘉,兼任宣傳部長,直接領導《挺進報》,也是4位委員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1948年初,在重慶的民生路上有家進步書店。書店店員也是個年僅18歲的地下黨員,名叫陳柏林。國民黨保密局重慶站特務李克昌注意到陳柏林,是因為有人告密說陳柏林藏有《挺進報》。
李克昌便派了一個叫曾紀綱的特務以失業青年的身份接近陳柏林。曾紀綱很善於偽裝進步,他跟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人生、談志向……終於騙取了陳柏林的信任。陳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細節,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陳柏林要求上級“老顧”親自考察曾紀綱,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自然也“通知”了特務;一說是曾紀綱在書店見到過“老顧”,特務通過釘梢發現了他的居住地。
酷刑之下,年輕的陳柏林堅貞不屈,而他的上級“老顧”卻叛變了!“老顧”承認自己是中共重慶城區支部的書記,本名任達哉。
根據徐遠舉(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二處其實就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西南的領導機關)在解放後的交代:“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說楊清經常約他在保全路警察局對面某茶館見面。我即派二處渝組組長季縷,押任達哉去保全路約定地點尋找,轉了兩天的馬路,於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全路警察局對面某茶館將楊清抓到。”
“楊清”其實就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委員許建業。許建業的公開身份是志成公司會計,他其實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於老許被捕後一口咬定叫“楊清”,住在某旅館,敵人事實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實身份和住處。但老許本人卻萬分焦慮,因為他的宿舍床下,還藏著十幾位工人申請入黨寫的自傳,這些東西若是落入特務之手可就麻煩了!怎么辦?這時,一個名叫陳遠德的看守出現在牢房門口。從陳遠德的口中,許建業得知他曾給獄中黨員往監牢外捎過信。老許情急之下,便托陳遠德送封信給志成公司的地下黨員劉德惠,信中囑咐劉毀掉床下的檔案。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遠舉的手上。徐遠舉派人包圍了志成公司,嚴密搜查。不僅找出了陳丹墀、余祖勝等18位工人的入黨自傳,還弄清了“楊清”的真名叫許建業。
為了脫險,劉國定“供認”說,自己只是個“交通”,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李忠良和余天,別的活動都沒參加過。李忠良是個1947年入黨的年輕黨員,曾被組織派往梁(山)大(竹)達(縣)地區發動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和幾位起義骨幹一起躲在永生錢莊——自己的家中隱蔽。此前,劉國定曾寫信通知李余兩人轉移,他估計敵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並沒轉移,被趕來的特務抓了個正著。
4月9日,徐遠舉親自審訊,稍一動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鄧照明等30多名參加“梁大達”地區武裝起義的人員。李忠良順便又提及了一個積極分子,叫余永安。徐遠舉根據李忠良的供詞,首先在重慶銀行望龍山辦事處抓到了毫無防備的余永安(由於特務行動迅速,他沒有得到任何信息)。
余永安被捕後即被刑訊,在毒刑之下受刑不過變節投敵,供出了他的上級“ 老張”,而這個“老張”,就是率先叛變,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
據講述,“冉益智是捉了以後拿被子把頭上一蒙,後來給幾個嘴巴就叛變了…我沒有想到冉益智會叛變。而且冉益智是一接觸特務馬上叛變,這個人,所以人不可以貌相。”
冉益智一共出賣了62個同志,被國民黨軍統授予中校專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解放後,冉益智還主動到共產黨脫線同志聯絡處去報導,準備分享中國革命的果實了,又想當“領導”了?當然被識破,1951年,鄧小平簽發判決書,在被槍斃前,冉益智在最後留言中要求:將屍體棄之荒郊,與草木同腐!
冉益智的交待,確認劉國定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委委員兼工運書記,劉國志是沙磁學運特支書記。北碚、南岩學運特支書記分別是胡有猷、趙碩生,北碚師範支部書記是蔣啟予;對學運中的學生領導,他還交待出周國良、漆春波、楊邦俊,上述三人為重大學生領導人;鄉建學院的甘光余,西南學院的羅洛庚,相輝學院的金成林,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乾明,均被他一一供出,還有青年會陳作儀及“六一”社的許多社員,也被他如數家珍般地供出。
審訊交待下來後,冉益智還向徐遠舉說他再好生想想,想起了又向他說!他 這一“想” 又想出了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書記塗孝文,下川東中共黨員帥應文、賴德國、苟明善、廖模烈、高天柱、顏占善等人;川西地下黨員傅茂德、程謙謀、徐邦一、顏如瑜、韓三思及齊亮、馬秀幀夫婦。
在冉益智的親自帶領和指認下,又抓到了塗孝文、苟明善、施以文、顏昌豪、高天柱、賴德國、陳作儀、韓三思、顏如瑜、齊亮、馬秀幀、徐邦×、傅茂德、程謙謀等人(上述被抓獲的共產黨員名單有少數是年底及次年初抓獲的)。
根據塗孝文的交待,楊虞裳、唐虛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劉德彬、黃玉清、陳繼賢、李承林、唐慕陶、黃紹輝、榮世正、張靜芳、顏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黨員被捕,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黨的各級特支、支部負責人。
與叛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述被塗孝文出賣的16名共產黨員全部為鐵骨錚錚的黨的好兒女,他(她)們全都經受住了多次過堂和種種毒刑的考驗和非人的折磨,沒有一人屈服,在以後的大屠殺中,除劉德彬衝出圍牆脫險外,其餘15人全都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