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主要表現,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加深,產業後備軍的擴大,工資被限制在勞動力的價值以下,當今無產階級貧困化依然存在,“福利國家”的措施,資本主義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列寧的理論,不同理解,
根源
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直接目的是生產剩餘價值。為了追逐更多的剩餘價值，並在競爭中挫敗對方，資本家採取各種手段,加強對僱傭工人的剝削,並把剝削來的剩餘價值儘可能多地轉化為資本。隨著資本的積累，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資本家的手中。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在資本總額中不變資本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可變資本所占的比重相對減少，而勞動力的供給卻大量增加。結果，就使勞動力這種商品供過於求，不可避免地出現大批的相對過剩人口。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反過來又是資本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馬克思周密地考察了上述情況，揭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這一規律表明，同資本積累相伴隨的是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貧困化，是剩餘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規律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
主要表現
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是一個複雜的、多種因素髮生影響的過程，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加深
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剝削僱傭勞動的基礎上的，資本是死勞動，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本家主要依靠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進入機器大工業時期，由於生產技術的改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家則更多地依靠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辦法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活資料的價值，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延長剩餘勞動時間，是資本的內在的衝動和經常的趨勢。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實現資本這一內在衝動的主要剝削方法。
剩餘價值率是僱傭工人受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剩餘價值率不斷提高。例如，美國整個工業的剩餘價值率1899年為128%，1909年為130%，1929年為158%，1939年為200%。隨著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無產階級在新創造的價值中所占的比重趨於下降,財富集中在資產階級的手中。社會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等，使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以及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增大起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產業後備軍的擴大
產業後備軍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如在英國，資本積累是在資本有機構成大體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對勞動的需求相應增加，勞動者就業人數不斷增多，工人的工資雖有所提高，但是，資本積累的本性，絕不允許工資的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係的不斷再生產，以及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實際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隨著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進行，資本有機構成必然會不斷提高，可變資本會相對減少，不僅新追加的資本會相對減少對勞動的需求，而且原有資本也會縮減原有被僱傭的勞動者，一部分在業工人被機器所排斥。資本積累不僅相對地減少對勞動的需求，而且還會造出超過工人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供給。這樣就必然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當然，資本積累引起過剩人口的增長不是直線上升的，資本的擴大和技術的改進既有排斥工人的趨勢,又有吸收工人的趨勢。這兩種趨勢互動作用,它在不同時期、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而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起伏波動和不平衡性。但是，與資本增殖需要相比的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仍然在激烈的波動中增長。以美國為例，20世紀初第一個十年平均失業人數為140萬,平均失業率為4.4%，20年代為205萬，平均失業率為4.7%，40年代為296萬，平均失業率為5.2%，50年代為294萬,平均失業率為4.5%，60年代為352萬,平均失業率為4.8%，70年代為573萬，平均失業率為6.2%。
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不僅是失業工人的不幸，而且是整個無產階級的災難。失業使工人斷絕了生活來源，從而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失業人數增多，還使在業工人受到巨大壓力，資本家藉此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在業工人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拚命幹活，大大加重了勞動折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而這一部分無事可做，又迫使那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失業的加劇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
工資被限制在勞動力的價值以下
工資被限制在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狹小範圍內，往往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另一種是歷史的道德的要素。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價值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將會下降，從而使勞動力的價值趨於下降；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勞動的強度和複雜程度的提高,又使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物質內容，即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範圍和數量擴大和增多。工資作為勞動力這一商品的價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在長時期里會與它的價值相適應，平均起來，是由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由於相對過剩人口經常存在，勞動力的供給一般總是超過需求，資本家藉此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從而使工資有低於勞動力價值的趨勢。把工資強行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當工資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工人得不到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時，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這又勢必進一步加深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
勞動力價值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內，必要生活資料的範圍大致上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從理論上來說是可能的。由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統計未能提供有關勞動力價值的確實材料，我們只能從資產階級政府的另一些官方統計中，求得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近似值。60年代以來，美國官方編有各年的三類家庭預算，它包括較低的、中間的和較高的收入數字，其中最低的一類，相當於“貧困線”的水平，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就難於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1966年，美國官方規定城市內一個四口之家的最低標準是3317美元，1970年為3968美元，1975年為5500美元，1981年為9287美元。凡是低於這個標準的，就列為貧困的家庭，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也承認他們的家庭預算“是極低的”，況且這個數字還是按納稅前計算的，如果扣除各項稅收，勢必有更多的家庭劃入“貧困線”以下。美國國情普查局公布的調查報告表明，1983年美國的貧困率上升到18年來的最高峰。按官方規定標準,年收入在10178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為貧困者。1983年美國有353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比1982年增加86.8萬人。18歲以下的白人與黑人的貧困率有明顯的不同，白人的貧困率為17.3%，而黑人則為46.7%。
當今無產階級貧困化依然存在
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是全面剖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所得出的科學結論。它適用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適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階段。但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會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
“福利國家”的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生產力水平的繼續提高，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為了緩和國內矛盾推行了一套所謂“福利國家”的措施，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
這主要表現在：實際工資有所提高，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包括養老金制度、家屬和遺屬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低收入家庭的補助、失業救濟等有了普遍的發展。小汽車、電冰櫃、電視機、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基本上得到普及。戰後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不用說跟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相比，就是跟戰前相比，也已經大不一樣。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斷言無產階級貧困化已經不復存在。戰後工人消費的增長，生活待遇的改善和私人用品的增加，並沒有、也不會廢除僱傭勞動者對資產階級的從屬關係和資本家對他們的剝削。由於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力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僱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為放鬆一點而已。
資本主義早期
在資本主義早期，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文化水平較低，勞動力所需的教育和訓練費用是有限的，工廠與工人的居住區相距不遠，工人不需要什麼交通工具，勞動力價值所包括的物質內容範圍小、數量少。戰後時期，由於現代生產技術要求更高文化水平的勞動者，使再生產勞動力所需的教育與訓練費用大大增加，在現代化的大城市，新式交通工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僱傭工人勞動力再生產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凡此種種，都使再生產勞動力的社會費用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無產階級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對於需要和享受是以社會為尺度的，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去衡量的。戰後工人消費的增長，只不過是適應資本對勞動力再生產的要求，為維持和再生產可供資本剝削的勞動力提供必要的條件而已。
戰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一些社會福利措施，不過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形式。在這種制度下，勞動力的價值並非全部由資本家直接支付給工人，有一部分是由資產階級國家通過各種稅收把資金集中起來，然後以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進入工人的消費。其資金來源無非是勞動力價值的直接或間接的扣除，實際上仍是從工人那裡掠奪來的。因此，絕不能因為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有所改善，就誤認為無產階級受奴役的地位和貧困的狀況也消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戰後新的科技革命使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近年來微電子技術日益廣泛運用，對工人的就業造成了新的威脅。在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加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再生產周期也發生若干變化。從70年代開始，各國經濟相繼陷入停滯膨脹之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率明顯上升。美國的失業率1970年為4.9%，1976年為7.7%，1980年為7.1%，1982年高達9.5%；英國的失業率1970年為2.6%,1976年為5.7%,1980年為7.4%,1982年高達13%;聯邦德國的失業率1970年為0.7%,1976年為4.6%，1980年為3.8%，1982年底也超過9%。在日本，也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近年來，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青年失業已經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在美國、瑞典、澳大利亞等國，青年失業率一般相當於成年失業率的兩倍。戰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社會保險和福利措施，並不能解除無產階級遭受的種種痛苦。儘管失業工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內領取失業救濟金，但為數畢竟有限，申請時還有種種限制。美國的失業津貼，一般只相當於原工資的40%。戰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在美國，消費信貸畸形發展，從50年代到70年代，大約增加了6倍,債務約占可支配的個人收入的 1/5。工人失業後，倘若不能如期償付債務，則通過消費信貸所得來的小汽車、家庭耐用消費品以及抵押的房產，就得被沒收或低價拍賣，工人最後還是落得一貧如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資本主義各國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在西方已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危機。進入70年代以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物價持續上漲。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數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消費物價平均每年上漲的百分率,1949～1953年為3.7%,1954～1968年為3.6%，1969～1978年為9.3%。1980年,美國的消費物價上漲率竟達13.5%，日本的為8%，聯邦德國為5.5%，法國為13.6%，英國為18%,義大利為21.2%,加拿大為10.1%。1980年同1970年相比，美國的消費物價上漲1.12倍，英國2.61倍，法國1.50倍，日本1.37倍,義大利2.69倍,加拿大1.17倍。在這種持續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條件下，即使工人的名義工資也在增長，但增長的幅度趕不上生活費用的上漲。何況，總是物價上漲在先，調整工資在後，這中間有一個時間上的差距。通貨膨脹降低了消費者的貨幣購買力，使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受到直接的威脅。在大量失業和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的狀況仍不同程度地趨於惡化。
考察無產階級的狀況，不僅要包括無產階級的物質生活狀況，還得包括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狀況。馬克思說：“因為工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生產過程中度過的,所以,生產過程的條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動生活過程的條件,是工人的生活條件”,“資本主義生產儘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同前，第25卷，第102頁）。戰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業工人的勞動時間比以前縮短,生產過程的自動化，也使工人擺脫了某些笨重的體力勞動。但是，在生產自動化的流水線上連續不停地勞動，或者在計算機終端目不轉睛地操作，無疑會使勞動的緊張程度大大提高，腦力、神經和心理上的負擔大大加強。緊張的勞動使工人腰酸背痛、神經疲勞、頭暈目眩、心力交瘁，工傷事故層出不窮。
窮困的生活和緊張的勞動，又使工人精神上受到嚴重的摧殘，許多人感到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精神苦悶，悲觀厭世。不少人在絕望中，酗酒吸毒、自殺輕生，不少家庭生活無著，子女多病，教育不良，家庭因而解體，孤兒躑躅街頭，有的迫於饑寒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在考察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時，必須進行全面的分析，必須著眼於整個無產階級的狀況。既要看到無產階級在經濟高漲時期的情形，也要看到在危機階段的痛苦處境；既要看到在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也要看到失業工人的悲慘遭遇；既要分析工人在經濟上所受的剝削，也要正視他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所受的奴役和摧殘；既要看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也不應該忽視世界其他國家工人的狀況。從世界範圍看，開發中國家的無產階級由於受到國際壟斷資本以及本國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有些甚至還沒有擺脫封建勢力的羈絆,他們終年勞動,含辛茹苦，其勞動條件之惡劣，物質待遇之低下，精神生活之貧乏，更是不堪言狀。
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
列寧的理論
列寧根據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在分析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時，運用了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兩個範疇。他說：“工人的相對貧困化，即他們在社會收入中所得份額的減少更為明顯。工人在財富迅速增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比較份額愈來愈小，因為百萬富翁的財富增加得愈來愈快了”（《列寧全集》第18卷,第430頁）。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剝削的加深，在全部國民收入中，無產階級的工資所占的比重是相對下降了。例如，美國製造業工人工資占製造業國民收入比重：1947年為50%，1954年為47.4%，1963年為43.4% ，1970年為42.8%,1973年為41.8%。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表明，社會財富的分配有利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下降，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貧富對立和階級鴻溝日益擴大和加深。
列寧曾經針對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生活費用上漲超過貨幣工資增加（見名義工資），導致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低的情況，指出無產階級的貧困是絕對的。他還說:“危機和工業停滯時期使小生產者更加陷於破產,使僱傭勞動更加依賴資本，並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階級狀況的相對的而有時是絕對的惡化”（同前，第29卷，第79頁）。應該指出，列寧從來沒有說過無產階級的生活是逐年、逐月不斷地下降。相反,列寧卻明確說過:“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民眾的窮苦和貧困’是十分必要的。我不主張說絕對地日益窮苦和貧困”（同前，第6卷,第3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