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健公（1908―1938），廣東梅縣人。1922年入廣州南武中學，後入中山大學讀書。1928年夏，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初赴日本留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逃離日本回國，在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同年11月被捕。1933年出獄。1934年在山西講學時，被閻錫山聘為顧問。1935年夏，任天津法商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與楊秀峰等教授領導天津學生參加南下擴大宣傳團的活動。1936年任閻錫山開辦的晉綏軍軍官教導團政治總教官。1937年“七七”事變後，受中共派遣，到河北做統戰工作，參與組織河北抗日民軍，任河北民軍總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同年秋，離開民軍到武漢。1938年再赴山西抗日前線。12月26日，在山西吉縣為敵機炸彈擊中犧牲。時年30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遷葬其遺骸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人物軼事,
人物簡介
溫健公（1908—1938），河北抗日民軍總部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原名文淦。曾用名傑雄、湘萍。
1908 年10 月10 日出生於廣東梅縣松口鎮車田村一個貧農家庭。
1922 年秋，考入廣州南武中學，擔任該校學生會會長，組織讀書會，傳播革命思想。
1925 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後，帶領一百多名同學參加廣州各界的反帝示威遊行。
1936 年考入中山大學預科，因參加學生運動，被迫離校。
1927 年秋，考入南京國民黨軍隊總政治部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結業後，到河南鄭州，被聘為中州通訊社社長。不久，調到國民黨河南省黨部監察委員會當秘書。
1928 年夏，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後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 年初，赴日留學，考入日本秋田礦山學院。為把留日學生團結起來，與左派學生成立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任宣傳部部長。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率領學生到中國駐日大使館示威。不久返回上海，成立留日學生救亡會。
1931 年11 月7 日，參加救亡會舉行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活動中被捕。在法庭上，溫健公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揭露國民黨的賣國行徑。
1933 年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在獄中，他將日文版《資本論》譯成中文，化名出版。
1934 年，在北平參加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程》等“駱駝叢書”，編寫了《現代哲學概論》，對馬列主義哲學基本原理作了通俗的解釋。由於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敵視，於年底被迫離開北平，到山西講學，後被閻錫山聘為顧問，從中做統戰工作。
1936 年初，受黨派遣到河北各縣組織訓練青年與民眾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後到閻錫山開辦的軍官教導團擔任政治總教官。
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人物生平
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反帝示威遊行。受粵東諸革命前輩的影響，參加到國民革命運動的“北伐”行列。
1928年，他離開河南，到了上海，與一些進步人士稿新文化。他抓緊時間學習日語、英語等，翻譯文章、書籍，在啟智書店翻譯出版了蘇聯小說《赤戀》（署名是“張孝峰”），並在暨南大學講授日語課。但他並不滿足於這種住在“亭子間”的筆耕生活，更不羨慕那些官場貴客的耀武揚威，而且沒有被反革命叛變和屠殺所嚇到，他認為中國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並沒有完成，需要堅持革命的宣傳，組織革命力量，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做辛勤的創造性的工作。就在這年，健公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黨組織後，他更是不顧身患疾病，經常到上海郊區的學生、工人中工作。
1929年5月1日，當他按照黨組織指示，在白渡橋一帶，散發傳單，搞“飛行集會”時，被租界巡捕逮住，由於從他身上搜不出證據，後經律師交涉釋放。
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下，許多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知識青年，為了追求民族生存，社會進步，都想從理論上尋找正確的道路、經驗、方法。那時，日本知識界對蘇聯報刊文章的書籍翻譯出版的比較多。
1929年底赴天津。
1930年春，東渡日本求學。到日本後，健公考入秋田礦山專科學校，並獲得官費。但他卻用最多的時間去學習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並經常把名著譯成中文，以“天行”、“文淦”、“湘萍”等筆名投寄國內各報刊發表。
1931年秋，在東京的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接受黨組織的決定，準備召開一次留學生和華僑參加的民眾大會，定名為“東三省死難同胞追悼會”，以譴責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三省的罪行。經過學生會負責人秦元邦、溫盛剛、張友漁、李葆華等商定，安排大會主講人由溫健公擔任。
追悼會是在東京神田中華青年會舉行的，溫健公在大會上講話，揭露痛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博得全場與會民眾的熱烈鼓掌。當講到日軍炸轟瀋陽城，中國老百姓與軍隊死傷無數，我們要為東北死難同胞報仇時，民眾高呼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警察十分驚慌，多次阻止民眾喊口號。這次大會後，舉行了遊行，民眾把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包圍起來，要求大使“降旗回國”，與日本斷交。此後，日本刑警經常到溫健公住處偵查，認為他有參加“赤化”活動的重大嫌疑，卻總是拿不到證據。最使他們決斷不下的是溫健公各學科成績都異常出色，有的超過了日本學生。他們估計一個中國留學生，能獲得這么好的學科成績，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搞政治活動。不久，日本政府還是以種種藉口，驅逐健公出境。
1931年冬，到達上海，溫健公和黨組織取得聯繫，很快參加了反帝大同盟的工作，繼續奔走呼號，發動進步的留日同學成立救亡會，繼續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
1933年，出獄後，溫健公回到上海參加社聯工作，後因環境惡劣，才轉到北平從事文化運動。溫健公調到北平搞新興社會科學運動後，顯示了他的博學多才。他在北平世界學會編輯的《世界日報》副刊《社會科學》。
1934年5月到8月底，分析國際國內形勢，介紹蘇聯新興社會科學，特別是借評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一書，公開提出，要把正在經歷著偉大變革的中國放到科學的解剖台上，從精神生活現象、經濟生活現象進行剖析，用歷史唯物論方法，通過精心研究，從而得出有價值的結論。溫健公還應北平大學法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大學聘請，分別擔任現代哲學、經濟學等課程，還在一些進步青年組織的日語班教授世界史。他在大學講壇上認真地實踐馬列主義通俗化的嘗試，講話能放得開，聯繫當代社會現象與問題，不論民族解放鬥爭的事例或階級矛盾的事例都能順手拈來，講得實在、尖銳，深受聽課者歡迎。有時連外校的學生也擠到教室中聽課去了。溫健公由此而得“青年哲學家”尊號。
1934年秋，溫健公與幾位教授和青年積極分子，籌辦組織“駱駝叢書社”，意在沙漠似的中國學術界進行長途跋涉，把沙漠化為綠洲。這個叢書社是個沒有固定體制的綜合性叢刊編輯部，溫健公等人合作翻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程》就是其中的一本。
1934年北平的理論戰線上，馬列主義者的外境也是嚴峻的，鬥爭對象不但有民族敵人、階級敵人，而自己的陣線內部，甚至有暗探混在裡邊。溫健公雖有大學教授的合法身份，也處於艱難的境地。
1935年初，他應張友漁邀約，赴太原講學。當時由張友漁、邢西萍、溫健公三人組成的工作小組分析了在太原的任務，主要是做閻錫山的統一戰線工作，爭取他參加反蔣抗日，並利用他給予“客卿”的禮遇，做些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
1935年夏天，溫健公受聘天津法商學院，任研究室主任，並講授世界經濟問題，受到學生的歡迎。當時院內組織了時事討論會，請健公指導，對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舉行過多次討論，健公每次都做總結性發言，全院學生爭著去聽，有時校外的學生慕名前來聽講。當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他不顧日蔣特務和漢奸的威脅，公開批判“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政策，宣傳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為廣大救亡心切的青年指示了民族、國家的出路。
同年12月9日，北京各大、中學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天津法商學院學生在健公、楊秀峰、聞永之等同志指導和啟發下，也積極參加了12月18日的偉大反帝愛國鬥爭，並以法商學院為中心推動了天津各大、中學的抗日救國運動，與北平的愛國熱潮，遙相呼應。在天津學生遊行示威中，溫健公、秀峰都站在學生隊伍的最前列，迎接革命運動高潮的到來。
1936年2月，溫健公等被逼退出天津法商學院，張蔭梧邀他去河北，以開辦河北省民眾教育實踐學校的名義，擴大抗日救國的宣傳影響。健公任該校秘書長。不久冀東自治政府成立，溫健公、楊秀峰促使張組織了一個“抗日聯盟”，邀許多河北名流參加，做了許多抗日準備的工作。
1938年9月，溫健公到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山西吉縣，在組建政治部中負責宣訓課的工作。這時，《政治周刊》已刊行；民族革命大學正在探求提高教學質量，認真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民革通訊社已建立，開展正常工作；黃河出版社的編、印、發行已初具規模；政宣隊才開始籌辦，擬向全國徵調。此外，軍隊政治工作的教材，對廣大抗日民眾的宣傳材料，已組織人員開始編寫。也正是健公施展才能的大好時機。然而，在日軍正面進攻武漢時，對二戰區領導機關所在地也進行了狂轟濫炸，加緊威逼，企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8年12月26日，日寇空襲吉縣城，健公在駐地不顧個人安危，組織民眾疏散防空，自己卻犧牲在敵機炸彈下，鮮血灑在中華大地上。犧牲之日，健公年僅30歲。
健公殉國，黨內外知曉他的人，無不為之痛惜。二戰區政治部發了訃告，召開各界追悼大會。
人物軼事
為了營救身陷囹圄的革命夥伴，妙齡清秀的宋維靜扮作“表妹”前往營救“表哥”溫健公，兩人一見鐘情。不幸的是，紛飛戰火殘忍地摧毀了這段珍貴的革命愛情，結婚僅5年，溫健公即犧牲。其時，宋維靜僅28歲，憑著對革命的堅定信念和對丈夫無限的愛，她繼續堅持革命工作，直至生命的盡頭。
溫健公與妻子宋維靜的骨灰盒上蓋著黨旗
溫健公與妻子宋維靜的骨灰盒上蓋著黨旗1922年秋，生於廣東梅州貧困家庭的溫健公考入了廣州南武中學，很快成為學生運動積極分子，擔任該校學生會會長，組織了讀書會，傳播革命思想。1927年秋，考入南京國民黨軍隊總政治部舉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
1927年12月11日夜，清脆的槍聲劃破寂靜的廣州夜空，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爆發了。在這鐵流隊伍中有一個大眼睛、留短髮的女孩，這就是起義隊伍中年齡最小的女戰士———年僅17歲的宋維靜。
敵人瘋狂反撲，公開屠殺5600多人，革命失利了。但宋維靜從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看到了未來人民勝利的曙光，她小心藏好起義的紅領帶，清理好黨的檔案和物資，轉移到香港，去找省委機關。
“表妹”探監 革命志士與巾幗英雄一見鐘情
1931年11月7日，溫健公在參加救亡會舉行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的活動中被捕。受黨組織的委託，宋維靜以溫健公“表妹”的身份去探監。
溫健公一家在山西開展情報工作期間的全家福
溫健公一家在山西開展情報工作期間的全家福第一次會面，溫健公給她的印象十分深刻，高挑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難掩五官的清秀，殘酷的監獄生活，他仍然那樣樂觀開朗。雖然初次認識，健公像老熟人一樣，一口一個“表妹”地打招呼，機智默契的配合，弄得獄警真以為是那么回事。
其後，宋維靜常常帶藥品、食物去探監。健公對維靜的關懷備至十分感激，更佩服這位素昧平生冒險來探監女子的勇氣和膽量。健公的坦蕩胸懷，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淵博的學識深深地烙在她心裡。後來，溫健公知道這位女子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廣州起義的巾幗英雄時，心靈為之一震，由感激變成愛慕。
李克農：你和老溫這個夫妻店開得不錯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