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漁（1898.01.10～1992.02.26），男，山西靈石人，原名張象鼎，字友彝。中國法學家、政治學家、新聞學家。第一、二、三、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其父張映南為清末秀才。青年時代參加“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著有《中國憲政論》《法學基礎知識講話》《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等。主編有《辭海法學卷》《世界議會詞典》《歷史大地圖集》《中國法學四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書。1992年2月26日，張友漁因心臟病復發在北京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友漁
- 別名：張象鼎、字友彝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西靈石
- 出生日期：1898.1.10
- 逝世日期：1992.02.26
- 職業：法學家、政治學家、新聞學家
- 畢業院校：山西第一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歷任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顧問
《新華日報》代總編輯、社長 - 代表作品：《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
人物生平,人物軼事,學術理念,個人著作,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1898年1月10日，張友漁生於山西靈石縣，民國7年（1918），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四運動爆發後，被選為校學生會會長、省學生聯合會執行委員，創辦《共鳴》刊物，還為多種報刊撰稿，抨擊封建思想，宣傳愛國主義。民國12年（1923），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同時擔任太原《并州新報》、北京《世界日報》、上海《申報》和漢口《中山日報》等多家報刊的駐京記者或特約撰稿人。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派遣，1930、1932和1934年曾三次東渡日本求學和從事革命活動。回國前後，先後擔任過天津漢文泰晤士晚報總編輯、北平《世界日報》總主筆，並任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民國大學、中法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講授憲法學、勞動法學、新聞學和日本問題。在此期間，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文化統戰工作，創辦《世界論壇》雜誌和《時代文化》雜誌（後改名《文化動向》）。七七事變後，離北平去濟南、開封等地，先後任中共山東聯絡局書記、中共豫魯聯絡局書記。
1939年春到重慶，以左翼文化人的身份進行民主憲政工作。
1943年在重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書長、《新華日報》社論委員會委員、中共重慶工作委員會候補委員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華日報》代總編輯、生活書店總編輯。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代表團顧問，參加國共談判。
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新華日報》社長。
1947年。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秘書長。
1948年4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秘書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兼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兼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82年，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參與1982年憲法的起草工作。
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參加了中國多項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
人物軼事
智救戰友
1930年，由於“立三路線”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城市鬥爭採取盲動主義，致使黨的地下組織屢遭破壞。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彭真、中共軍委系統的薄一波和共青團員劉仁等三十幾位同志，在天津被捕。上級黨組織指示，盡一切努力營救這些同志出獄。擔任此項工作的就是張友漁同志。
張友漁
張友漁張友漁當時任市政府秘書處外設第三科科長，負責宣傳、社會、文教和社會團體工作。
接受任務後，張友漁決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長崔廷獻建議成立“自新院”。崔廷獻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委任張友漁負責籌辦。
“臨時自新院”很快就籌備就緒了，院址選在海河金湯橋附近奧租界的一座小洋樓，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運昌、劉仁等被捕的三十幾名地下黨員都被移送到這裡。“臨時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較好，倆人住一屋，各睡一個小鐵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書、會計、事務等幾個非國民黨員的管理人員，只有幾個警察輪流站崗，政治犯在裡面可以自由活動，只是不能外出。
此時，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於國民黨內部矛盾的激化，閻錫山被迫放棄北平和天津。張友漁明白，隨著政權的移交，自己也將失去市政府科長的職位，因此，必須迅速把這三十幾位同志營救出來。
張友漁苦苦思索，終於想出一條妙計。
他走進市長辦公室，假借談工作，利用一個適當的時機，以激憤的口吻說:“我們是得撤退了。我們是被蔣、張擠掉的，我們不能就這樣地輸下去。不能讓別人揀了便宜，把天津輕易地端過去。那些政治犯，我們不交給他們，把他們放出去，讓他們跟蔣介石搗亂，這對我們不是很有利嗎？”
這番話很中崔廷獻的意，他問具體怎么做。張友漁建議說，把“臨時自新院”撤銷。理由是，這只是個“臨時”機構，任務完成了，就可以撤銷。崔廷獻覺得這個辦法挺好。
就這樣，在奉軍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這個“臨時自新院”就閃電般地摘了牌，撤了崗，地下黨三十幾位同志被立即釋放。
撤銷“臨時自新院”雖然是個妙計，可也是一步險棋。它利用了閻錫山與蔣介石和奉系的矛盾。張友漁同志很清楚，奉軍進津，國民黨市黨部必然馬上恢復，他們對共產黨是決不會放過的，對這件事一定會追查，於是便隱蔽在法租界的六國飯店。
果然，蔣派國民黨市黨部恢復後，宣傳部長劉不同得知“臨時自新院”撤銷，政治犯全部釋放了，便查找張友漁的下落，要緝捕他。黨組織及時獲取了這個情報，立即通知了張。等到劉不同查到了張友漁的住處，他已經遠赴日本了。
學術理念
張友漁教授在學術上留給我們後人的，不僅是500多萬字著作中所包含的非常豐富的思想與智慧，而且還有他十分鮮明的治學經驗和為人風範。他的治學經驗和為人之風範是高度統一的，可以用以下八個字予以概括：求實、創新、嚴謹、寬容。
1986年11月許崇德與張友漁（右）在交談
1986年11月許崇德與張友漁（右）在交談他發表言論、寫東西，不抄襲，不盲從，也不迎合時尚。
創新是張友漁教授治學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條。他說：“我發表言論、寫東西，都是講自己的話，不抄襲，不盲從，反對教條主義，也不迎合時尚。決不是大家都這么說，或者哪個權威的人說了，我就跟著說。經過我自己考慮了，研究了，認為是對的，我才說。”“我主編《政法研究》時曾說過：整段整段地照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給稿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反對馬列主義的帽子。”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到他辭世，張友漁教授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參與馬克思主義法律觀、政治觀、新聞觀在中國的傳播，各個歷史時期常有自己獨到的建樹。
個人著作
著有《中國憲政論》《五五憲草批判》《中國如何實行憲政》《法學基本知識講話》《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以及《張友漁新聞學論文選》《張友漁著作精華錄》等。他還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編輯委員會主任，《辭海》編委會委員、法學分科編委主任。
人物評價
張友漁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出生入死，轉戰南北，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法學、新聞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運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國後，張友漁同志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擔任過重要的領導職務，為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長達70年的革命和建設生涯中，他一直堅持學術研究，撰寫了具有真知灼見的專著和論文上千萬字，先後主編《辭海法學卷》《世界議會詞典》《歷史大地圖集》《中國法學四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中華律令集成》《中華法學大詞典》《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書，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許崇德：他是我的良師與榜樣
1954年參加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工作時，我對張友漁的印象並不深。直到1980年參加八二年憲法修改時，我與張老接觸逐漸多了。
1986年張友漁（右一）在全國人代會會上發言
1986年張友漁（右一）在全國人代會會上發言我對張老的印象是他對待工作非常認真負責。起初，秘書處大概一個禮拜開兩次碰頭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小天津廳。後來，胡喬木因身體不好，就委託張老主持秘書處的會議。張老總是非常認真負責。那時我還有一個感覺，張老的心眼兒特別好，對年輕人十分照顧。我當時年紀比較輕，學校條件不是特別好，到大會堂開會都是坐公車去的。每次在大會堂開完會以後，我總是請求張老的車能順路帶我一段。張老住在木樨地，我搭車到木樨地後再坐公車回到人民大學。記得有一次，他知道我還要到動物園換車，就叫司機再往前開，把我送到動物園，這樣我就不用換車了。他總是處處為別人著想，讓我很感動。
1981年，我們在玉泉山集中工作，住在9號樓，這樣我和張老的接觸就更多了。秘書處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我們第一步是研究架構，大家一起一條一條地湊。那時，張老本人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除了憲法起草這一攤工作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他當時是法制委員會的副主任，法制委員會有好多檔案，他要閱讀、批示。
張老能夠“一心多用”，能一邊開會一邊批檔案，而且不會出什麼差錯。我們都知道他如果不這么乾的話，工作是做不完的。
起草憲法是從1980年9月開始的，一直到1982年12月4日才結束。這一段時間，我跟張老共事，得到他的很多教導。我本身是搞憲法專業的，因為他老人家經歷的事情很多，所以我總有很多問題請教他，他也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講解。他是我的良師。
我們秘書處在一起商量條文的起草，是一項集體的工作。我們都是張老的晚輩，每天吃完午飯後，張老讓我們在床上休息一下，可是他從不睡覺。他坐在桌子邊上繼續批改檔案或寫東西，一直到我們睡醒。當時張老年事已高，有80多歲了，可他的精力比我們這些年輕人還要充沛。張老說，你們這些年輕人都有睡午覺的習慣，該休息休息，我在你們睡覺的時候做些事。
憲法草案公布後有一段宣傳講解的過程，好多報紙請張老寫文章，不少單位請張老作報告。張老特別重視宣傳憲法草案，一般來說他是不推辭，有求必應的。有一次，他實在忙不過來，有些文章就讓我幫他起草。他把思想跟我交代得很清楚，這樣我下筆的時候就非常得順利。老人家特別認真，文章發表以後，還要分給我一部分稿費。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我跟他相處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我從他那裡得到了很多的教導，對我後來從事憲法的教學和研究，幫助非常大。
1985年9月，我又與張老一起參加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記得第一次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大會，鄧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等領導同志都參加了。鄧小平一到會場就衝著張老問：“您今年多大歲數了？”張友漁說：“我今年八十六歲半。”我覺得他說話的時候底氣特別足。當時鄧小平並沒有說什麼，我想鄧小平當時也許在考慮老同志怎么安排這個問題。其實，從張老的說話和動作上看，他仍顯得十分年輕，與他的高齡並不相符。香港基本法我們就起草了5個年頭，如此高齡的張老一直精力非常充沛地工作著。我們的工作不僅僅在北京，要去廣州、深圳，還得去香港……張老始終與大家一起來回奔波。在那段時間裡，張老不光是專職搞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當時還有法學會會長和中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工作。據我所知，當時一個人兼兩個全國性學會會長的，恐怕也只有他一個人。
張老在1992年94歲高齡時離開了我們，至今我經常懷念他。他對黨的忠誠、對工作負責的態度，他的博學，以至他高尚的品格，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宋汝棼：他是沒有一點架子的老領導
我與友漁同志在解放初期就認識了，他是我的老領導。我感覺友漁同志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不擺架子。我對他的印象是：沒有一點架子的老領導，一位平易近人的法律專家。
解放初期，我是北京市地方工業局局長，友漁同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管我們工業局的工作。他非常關心地方工業。當時北京市的主要收入來自地方工業局。那時，北京商業系統賺的錢上交給商業部；首鋼、京西煤礦等大型企業都屬於中央工業，賺的錢歸冶金部、煤炭部；北京市地方工業賺的錢才歸北京市。友漁同志一向都是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從來都沒批評過我。每次我向友漁同志匯報工作以後，到了吃飯的時間他都留我在市政府吃飯……
1981年，我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工作。那時候的法制委員會的主任是習仲勛，副主任有胡喬木、史良、王漢斌、張友漁、劉復之、顧明、周仁山、鄒瑜等一些老同志。我也是法制委員會的副主任，但我是副主任里資格最淺的。記得那時習仲勛同志開會研究立法問題，主要是徵求友漁同志的意見。
198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取消了，改成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成立之初，王漢斌同志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兼法工委主任，我擔任法工委黨組書記。友漁同志是第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可是法工委在研究有些法律，尤其是重要的法律時，還有彭真同志聽匯報的時候，友漁同志都在場。
友漁同志在後庫（全國人大常委會另外一個辦公地點）有辦公室，法工委有關立法的很多事隨時都可以到他辦公室找他。友漁同志的年齡比我們大，資格也比我們老，但他從不擺架子。1988年以後，友漁同志已經快90歲了，改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顧問。法工委凡是重要的法，我都會徵求友漁同志的意見。那個時候，我家住在木樨地24號樓，友漁同志住在木樨地22號樓，很多時候我會直接去他家裡找他。每次到他家裡，他不是在那兒看書，就是在伏案寫東西。見到我來了，他都會放下手中的事，認真地聽我詢問相關的問題。你問他問題，研究過的，他就發表意見；沒有研究過的，他就說這個我沒有研究，態度既認真又誠懇，從不敷衍。
徐楓：他像“老媽媽”似得和藹可親
我在社科院就是張老的秘書。張老到了全國人大以後，我就跟他到了人大。張老一向待人特別和氣。在他身邊工作，什麼事情都是商量著辦，從來就沒有命令式的口氣讓你乾什麼，待人像親人似的。我到他們家裡，他們也從來不把我當外人，趕上吃飯了就吃飯，趕上了去哪兒就說咱坐車一起去哪兒。他不是那種什麼事情都讓秘書特操心的人。他自己能幹的事絕不會麻煩別人。跟他一塊兒出差，他自己能做的都儘量自己去處理。
張老一生生活簡樸，出門一般穿中山裝，但一到家，馬上換上舊衣服。從我認識他的時候，腳上就蹬著一雙老布鞋，身上穿著一身灰色中山裝，幾乎老是這么一個裝束。老人家生活特別有規律。在社會科學院工作的時候，他每天上班來就帶兩個西紅柿，他的水果就是西紅柿。他家裡家具不多，都是一些老式的。這么些年，我沒有看到他家裡增加什麼家具，都是舊沙發、舊柜子。雖然張老生活那么簡樸，但他對別人從不吝嗇。他出差都會想著給我買禮物。有一次，他們兩口子出國，給我帶回來一條絲巾，挺漂亮的。他的夫人是中國第一個到日本學法律的女學生，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他和夫人感情很好。他們對家裡的阿姨也非常好，就像自家人一樣。
張老那種認真工作的精神給我印象特別深刻。每一次改稿子都不厭其煩，把稿子搞得盡善盡美。不管是什麼工作，不管是在外地，還是在北京，他都是很認真地對待。包括各報社的記者採訪他，他都是很認真地對待。無論是在社科院，還是到了人大，出去開會也是一樣，老人家非常守時。還有一個就是他從來不說多餘的話，在工作上給你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工作盡職盡責，到單位就開始伏案工作，寫啊，改啊，特別辛苦。張老在參與全國人大立法工作的同時，還擔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會長與名譽會長、中國政治學會會長等職，肩負著指導社會科學特別是中國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的重任。他除了參與上述機構的日常工作外，就連有些國家級法學刊物中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常常要張老親自審批和把關。張老沒有架子，有人請他會議或作演講，都擠時間去，很少說今天有事拒絕的。張老在繁忙的公務之外還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
張老家裡最多的東西是書，滿地堆的都是書。他那么大年紀，記憶力非常好，只要你說過一遍的事情，他都記得；哪些書放在哪裡，他也清楚地記得。並且他思路清晰，腦子特別清楚。他在北京醫院住院的時候，我幾乎是隔兩天去一次。張老逝世前，思維仍舊敏捷，一點沒有老態。我看到張老住院期間還堅持工作，堅持看稿子。在他病情十分嚴重的時候，還一再對立法工作表示關注。
張老在人們的眼裡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前輩及學界領袖，但在我心裡總覺得他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媽媽”。跟著張老這么多年，我不僅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把張老當成了自己的親人。1992年2月26日，我又去醫院看張老。當得知老人家去世了，我坐在傳達室里痛哭起來。後來到八寶山送他的時候，我還是哭得那么傷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