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冰
- 別名：邢西萍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北邢台
- 出生日期：1903年
- 逝世日期：1972年
- 職業：無產階級革命家
-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 信仰：馬列主義、共產主義
- 性別：男
生平,貢獻,勇於承擔責任,反右派運動中的兩難處境,宣布“五不變”政策,與新鳳霞、董竹君的友誼,“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
生平
徐冰（1903-1972） 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宮人。
1923年赴德國留學。
1924年在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回國後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書處任翻譯，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此後曾擔任過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共黨團書記，並在中共中央職工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
1932年秋被叛徒出賣遭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堅貞不屈，嚴守機密，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1933年春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到北平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編輯《世界論壇》、《中外論壇》等進步刊物，進行抗日救亡宣傳。1935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在太原、北平組織華北救亡會、北平文化救亡會、華北民眾救亡會等。同年冬參與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
1937年初到延安，4月出席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代表北方局做工作報告。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解放社編輯，參與編輯《解放》周刊、《新中華報》與成仿吾等合譯過《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1944年11月任中共中央重慶工作委員會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顧問、中共山東濰坊市委書記、濟南市副市長。
1949年參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談判工作，擔任北平市副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第一副部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被選為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等。“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
1972年3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79年8月27日，黨和國家為其平反昭雪。
貢獻
徐冰，1903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南宮縣一個富農兼商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做過翻譯，從事過地下工作。抗戰時期，徐冰在重慶與文化科技界和上層民主人士交往密切，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積極貢獻。解放後長期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成績斐然。他為人熱情直率、平易近人，深得黨外朋友的信賴與好評。
勇於承擔責任
1949年7月，時任北平市副市長的徐冰接到中共中央的調令，到中央統戰部任副部長，協助李維漢工作。不久，他又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從那時起，徐冰歷任一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二、三屆全國政協秘書長，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主管中央統戰部全局工作，徐冰分管民主黨派、全國政協工作。在李維漢病休期間，徐冰就成為統戰部代理部長，這種格局基本上延續到了1964年12月。由於李維漢側重於大政方針的研究與制定，因此，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的日常工作實際上主要由徐冰負責。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民主黨派內部對於自身繼續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問題出現了兩種主張：一種認為在新生的人民政權下，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的任務已經完成，因而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一種認為現有的幾個民主黨派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成員，沒有根本區別，可以合併到一起。救國會的同志認為今後救國的任務已不存在，開始醞釀取消救國會。徐冰雖然了解到這種情況，但沒有及時勸阻。1949年11月中旬，中國農工民主黨召開第五次幹部會議。會上出現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力主“光榮結束”，取消農工黨組織。持這種意見的雖然只是少數，但說話很有分量，因為被認為是“代表進步的意見”；另一種人數較多，不願意取消組織，但不敢力爭。徐冰在會上提出了“不忙於結束，創造將來結束的條件”的觀點。
後排右起：陸定一、徐冰、陳雲、劉瀾濤。
後排右起：陸定一、徐冰、陳雲、劉瀾濤。12月18日，救國會在北京飯店舉行茶話會，招待在京會員與各民主黨派人士。當天，《人民日報》發表救國會解散宣言，宣告救國會正式解散。這時，毛澤東已於兩天前離京訪問蘇聯，他回來後對救國會解散一事很不高興，認為救國會應該繼續存在並發揮作用。此後，李維漢、徐冰等積極去各黨派做工作，說服他們不要解散，從而在政治上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失。
1950年3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徐冰在會上作了《關於民主黨派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各民主黨派為了適應新時代、新任務，分別召開或準備召開自己的代表會議。他們現在接受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公開承認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過去的章程和綱領裡邊，還有舊民主主義的東西。他們將修改過去的章程，總結過去的工作，整頓組織，以便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綱領而努力。
徐冰還講到各民主黨派會議以後黨派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是進步分子的團結問題。現在進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風，狹隘的宗派主義，不接近民眾，不做民眾工作，有被孤立的現象。二是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整頓，以及幫助他們解決房子問題和成員的職業問題。三是幫助民主黨派學習毛澤東思想，進行理論政治教育，並做好他們的各種安排，做到毛主席講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四是要解決民主黨派的經費問題。
在這次會上，徐冰正式承擔了自己在取消救國會問題上的責任。他說：“關於救國會的問題，這是我應該向同志們作自我檢討的。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負。”他還對自己在農工民主黨會上所提觀點作了自我批評，認為錯誤在於“在原則上沒有明確地指出不應該取消，應該繼續存在和工作”。
反右派運動中的兩難處境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3月21日，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學習、討論、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在討論與黨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時，徐冰指出，“左”的宗派主義是妨礙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說：幾年來，國家吸收了大量的黨外人士參加工作。沒有他們的參加，建設是不可能有此成績的。他認為，在黨與非黨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存在著許多嚴重問題。黨內有遷就主義的傾向，但大量的普遍的是“左”的宗派主義，主要表現為對非黨人士政治上、作用上的估計不足。
關於政協工作問題，徐冰認為：政協應該說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重要的一個機構。政治協商本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內容，也是擴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我們做得很不夠。應該研究解決黨委如何重視政治協商（協商的作用很大）和黨如何擴大民主生活的問題。在關於“放”的精神的理解上，他同意放，認為放得還不夠。在闡述放什麼、怎樣放的問題時，他主張不僅要放民主，放言論，還要放手讓人家行使職權，放心讓人工作，放手打開我們的活動圈子。
對所謂“重安排、輕改造”的說法，徐冰表示了明確的不同意見。他說，是不是重安排呢？應該說是夠重視的，但還不夠，會後還要做下去。但是不是輕改造呢？在政協工作中我還看不出來，就是在統戰部門中，我也不這樣認識。他說，在思想改造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些毛病，如思想性、政策性不夠等，但不是輕改造的毛病。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徐冰也與個別人談話，請他們消除顧慮、敞開思想幫助共產黨整風。當他意識到反右派鬥爭將要堅決進行時，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跟一些黨外朋友打了招呼。他在7月13日的統戰部長會議上說：反右派鬥爭基本上是和風細雨，個別的情況可用狂風暴雨。鬥爭場合要集中，不要到處都斗。劃分中右時應該寬一點，搞緊了容易把他們劃成右派，可右可不右的人寧肯劃成中右。同時，他一直認為不能把鬥爭與安排、批判思想與使用人對立起來。
反右派鬥爭使徐冰扮演著極為尷尬的角色：一方面，從感情上說，他不願意看到自己的黨外朋友受到衝擊和批判；另一方面，他為了要貫徹中央精神，還可能傷害這些朋友。如與他交往多年的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被認為發表了錯誤言論受到批判時，徐凍的心情是沉重的。被劃為右派的人中，有些是因為所謂“二流堂”問題。“二流堂”被說成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和“反黨小集團”。儘管徐冰實事求是地指出，所謂“二流堂”實際上是抗戰時期黨聯繫文化界進步人士的一個場所，與“二流堂”常相往來的都是一些傾向進步的朋友，但他無法改變事情發展的大方向。“文革”中，此事又被翻了出來，許多人受到株連，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徹底平反。
1963年1月26日，徐冰向老人們祝賀春節
在討論與黨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時，徐冰指出，“左”的宗派主義是妨礙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說：幾年來，國家吸收了大量的黨外人士參加工作。沒有他們的參加，建設是不可能有此成績的。他認為，在黨與非黨人士合作共事關係上，存在著許多嚴重問題。黨內有遷就主義的傾向，但大量的普遍的是“左”的宗派主義，主要表現為對非黨人士政治上、作用上的估計不足。
關於政協工作問題，徐冰認為：政協應該說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重要的一個機構。政治協商本來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內容，也是擴大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我們做得很不夠。應該研究解決黨委如何重視政治協商（協商的作用很大）和黨如何擴大民主生活的問題。在關於“放”的精神的理解上，他同意放，認為放得還不夠。在闡述放什麼、怎樣放的問題時，他主張不僅要放民主，放言論，還要放手讓人家行使職權，放心讓人工作，放手打開我們的活動圈子。
對所謂“重安排、輕改造”的說法，徐冰表示了明確的不同意見。他說，是不是重安排呢？應該說是夠重視的，但還不夠，會後還要做下去。但是不是輕改造呢？在政協工作中我還看不出來，就是在統戰部門中，我也不這樣認識。他說，在思想改造中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一些毛病，如思想性、政策性不夠等，但不是輕改造的毛病。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徐冰也與個別人談話，請他們消除顧慮、敞開思想幫助共產黨整風。當他意識到反右派鬥爭將要堅決進行時，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並跟一些黨外朋友打了招呼。他在7月13日的統戰部長會議上說：反右派鬥爭基本上是和風細雨，個別的情況可用狂風暴雨。鬥爭場合要集中，不要到處都斗。劃分中右時應該寬一點，搞緊了容易把他們劃成右派，可右可不右的人寧肯劃成中右。同時，他一直認為不能把鬥爭與安排、批判思想與使用人對立起來。
反右派鬥爭使徐冰扮演著極為尷尬的角色：一方面，從感情上說，他不願意看到自己的黨外朋友受到衝擊和批判；另一方面，他為了要貫徹中央精神，還可能傷害這些朋友。如與他交往多年的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被認為發表了錯誤言論受到批判時，徐凍的心情是沉重的。被劃為右派的人中，有些是因為所謂“二流堂”問題。“二流堂”被說成是“反革命的裴多菲俱樂部”和“反黨小集團”。儘管徐冰實事求是地指出，所謂“二流堂”實際上是抗戰時期黨聯繫文化界進步人士的一個場所，與“二流堂”常相往來的都是一些傾向進步的朋友，但他無法改變事情發展的大方向。“文革”中，此事又被翻了出來，許多人受到株連，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徹底平反。
1963年1月26日，徐冰向老人們祝賀春節宣布“五不變”政策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在1958年繼續蔓延，對黨外人士發動了遍及全國的所謂“自我檢查”的“向黨交心”運動。在“交心”的高潮期，工商界提出了放棄定息、放棄高薪和下放參加體力勞動等要求。當中央統戰部及時向中央反映這一情況後，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否定的意見：定息不能取消；工資高一些，是為了贖買，以不動為好。在這個大背景下，1958年六七月間，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了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1000餘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7月1日，徐冰在會上作了《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指出今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是以工作崗位為基地；而參加體力勞動、到工農中去、到實際中去則“應當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分別他們的各種不同情況，根據自覺自愿的原則，適當推行”。
經過反右派鬥爭與“交心”運動，徐冰深深感到民主黨派成員“有恐懼心理，有些自卑”。他說：“今後對民主黨派怎么辦？不能長久緊張下去，我想應該緩和一下。”在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徐冰繼續強調要緩和。他說，1958年以來階級鬥爭的形勢不是尖銳，而是緩和了下來，那種認為最好把資產階級分子送去勞動改造的看法，不符合黨的政策。從理論上看，認為“革命越深入化，階級鬥爭越尖銳”的觀點，也不符合馬列主義原則。
1959年，中央統戰部舉辦元旦宴會，招待民建、工商聯參加中執委聯席會議的與會人員。徐冰出席宴會並致祝酒詞。他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輕鬆短小的祝酒詞中，向黨外人士宣布了“五不變”政策。“五不變”，即定息政策不變，高薪待遇不變，學職學銜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不變。徐冰歸納的“五不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安定了黨外人士的情緒。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1000餘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7月1日，徐冰在會上作了《關於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根本改造問題》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指出今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的主要途徑和方法是以工作崗位為基地；而參加體力勞動、到工農中去、到實際中去則“應當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分別他們的各種不同情況，根據自覺自愿的原則，適當推行”。
經過反右派鬥爭與“交心”運動，徐冰深深感到民主黨派成員“有恐懼心理，有些自卑”。他說：“今後對民主黨派怎么辦？不能長久緊張下去，我想應該緩和一下。”在第十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徐冰繼續強調要緩和。他說，1958年以來階級鬥爭的形勢不是尖銳，而是緩和了下來，那種認為最好把資產階級分子送去勞動改造的看法，不符合黨的政策。從理論上看，認為“革命越深入化，階級鬥爭越尖銳”的觀點，也不符合馬列主義原則。
1959年，中央統戰部舉辦元旦宴會，招待民建、工商聯參加中執委聯席會議的與會人員。徐冰出席宴會並致祝酒詞。他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輕鬆短小的祝酒詞中，向黨外人士宣布了“五不變”政策。“五不變”，即定息政策不變，高薪待遇不變，學職學銜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對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政策不變。徐冰歸納的“五不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安定了黨外人士的情緒。
與新鳳霞、董竹君的友誼
一天，徐冰來到著名評劇表演藝術家新鳳霞的家裡。這時，因丈夫吳祖光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北大荒，新鳳霞隻身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還要侍奉癱瘓在床的公公與年邁的婆婆。更令人痛心的是，自從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後，往日熱鬧的吳家已很久不見熟人登門了。徐冰看望了新鳳霞的公公婆婆，說：我不是代表組織來的，我是祖光的朋友。他鼓勵新鳳霞往前看。
對於這份珍貴的友誼，新鳳霞夫婦十分感念，說“這太難得了”。新鳳霞還說，1949年剛解放，我就認識了張曉梅，並因此認識了徐冰。那時，我們對共產黨害怕，覺得共產黨是官，官的形象在我記憶里就是打人罵人。可徐冰不像官，他特別民眾化，而且愛說笑話。用一句戲劇行話來說，他是個老花臉，也是老生，有時還做小生。有一次，在劇場看戲，徐冰老遠就喊我，還有意找一些話題跟我說話。因為我那時也被打成右派，他是故意跟我親近。又有一次，演出結束後要照相，我已經在後面凳子上站好，他非得拉我到前排去。你說他粗心吧，他又很細心。
董竹君是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她少時貧窮，由一個洋車夫的女兒被迫淪為青樓賣唱女，結識革命黨人後跳出火坑，成了督軍夫人。後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權約束，又衝出樊籠開創新的人生。歷盡艱難險阻，成為上海錦江飯店女老闆。解放後曾連續擔任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8年初秋，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到上海看望她時說：“徐冰同志和大家早就要你寫回憶錄，待你把素材完成後，再請人進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負責。”其實，郭沫若及董的老朋友張蓬舟（《大公報》著名記者）都曾熱心地向她提出，想代勞為她寫回憶錄，她均未同意。但聽了張執一的話後，董竹君逐漸認識到，個人的命運與其所處的時代有所聯繫，客觀上反映了社會演變，因此，就很高興地寫起回憶錄。
1961年她寫了一小部分，政協文史組認為不錯，鼓勵她繼續寫下去。此後，雖然歷經曲折，董本人在“文革”中還曾入獄五年，但終於在97歲高齡時寫完了回憶錄，並於1997年9月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她在回憶錄的《後記》中寫道：“回憶錄業已草就，唯張執一、徐冰同志以及關懷此事的有些親友被無情的時光奪取了生命，未能看到，深為遺憾！”
對於這份珍貴的友誼，新鳳霞夫婦十分感念，說“這太難得了”。新鳳霞還說，1949年剛解放，我就認識了張曉梅，並因此認識了徐冰。那時，我們對共產黨害怕，覺得共產黨是官，官的形象在我記憶里就是打人罵人。可徐冰不像官，他特別民眾化，而且愛說笑話。用一句戲劇行話來說，他是個老花臉，也是老生，有時還做小生。有一次，在劇場看戲，徐冰老遠就喊我，還有意找一些話題跟我說話。因為我那時也被打成右派，他是故意跟我親近。又有一次，演出結束後要照相，我已經在後面凳子上站好，他非得拉我到前排去。你說他粗心吧，他又很細心。
董竹君是上海錦江飯店的創始人。她少時貧窮，由一個洋車夫的女兒被迫淪為青樓賣唱女，結識革命黨人後跳出火坑，成了督軍夫人。後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權約束，又衝出樊籠開創新的人生。歷盡艱難險阻，成為上海錦江飯店女老闆。解放後曾連續擔任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8年初秋，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到上海看望她時說：“徐冰同志和大家早就要你寫回憶錄，待你把素材完成後，再請人進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負責。”其實，郭沫若及董的老朋友張蓬舟（《大公報》著名記者）都曾熱心地向她提出，想代勞為她寫回憶錄，她均未同意。但聽了張執一的話後，董竹君逐漸認識到，個人的命運與其所處的時代有所聯繫，客觀上反映了社會演變，因此，就很高興地寫起回憶錄。
1961年她寫了一小部分，政協文史組認為不錯，鼓勵她繼續寫下去。此後，雖然歷經曲折，董本人在“文革”中還曾入獄五年，但終於在97歲高齡時寫完了回憶錄，並於1997年9月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她在回憶錄的《後記》中寫道：“回憶錄業已草就，唯張執一、徐冰同志以及關懷此事的有些親友被無情的時光奪取了生命，未能看到，深為遺憾！”
“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
20世紀60年代初期，徐冰開始對一些“左”的思想與認識進行思考，並提出尖銳批評。在1960年6月的一次會議上，他說，“很左、很進步，這是好的，但‘左’得孤芳自賞，‘左’得脫離民眾，有什麼可愛之處呢？其實是‘左’得可笑。這種作風必須改變”。他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和統一戰線的性質，二者要兼顧，缺一不可。不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則右；不看到統一戰線的性質，則左”。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徐冰指出，“對知識分子的作用要重新估計一下，不能說都是老而無用”。他說，老專家有一定的知識、經驗、專長，說人家不行，我們自己又不會，那怎么辦呢？實際上我們今天還不行。青年人敢想、敢說、敢幹是對的，但再加上老專家的技術知識和成就，作用不是更大嗎？工人搞試驗，可以失敗幾十次、幾百次，為什麼不許舊知識分子也這樣做呢？有些人本來可以用，信任他，就能發揮積極作用，不信任，就只有睡大覺，又說人家消極躺倒，這樣怎么使人活下去？
針對各地都有一些總被批鬥的“老運動員”，徐冰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的觀點。他說，你們老斗，每個運動一來就斗一下，每個事件一來也斗一下，不能越斗越舒服，哪有這回事！越斗，這個階級、階層對黨的距離越大，離心越遠。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
1962年3月，周恩來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界定上，突破了1957年3月以來關於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屬於剝削階級範疇”的觀點，明確指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統一戰線的任務，“現在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的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強烈反響，也向統戰部提出了用這個講話為指導，研究統戰工作的形勢與任務的要求。
4月23日至5月21日，徐冰主持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徐冰重點談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民主黨派的性質問題，即它究竟已經是社會主義政黨，還是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政黨，希望能夠達成比較一致的意見。一是知識分子已改變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由第二聯盟走到了第一聯盟，即勞動者之間的聯盟。
5月17日，徐冰參加了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會。周恩來、鄧小平作了重要指示。鄧小平還高度評價了當時的統一戰線工作，指出：統一戰線是長期的，統戰工作是得到益處的，是三大法寶之一。現在講政治形勢好，就是統一戰線的形勢好。19日，徐冰向與會人員傳達了上述重要指示，並作了總結報告。
“中央統戰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沒有變”
1964年12月25日，徐冰被正式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1965年1月，徐冰又當選為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這一年，徐冰先召開全國統戰部長會議，貫徹彭真對黨外人士要“松一松”的指示精神。不久，他又提請中央領導同志召開座談會，宣布了中央關於延長定息的決定。
1966年5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的第二天，徐冰向“總理並少奇同志”報送了中共中央準備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名單。按照慣例，他準備了兩份名單，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他說：“其中有些不在京的，但請他們來參加有好處，如程潛、唐生智、李宗仁、榮毅仁、陳此生、薩空了。”周恩來很快批示贊成用大名單，並說：“在外地人可去函，來否聽便。”劉少奇也批示：“同意用大名單。”在當時，邀請誰出席會在客觀上起到保護他們的作用。但很快，這次座談會的參加範圍被縮小了很多，徐冰又根據指示重新擬了兩份名單。他致函彭真：遵囑擬的名單是以黨派為主的，但限制30到40人很難辦到，縮了再縮，正式名單縮到54人，預備名單縮到26人。他還特彆強調指出：“我是傾向也把預備名單加上去的，這比最後一次國務會議（164人）已縮小得多了。”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用大名單。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徐冰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遭到陳伯達、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的突然圍攻。他們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績，誣衊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執行了“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叫嚷要“炮打徐冰領導的統戰部”，江青也攻擊徐冰“在會上一直唱反調”，徐冰與之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8月30日，徐冰在全國政協禮堂被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造反派批鬥。批鬥進行過程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收到一份檔案。這是由公安部轉來、由周恩來親筆批示的檔案，內容是應予保護的著名人士的名單、範圍、原則和具體辦法，並且已開列了一些應予保護人士的名單。公安部送檔案的同志同時轉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即要徐冰按照檔案所劃範圍，把黨外人士的名單開出來。考慮到徐冰還在台上挨批鬥，事情不宜久等，金城要統戰部幹部處的人員根據周恩來指示先把名單擬出來，等徐冰回來簽字。鬥爭大會結束後，徐冰乘車回到統戰部。他接過名單，一看是周恩來的親筆批示，剛剛挨斗歸來的徐冰“眉宇間頓時浮現出欣慰的神情，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猶豫地在名單上籤了字，並囑咐儘快把名單送給公安部轉報中央”。就這樣，一份應予保護人士的名單產生了。
1966年10月1日，徐冰參加了天安門國慶觀禮，這無論是對他還是對統一戰線各方面的朋友都是巨大的安慰。他們認為“中央統戰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沒有變”。進入12月後，徐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先是康生等人藉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指派專人對徐冰調查。徐冰實事求是地提供了當時的歷史情況，指出“這件事情的結論只能請中央決定”。到1967年，統戰部的造反派開始追查徐凍的歷史，造徐凍的反，說他被捕過就是叛徒，是修正主義、叛徒、老右派。6月13日，他被北京衛戍區監護、看押。
1972年3月14日，周恩來得知徐冰病情惡化，立即批示將他送到阜外醫院治療。當晚10點半，原衛生部軍管會主任謝華給醫院來電話說：“總理指示，徐冰住院後要全力搶救。”接著，總理辦公室也來電話：“徐凍的病情要及時報告總理。”但因徐冰患有多種疾病而且病情嚴重，又拖了太長的時間，終因搶救無效，於3月18日去世。當周恩來看到阜外醫院寫的關於徐凍的治療情況和死亡報告後，很動情，指示立即通知徐凍的家屬。他還約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談話，要求全面檢查被拘留、關押、監護隔離人員的身體情況，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實，有病的治療，病重的住院，身體弱的加點兒營養，不要等人病危了再去醫院治療。
十年內亂結束後，隨著全國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徐凍的親人也開始向中央領導寫信，希望對徐凍的問題作出正確結論。1979年1月14日，葉劍英在一封信中說，“徐冰同志有幾十年的歷史考驗，建議中組部考慮昭雪”。2月8日，中組部致函中央統戰部，請加緊複查處理徐冰案件。
4月16日，中央統戰部作出《關於徐冰同志的複查結論》。《結論》說，原中央專案一辦給徐冰定為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所作的《關於叛徒徐凍的審查結論》應予撤銷，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為徐冰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補發生前工資，妥善處理受株連的親屬問題。7月3日，中央同意中央統戰部所作的《關於徐冰同志的複查結論》。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徐冰指出，“對知識分子的作用要重新估計一下，不能說都是老而無用”。他說，老專家有一定的知識、經驗、專長，說人家不行，我們自己又不會，那怎么辦呢？實際上我們今天還不行。青年人敢想、敢說、敢幹是對的，但再加上老專家的技術知識和成就，作用不是更大嗎？工人搞試驗，可以失敗幾十次、幾百次，為什麼不許舊知識分子也這樣做呢？有些人本來可以用，信任他，就能發揮積極作用，不信任，就只有睡大覺，又說人家消極躺倒，這樣怎么使人活下去？
針對各地都有一些總被批鬥的“老運動員”，徐冰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的觀點。他說，你們老斗，每個運動一來就斗一下，每個事件一來也斗一下，不能越斗越舒服，哪有這回事！越斗，這個階級、階層對黨的距離越大，離心越遠。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留有餘地。
1962年3月，周恩來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界定上，突破了1957年3月以來關於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屬於剝削階級範疇”的觀點，明確指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統一戰線的任務，“現在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員更多的可以動員的因素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擴大我們的民主生活”。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強烈反響，也向統戰部提出了用這個講話為指導，研究統戰工作的形勢與任務的要求。
4月23日至5月21日，徐冰主持召開了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徐冰重點談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民主黨派的性質問題，即它究竟已經是社會主義政黨，還是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政黨，希望能夠達成比較一致的意見。一是知識分子已改變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由第二聯盟走到了第一聯盟，即勞動者之間的聯盟。
5月17日，徐冰參加了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會。周恩來、鄧小平作了重要指示。鄧小平還高度評價了當時的統一戰線工作，指出：統一戰線是長期的，統戰工作是得到益處的，是三大法寶之一。現在講政治形勢好，就是統一戰線的形勢好。19日，徐冰向與會人員傳達了上述重要指示，並作了總結報告。
“中央統戰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沒有變”
1964年12月25日，徐冰被正式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1965年1月，徐冰又當選為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這一年，徐冰先召開全國統戰部長會議，貫徹彭真對黨外人士要“松一松”的指示精神。不久，他又提請中央領導同志召開座談會，宣布了中央關於延長定息的決定。
1966年5月2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的第二天，徐冰向“總理並少奇同志”報送了中共中央準備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名單。按照慣例，他準備了兩份名單，一份大的，一份小的。他說：“其中有些不在京的，但請他們來參加有好處，如程潛、唐生智、李宗仁、榮毅仁、陳此生、薩空了。”周恩來很快批示贊成用大名單，並說：“在外地人可去函，來否聽便。”劉少奇也批示：“同意用大名單。”在當時，邀請誰出席會在客觀上起到保護他們的作用。但很快，這次座談會的參加範圍被縮小了很多，徐冰又根據指示重新擬了兩份名單。他致函彭真：遵囑擬的名單是以黨派為主的，但限制30到40人很難辦到，縮了再縮，正式名單縮到54人，預備名單縮到26人。他還特彆強調指出：“我是傾向也把預備名單加上去的，這比最後一次國務會議（164人）已縮小得多了。”中央書記處批示同意用大名單。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徐冰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遭到陳伯達、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的突然圍攻。他們全盤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巨大成績，誣衊全國統戰、民族、宗教工作部門執行了“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陳伯達叫嚷要“炮打徐冰領導的統戰部”，江青也攻擊徐冰“在會上一直唱反調”，徐冰與之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8月30日，徐冰在全國政協禮堂被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的造反派批鬥。批鬥進行過程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收到一份檔案。這是由公安部轉來、由周恩來親筆批示的檔案，內容是應予保護的著名人士的名單、範圍、原則和具體辦法，並且已開列了一些應予保護人士的名單。公安部送檔案的同志同時轉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即要徐冰按照檔案所劃範圍，把黨外人士的名單開出來。考慮到徐冰還在台上挨批鬥，事情不宜久等，金城要統戰部幹部處的人員根據周恩來指示先把名單擬出來，等徐冰回來簽字。鬥爭大會結束後，徐冰乘車回到統戰部。他接過名單，一看是周恩來的親筆批示，剛剛挨斗歸來的徐冰“眉宇間頓時浮現出欣慰的神情，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他毫不猶豫地在名單上籤了字，並囑咐儘快把名單送給公安部轉報中央”。就這樣，一份應予保護人士的名單產生了。
1966年10月1日，徐冰參加了天安門國慶觀禮，這無論是對他還是對統一戰線各方面的朋友都是巨大的安慰。他們認為“中央統戰部在，徐冰同志在，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沒有變”。進入12月後，徐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先是康生等人藉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指派專人對徐冰調查。徐冰實事求是地提供了當時的歷史情況，指出“這件事情的結論只能請中央決定”。到1967年，統戰部的造反派開始追查徐凍的歷史，造徐凍的反，說他被捕過就是叛徒，是修正主義、叛徒、老右派。6月13日，他被北京衛戍區監護、看押。
1972年3月14日，周恩來得知徐冰病情惡化，立即批示將他送到阜外醫院治療。當晚10點半，原衛生部軍管會主任謝華給醫院來電話說：“總理指示，徐冰住院後要全力搶救。”接著，總理辦公室也來電話：“徐凍的病情要及時報告總理。”但因徐冰患有多種疾病而且病情嚴重，又拖了太長的時間，終因搶救無效，於3月18日去世。當周恩來看到阜外醫院寫的關於徐凍的治療情況和死亡報告後，很動情，指示立即通知徐凍的家屬。他還約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談話，要求全面檢查被拘留、關押、監護隔離人員的身體情況，指出：中央精神要落實，有病的治療，病重的住院，身體弱的加點兒營養，不要等人病危了再去醫院治療。
十年內亂結束後，隨著全國大批冤假錯案的平反，徐凍的親人也開始向中央領導寫信，希望對徐凍的問題作出正確結論。1979年1月14日，葉劍英在一封信中說，“徐冰同志有幾十年的歷史考驗，建議中組部考慮昭雪”。2月8日，中組部致函中央統戰部，請加緊複查處理徐冰案件。
4月16日，中央統戰部作出《關於徐冰同志的複查結論》。《結論》說，原中央專案一辦給徐冰定為叛徒是完全錯誤的，所作的《關於叛徒徐凍的審查結論》應予撤銷，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為徐冰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補發生前工資，妥善處理受株連的親屬問題。7月3日，中央同意中央統戰部所作的《關於徐冰同志的複查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