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盛剛

廣州“文總”宣傳部長，“文總六烈士”之一。廣州市東郊銀河公墓中有一塊刻著“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犧牲六烈士墓”的石碑，上面寫著溫盛剛（中共黨員）、譚國標、凌伯驥、賴寅仿、鄭挺秀，何仁棠六個名字，這就是被反動軍閥政府所殺害的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簡稱廣州“文總”)的六位領導和骨幹成員。 廣州“文總”成立於1933年4月，下設“社聯”、“左聯”和“劇聯”等組織。廣州“文總”由何乾之（譚秀峰）任書記，譚國標任組織部長，溫盛剛任宣傳部長，凌伯驥、賴寅仿、鄭挺秀、何仁棠都是“社聯”的負責人或骨幹成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溫盛剛
• 民族：漢
• 出生地：廣東梅州市梅縣區
• 出生日期：1907年7月4日
• 逝世日期：1934年8月1日
• 性別：男

人物簡歷

1934年1月

譚國標等六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在獄中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同年8月1日，英勇就義。臨刑前，他們高呼革命口號，高唱國際歌，為人民的利益而壯烈犧牲。

文總六烈士墓

溫盛剛，1907年7月4日出生於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松口鎮車田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兄弟共五人，溫盛剛排行第四。1919年至1924年夏，他在廣州市廣東高等師範學校附中讀書。1924年7月，考進北京師範大學。1926年初，在北師大參加中國共產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反動政府到處捕殺共產黨人，溫盛剛也在受通緝之列，他便於1927年6月10日東渡日本。初時他在二哥溫盛光(在東京開飯館)處居住、補習日語，通過他哥哥的介紹認識了日本左派作家秋田雨雀。不久其二哥因與日共來往而被當局逮捕，1928年遭驅逐出境。這給溫盛剛在經濟上造成困難。

1929年初

，他進東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在這期間，溫盛剛經常與秋田雨雀一起學習、研究和翻譯馬列主義著作，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溫盛剛十分珍惜時間，總是手不釋卷，不僅學會了日語，還攻讀俄文，看了許多馬列著作。他平時沉默寡言，但在學習討論時則口若懸河，善於分析，言之有據，使人昕了心悅誠服，留日學生都很佩服他的才華和學識。當時明治大學要錄取一名官費生，一百多人報考，結果為溫盛剛所獨得。溫盛剛是一個愛國青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溫健公、張友漁、秦元邦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領導留日學生進行抗日救亡運動，溫盛剛被推選為秘書，同學會的宣言、檔案、標語、口號等都是由他負責起草。不久，他和許多留日學生在神田中學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九-一八事變死難同胞追悼會”，並在會上憤怒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發誓要為死難同胞報仇雪恨。第二天，溫盛剛就遭逮捕，日本最高警察廳指控他犯了所謂“擾亂治安罪”，溫盛剮卻理直氣壯地反駁說：“不!先生，我沒有犯什麼罪，只是做了一個國民應該做的——熱愛自己的祖國，你們的政府悍然出兵侵略中國的東北三省，這才是真正的犯罪!”駁得日本警察啞口無言。由於查無證據，在民眾和輿論的壓力下，三天后警察廳不得不把他釋放。過了不久，發生了“一·二八”事件，日寇進攻上海的訊息傳出後，中華學生留日同學會發動了一千多名同學到中國駐日大使館請願，溫盛剛帶頭向國民黨的駐日大使提出和日本斷交的請求，並對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表示堅決支持十九路軍的愛國行動。這次集會，又遭到日本警察的鎮壓。由於溫盛剛及時化裝逃走，才幸免於難。

1932年春

由於日本政府的通緝，溫盛剛化裝返回祖國，先是到上海尋找黨組織，但沒有找著，便把在日本譯好的秋田雨雀著的《新俄遊記》一書送交啟智書局用文莎訶(日語溫盛剛的諧音)的筆名出版。他還翻譯出版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等書。不久，他回到廣州，但同樣找不到黨的組織。這個失去組織關係的黨員，先是在中大當代課教師，後來通過別人介紹，在合作總社謀取了一個幹事的職位，以此作掩護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2年夏

他與被日本政府驅逐回來的留日進步青年何乾之、譚國標一起自辦《世界情勢》、《一般文化》等進步刊物，由他們自己出錢印刷、自己寫稿、自己發行，新的刊物當作舊雜誌，拿到文德路舊書店去發售。這些刊物出版後，得到青年的好評和支持。他們就與中大、女師、國民大學、省一中等處的進步分子聯繫，組織讀書會，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進行抗日救亡活動。參加讀書會的人逐步增多之後，溫盛剛便通過中大何思敬教授(中共秘密黨員)和溫健公(中共秘密黨員)與上海的中國文化總同盟和“左聯”、“杜聯”、“劇聯”等組織取得聯繫，並於1933年4月組成“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溫盛剛擔任宣傳部長。

由於他對團結教育革命青年做了許多工作，因而為廣東反動當局所仇視。1934年1月29日，溫盛剛在東華西路復興新街住所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關押在廣州市維新路公安局特別偵緝部第三號監倉，與譚國標、江穆住在一起。溫盛剛在獄中堅貞不屈，繼續與反動派鬥爭。儘管敵人採取各種卑鄙、毒辣的手段，反覆對溫盛剛進行威脅利誘，企圖從他口中獲得“文總”的內部組織情況，但毫無結果。為了使監外的同志知道監內的情況，溫盛剛通過其家屬來拿取髒衣服出去洗的機會，把紙條塞在西褲夾縫中傳送出去。敵人在審訊口供中得不到什麼東西，就改變手法，採取“釣魚”的毒計，把被監禁的一些同志，由便衣特務押著上街“散步”，如發現有人前來打招呼就立即逮捕。為了不讓監外的同志上當，溫盛剛又把情報及時傳出去，叫監外的同志注意，不要上敵人的圈套。

在關押的半年時間裡，親友們為他到處奔走，多方營救，但沒有效果，當他得知敵人將下毒手的時候，就給親人寫了簡短的遺囑，勸慰父母不要為他的死而悲傷，要求妻子和弟弟堅決走革命的道路，完成他未競的事業。

1934年8月1日午後

，溫盛剛慘遭殺害，當時年僅二十七歲。 同時犧牲的還有譚國標、凌伯驥、賴寅仿、鄭挺秀、何仁棠等五位“文總”成員，史稱“廣州文總六烈士”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