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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品介紹
在《序》中,
殷璠回顧了自梁至唐的詩歌發展道路,他把自梁以來二百多年的詩歌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以為自蕭梁至武德,中間包括陳隋兩代,都是“尤增藻飾”,只重視詞采的華麗;唐開國以後,也仍然沿著齊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貞觀末,才開始有了轉機。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
殷璠稱之為“標格漸高”,大約因為這個時期有了四傑和
陳子昂,已經不完全是
亦步亦趨的按照前朝的式樣作詩了。接下去,是睿宗景雲時期,
殷璠認為是“頗通遠調”,當時,沈、宋和
李嶠、
杜審言已經建立了律詩的格式,
張說、
張九齡、
賀知章已顯露新貌,及至
孟浩然、
王翰等揚名之後,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遠調”之說。這是
殷璠對《文選》以後、玄宗之前一段時期詩歌發展的簡單的概括,也是符合詩歌發展實際的。開元、天寶之際,是唐詩繁榮興盛的時期,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音律和體裁發展到成熟的階段。
殷璠真正要編選以使之流傳後代的正是開元十五年以後的詩歌。《序》中說:
“開元十五年以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在這段話里,接觸到了幾個問題,一是盛唐詩歌的聲律風骨是從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的。這時盛唐時代的主要詩人李白、
王維都已二十七歲,
高適、
岑參、
李頎、
王昌齡、
崔顥等也屆壯年,在詩壇嶄露頭角。他們的出現,以新氣派、新詩風,使唐詩展現了新的氣象。
其次,
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歸之於
玄宗的愛好與影響。這自然有些把問題
簡單化了。一代詩風的形成,絕不會僅僅決定於帝王的好惡,而是經過長期醞釀、探討以及創作實踐的結果,它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帝王的藝術傾向及其由此產生的號召與提倡,對藝術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玄宗即位之初,確如
殷璠所說,“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並從政令上對華麗的文風施加了批評和限制。在所下詔令中曾說:“我國家效古質,斷浮艷,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麗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詔》)。又因為“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敕令改變考試內容(《玄宗條制考試明經進士》)。這些詔令既然事關士大夫的科舉前程,自然對革除浮艷詩風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此外,在這段序文里,
殷璠還把“風骨”視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徵。不言而喻,這也是《河嶽英靈集》選詩的重要標準。但是只簡單舉出“風骨”二字;畢竟太籠統了,他深恐未來讀者對此發生誤會,因而在《集論》中又作了一番具體的闡述:
“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
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集論》)
選者在“敘”和“集論”里論述了詩歌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係,認為“伶倫造律”,“為文章之本”;“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所以詩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專事拘忌”,流為“矯飾”。他批判了齊、梁以來詩歌“理則不足,言常有餘;
都無興象,但貴輕艷”的不良傾向,指出唐代詩歌正是在糾正上述詩風中“去偽從真”,逐步向前發展,到了開元中期“聲律風骨始備”。
殷璠評詩注重“風骨”和“
興象”。他選錄的標準是“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如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終無取焉”。由於有比較正確的觀點作為指導,通過選詩以
標舉其論詩宗旨,書中所選,雖因當時的條件限制,不可能搜羅得很全面,但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詩人如李白、
王維、
孟浩然、
王昌齡、
高適、
岑參、
李頎、
崔顥、
崔國輔、
祖詠、
儲光羲、
常建等人的優秀詩篇都能入選,基本上反映了盛唐詩歌的面貌。書中沒有選及
杜詩,可能由於杜甫蜚聲詩壇,較遲於上列諸家,當時還沒有篇什廣為流傳的緣故。
書中略仿南朝
鐘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闢之見為後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後來許多
評選本詩文集的灠觴,但由於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
毛晉、清代
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後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並非編者原意(
孫毓修《河嶽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
後續
《河嶽英靈集》有《四部叢刊》影明翻
宋本、汲古閣本,通行的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
唐人選唐詩(十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