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英語：Totalitarianism，也譯作極權政體、全能政體、總體統治、全體主義）或極權國家（英語：Totalitarian state），是一種政治學上的術語，用來描述一個對社會有著絕對權威並盡一切可能謀求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的國家之政治制度。
極權主義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著積極的含義，由魏瑪德國法學家、納粹學者卡爾·施米特與一些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關全能（all-powerful，即統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詞。
冷戰時期，這一概念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論述中尤為著名，通常被用以強調納粹德國、法西斯主義國家與極權主義蘇聯之間的相似性。
其它運動與政府組織亦會被定性為極權主義。歷史上一個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聯盟的反動保守主義運動之領袖就曾經宣告其目的是“為西班牙帶來真正的統一、全新的靈魂、極權的政體”，並且稱“民主不是終結，而是一個新的國家征戰四方的手段。當時機來臨，要么國會屈服，要么我們將消滅國會。”
基本介紹
介紹,特徵,起因,用法,法蘭克福學派,冷戰研究,威權主義,意識形態,蘇聯記載,
介紹
極權主義意味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或國家權力達成，私人空間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的狀態，自由被減至最低限度。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言，它意味著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攝在一個囊括一切的統治過程之內。 極權主義是一種當代的新現象，絕對統治和權威主義都不能解釋極權主義，雖然所有極權主義制度都是權威主義制度，絕對統治政體的絕對權力是指免於控制、不受約束的權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權力。絕對權力這一概念在過去是和把國家視為自己財產的絕對政體聯繫在一起的，在現代則是和不受法律規範與制約的中央集權聯繫在一起的。
顯然，任何極權主義制度都是絕對統治的制度，但反過來說就是：絕對統治只意味著任意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是極權統治。
極權主義的政治統治具有空前的強度、瀰漫性和滲透性，歷史上的專制制度同極權主義獨裁相比，也會顯得天真無邪。從語義學上說，極權主義是指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的非政治生活的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
一切皆屬於國家，國家和社會的界線被取消，社會徹底的政治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於國家之外，並用高級技術提供的強制手段把權力推到極限，國家變成一個吞噬掉整個社會的龐大的政治兵營，這就是極權主義同絕對統治等各種獨裁統治的不同所在。
總之，極權主義政體主要的專有特徵就是政治權力的滲透性和擴散性，它的極端類型就是政治權力滲透到人類的一切領域，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來達成，個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間或自由。
特徵
不過，儘管極權主義國家表現各異，但仍有一些共同點，最重要的是兩點：存在某個意識形態，它規範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還要有一個唯一的民眾性政黨，以此動員人民的熱情和支持。這個政黨一般是由一位獨裁者領導，該黨的領導層全面控制政府體系，包括警察、軍隊、通訊、經濟及教育等部門。不同聲音受到系統的壓制，而人民則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歷史上的獨裁者為實現對被統治者的控制，不惜運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軍隊。然而只有藉助於現代技術，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會。因此，極權主義乃是現代才出現的現象。 60年代，極權主義這一概念在學者中突然失寵了，後來，隨著史達林死後蘇聯中央集權的放鬆、納粹研究所揭示出的這種制度的低效率和浪費以及極權蘇聯的解體，都使學者較少在理想的或抽象的形式上使用這一概念。而且，憲政民主和極權主義，作為現代國家的形式，其實有相當多共同點的。比如政府都壟斷著國家軍事力量的使用權及某種形式的大眾傳播工具；民主國家也常常壓制異見，尤其是在危機期間。一黨體制在某些非極權主義國家也出現過，獨裁者控制政府，政府控制經濟。
起因
極權主義趨勢大發展並非一個原因所致。其理論根源也許是柏拉圖、盧梭、馬克思的團隊精神政治理論。不過極權主義形式政府更多的可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混亂允許或者是鼓勵了俄國、義大利、德國極權主義政權的建立，而現代技術則使他們能擴展和鞏固他們的權力。
德魯克的《經濟人的終結》解釋了極權主義崛起的原因，是起源於西方社會普遍的價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潰，是“舊秩序崩潰之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導致的絕望之情”（德魯克《經濟人的終結》）。
用法
此一詞由喬瓦尼·秦梯利發明，從貝尼托·墨索里尼所統治的法西斯義大利開始流行。詹蒂萊為墨索里尼撰寫的《法西斯的教條》（Doctrine of Fascism）之中，使用了“中央集權至上論”（statolatry）與“極權主義”這兩個辭彙。根據這兩人對極權主義的描述，此一詞的原始意義是，政府的主要意識形態主導，或起碼影響著大多數人民的社會。他們宣稱，基於廣播與印刷媒體的發展，大部分現代國家會因為政府使用大眾媒體宣導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成為上述的極權國家。
雖然此一詞的本義是指“掌握一切的全能政府”，許多類似的政權與統治方式也被貼上了這個標籤。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與《歷史決定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兩本書中，對極權主義做出批評：他把“開放社會”（自由民主）與極權主義作為相對詞而討論。
法蘭克福學派
在哲學上，法蘭克福學派主要從事對資本主義的倫理批判。貫穿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始終的唯一共同線索，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前景的人道主義憂慮和關懷。因此，馬克思、黑格爾、康德、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胡塞爾、海德格爾、柏格森以及盧卡奇和布洛赫等，都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思想來源。批判理論家認為，非理性是對抽象一致性的一種抗議，非理性主義哲學強調了人類生活中的精神價值，表現了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批判了資本社會對人的個性的壓制和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由此出發，法蘭克福學派在哲學思想上首先揭露造成這種一致性壓迫力量的理性，從事 工具理性批判。社會批判理論認為，啟蒙思想家們把理性抬高到真理標準的高度，將理性的個體從封建教會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而，啟蒙理性“由於自身的內在邏輯而轉到了它的反面”：作為個人理性化結果的資本生產方式的發展，不斷加深了資產階級對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使理性最終墮落成了“工具理性”，從而導致了“理性的毀滅”。只有進行工具理性批判，使理性恢復自我批判能力，才能消除各種形式的異化，將人類從不合理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當代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則突破了對工具理性的單純批判，轉向對民主社會的交往理性構建中出現的失誤和不足進行批判。
同時，他們還批判了技術理性的哲學基礎——哲學主流的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強調以總體性的方法抵制實證主義在科學、客觀旗號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與之相聯，法蘭克福學派否定科學技術的革命意義，認為科學技術進步的社會後果導致了當代資本對人民統治的強化——他們指出，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科學技術進步，使人們的物質生活和勞動條件得到了改善，但這一改善是以犧牲人的人格尊嚴為代價的，相反導致了更高的異化階段；資本利用科學技術進步對人的操縱控制，阻止人民參與政治，使工業社會成了“技術統治的極權社會”；發達工業社會具有明顯的工具性和奴役性，而實證主義哲學對科學客觀性的維護，也是對資本制度的維護；實證主義將哲學等同於科學，排除了哲學的價值判斷和形上學性，因而不過是異化了的科學的哲學表現。
在政治上，法蘭克福學派著重批判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在社會理論中的現代性批判矛頭首先指向資本主義極權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批判矛頭直指資本制度本身。他們指出，發達工業社會是壓抑文明發展的最高形式；發達工業社會是單面性的社會，它一方面是技術理性對社會和人的全面統治，另一方面是社會和人性的全面異化；發達工業社會在物質、意識和思想方面的單面性完全排除了否定的力量和否定的思想。發達工業社會是極權主義的，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有一種直接的聯繫， 自由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因為，技術已經成為總體異化的工具，自由主義、工業文明從自身產生了極權國家，納粹主義不過是那種不斷強調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化所固有的非理性統治傾向的頂點。
法蘭克福學派在政治上是對西方和極權蘇聯雙重幻滅的產物，它以對法西斯極權主義批判的同樣邏輯比附史達林主義批判，對處於工業化社會的極權蘇聯社會主義採取批判態度。然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鋒芒主要指向理性化的資本極權工業社會，在其發展中始終對反民主的極權主義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例如，其充分認識到當下資本社會中的矛盾現象：一方面，社會獲得了很大進步，為個體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生活在社會中的個體卻越來越難通達這個空間。
冷戰研究
政治學者卡爾·弗雷德里克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最早在大學社會科學學科和專業調查中廣泛使用這一術語。他們將約瑟夫·史達林統治下的極權蘇聯和法西斯統治作為極權主義的範例。對弗雷德里克與布熱津斯基來說，定義極權主義需要以下幾個彼此關聯、有機結合的要素：主張極端的二元論的官方意識形態，並且無所不包，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精心製造的理想主義理論導向；一黨專政（尤其是獨裁者領導下的一黨專政）；一個系統從事恐怖活動的特務機構；對通信、交通和暴力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畫對經濟實施的中央指導和控制；政府壟斷大眾傳媒。
這種統治最初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復甦的混亂時期。因為在這一時期，現代武器及交通通信的進步為極權主義在義大利、德國和俄羅斯的泛濫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威權主義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由authority（權力）一字而來。簡言之，即為集中權力於某一群人（通常為政黨），一切決策、政治權力、經濟政策皆由執政黨寡頭專制統治，個人不得壟斷國家的政治權利，更沒有其他政黨可以分享其權力。
通常，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兩種觀念極易混淆。其間的分別有不同說法。
較新一派說法是前者指的是某壟斷政權的“團體”，而後者則是某壟斷政權的“個人”。極端的左派政治通常容易形成“一黨專政”的集權政治，如：前蘇聯、朝鮮勞動黨、敘利亞社會復興黨仍然是威權政體；而極端的右派政治常轉變為“一人獨裁”的極權政治並偏好搞個人崇拜，如：二次大戰前間德國以希特勒為中心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權與肅反期間以史達林為中心的布爾什維克政權。
另一派傳統的說法，威權主義的政府合法性和民意基礎較極權主義弱，並有意維護傳統價值和思想，和不喜歡本來互不相識的民眾集合起來，而偏重小團體的親情和友情。但極權主義的政府權力較大而且介入所有社會活動，而不只限於政治層面，並且更依賴宣傳來動員大規模的民眾集會，還有時會破壞各種低層次的人際關係，把社會的凝聚力集中在國家的事務。所以一般極左翼國家都是極權主義，而冷戰時東南亞和拉美的獨裁國家都是威權主義。
一般來說，極權主義包括以下四點：
國家永遠第一（但通常只是政府作為凝聚向心力的口號，其實是以“黨的意志”為第一考量）
寡頭專制統治（除了執政黨或軍政府之外，不允許其他政黨執政，但也有成立傀儡政黨作為合理化自身政權的）
施政方針與經濟方向以政府的意志為優先考量。
安全考量重於自由，於是人民相對於民主國家為不自由。
影響力最大的幾位極權主義學者，例如卡爾·波普爾、漢娜·阿倫特、卡爾·J·弗里德里希（en:Carl Joachim Friedrich）、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與胡安·林茲（en:Juan Linz）對極權主義的定義有些許不同。
共同的認知是，極權主義動員全民支持政府與唯一的政治或宗教意識形態，排除與國家目標相左的工會、教會與政黨等異己。極權國家通常以一黨執政、秘密警察（例如：德國的“蓋世太保”）、透過政府控制的大眾媒體進行宣傳、個人崇拜、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大眾監控、以及國家恐怖主義等手段維持權力。
意識形態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一般用以概括德國納粹主義、蘇維埃極權主義以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其最早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1920年以後，在義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以權力崇拜為特徵，強調國民為了國家利益放棄個人自由，鼓吹一種在公民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 卡爾．波普爾、卡爾．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塔爾蒙等人對極權主義均有過專門的解析。波普爾在區分“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基礎上，將極權主義政治的思想來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圖與黑格爾。
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從比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極權主義統治的六個特徵，即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唯一的民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行的恐怖統治、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中央組織與控制整個經濟，並指出只有同時具有這六個特徵，才可以用“極權主義統治”一詞來指陳。
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在此種政體下，國家籠罩於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極權主義政府不僅要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切分別。公民對國家的義務成為共同體首要的關注所在，而國家的目標則是用一種完美的理想社會替代現存社會。不同的極權主義制度也有個不相同的意識形態目標。
在納粹時期的德國，藝術被極權主義幽靈所籠罩。常自詡為畫家的希特勒深諳藝術的效用，在他上台後，6500件現代藝術精品被從德國各博物館、美術館裡清除出來，“清洗了藝術殿堂”。隨後，藝術被高度組織化，藝術家都被組織到相關的協會，為希特勒繪製他所希望的“人民藝術”。
從今天保留的納粹時期的美術作品看來，這些畫作都有顯著的極權主義特徵：冰冷、鐵血
、崇尚秩序，狂熱的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這些作品成為納粹的幫凶，組成了狂熱民族主義宣傳的一部分。整個世界為納粹掀起的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先後有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捲入戰火，波及二十億人口(占當時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因戰爭死亡的人超過五千五百萬。這是德國藝術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
崇尚秩序和鐵血是納粹美術的特點
崇尚秩序和鐵血是納粹美術的特點和納粹有顯著不同，蘇維埃美術作品偏愛象徵革命和激情的紅
極權主義幽靈附體的另一個政權就是納粹的對頭——蘇聯。兩個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政體在專制極權上卻驚人的一致：對領袖史達林狂熱個人崇拜、以革命的名義控制和改造藝術。蘇聯時期繪畫的最重要的主題就是歌頌領袖，畫面中最常出現的形象是光芒萬丈、被民眾簇擁的領導人的頭像。
蘇聯記載
揭開極權主義制度的心臟 "克格勃"的真實面目 在好萊塢的那些關於冷戰題材的驚險電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終結者”般無所不能的間諜，然而在蘇聯的歷史上，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卻一直充當著極權主義制度強有力的心臟。
這個部門曾經使用過許多名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全局、國家政治保全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局、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變幻莫測的名稱讓歷史學家們也感到迷惑，但是人們還是習慣使用“克格勃”這一通俗的稱呼。克格勃的歷史與蘇聯的歷史相伴始終，它有過二十四位權力熏天的領導者，其中有人差點登上權力的頂峰(貝利亞)，有人甚至獲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羅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槍決(亞戈達、葉諾夫、貝利亞、梅爾庫洛夫、阿巴庫莫夫)，另外一些人則被關進了監獄或者長期受到嚴密的監控(拷打和監視他們的正是他們昔日的手下)。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欽不無嘲諷地指出：“這個工作尚未給任何人帶來殊榮。”尤里·安德羅波夫於1967年5月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1982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後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他被認為是最著名的克格勃首腦。謝爾蓋·列別捷夫從1973年起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從1975年在原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對外情報局）工作。普京於2000年5月20日任命他出任俄對外情報局局長。他被稱為俄羅斯最神秘的人物。 可以說，要認識蘇聯的歷史，就必須認識克格勃這個已經變成神話的機構，也必須認識那些管理這個機構的“信仰恐怖”的人們。在列昂尼德·姆列欽所著的厚厚的《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中，不僅收集了許多不久以前剛剛解密的檔案，而且還有作者與若干克格勃官員、黨務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的談話記錄。更為重要的是，作者還試圖通過這本奇特的“專史”來說明“為什麼在重要歷史關頭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走上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道路”。這是一本寫給獲得新生的俄羅斯人讀的巨著，同時也是一面送給中國讀者的鏡鑒，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我真誠地希望，這本書對你們了解居住在比中國更北一些的、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歷史命運方面與你們國家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那個任勞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極權主義體制下，政治領袖要想鞏固自己的地位，不僅需要牢牢地控制黨務機關、政府部門、軍隊和經濟要害部門，還需要自己親自掌握克格勃。歷史證明——如果特務頭子忠心耿耿，那么領袖就可以放手整肅政敵：在史達林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領袖“絕對權威”的樹立，與其說來自於領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說來自於他們對特務頭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務機構所製造的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怖氣氛。相反，如果特務頭子三心二意，那么領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氣風發的赫魯雪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變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當時的克格勃頭子謝列平；而導致蘇聯全面崩潰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巴契夫親自提拔的克格勃頭子克留奇科夫。
領袖與特務頭子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誰也缺不了誰。當然，在蘇聯的歷史上，像列寧與捷爾任斯基、史達林與貝利亞這樣一直“親密無間”的情形並不多見。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一個戰壕中的“戰友”，毋寧說是一個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況下，領袖經常會有“喜新厭舊”的想法，及時消滅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務頭子，並將他們當作暴政的替罪羊拋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氣，讓自己再次贏得民心。比如，史達林就親手簽署了處決亞戈達和葉諾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務頭子們往往也會因為主人的替換，而在一夜之間失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勢乃至生命。比如，貝利亞和他的兩個接班人梅爾庫洛夫和阿巴庫莫夫都成了史達林時代的殉葬品，製造恐怖的人最終自己被恐怖所吞沒，這不能不說是歷史最無情的諷刺。
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說領袖是主人的話，那么克格勃頭子就是主人豢養的一條最得力的狗。緬任斯基是繼捷爾任斯基之後的第二任特務頭子，他的任期橫跨了列寧時代和史達林時代，是一個罕見的能夠自始至終博得兩個喜怒無常的領袖歡心的革命元老。緬任斯基領導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龐大行動，短短几年間就殺害了數百萬計無辜的勞動者。因討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轉而投入史達林的懷抱，幫助史達林給予托派以致命的打擊，驅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國的行動就是他親自實施的。托洛茨基在回憶錄中半是懊悔半是憤怒地譴責緬任斯基是一個“無恥的小人”，然而與列寧關係密切的早期社會民主黨人格·亞·所羅門卻在回憶錄中寫下一段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鮮為人知的往事：
那天，所羅門親眼目睹了當時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滿面病容的緬任斯基，而後才看見列寧。緬任斯基病得不輕，他從巴黎來時整個人都因腎病而浮腫了，而且幾乎是身無分文。我為他找了一個醫生，治療後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樣子仍然相當可怕：眼袋下垂，雙腿腫脹。”
所羅門寫道：“使我非常驚訝的是，因為病痛而全身發抖的緬任斯基，從下了電車以後一直滿頭大汗地為列寧提著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寧卻輕鬆地跟在他後面，手裡只拿著一把傘。我趕緊奔上前去，一把從緬任斯基手裡搶過那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東西對他的病會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寧：‘您怎么能讓他提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這人連喘氣都夠困難的！”
列寧的反應是這樣的——“他怎么了？”列寧高高興興，滿不在乎地問：“難道他有病么？我還真不知道……不要緊，不要緊，他會好的。” 所羅門繼續寫道：“從此，我不禁記住了列寧性格中的這一面：他從來不注意別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見別人的痛苦，對別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這樣的領袖領導的革命，並不是如同傳單上寫的那么純潔和偉大。後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羅門一直沒有返回俄國，儘管他同列寧關係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羅門的筆下，緬任斯基是一個任勞任怨、溫文爾雅的老好人。然而，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看錯了這個臉上堆滿微笑的人。緬任斯基會如此畢恭畢敬地對待其他人嗎？不，他只會不要命地幫列寧一個人提箱子(當然，列寧去世之後是史達林)。他越是有病，越要賣力地去提，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顯示自己的忠誠。而列寧顯然不是沒有觀察到緬任斯基的病體(以列寧的聰明和細心，哪會出這樣的差錯？)，列寧是在故意考驗這個部下的忠實程度。列寧與緬任斯基之間其實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隊伍里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種“考驗”與“被考驗”的歷程。領袖所任命的特務頭子必須是“那個任勞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羅門好心的提醒，簡直就是狗尾續貂、畫蛇添足。
緬任斯基幫列寧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領袖與克格勃頭子之間微妙關係的精彩鏡頭。也許連所羅門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提供的這個細節成了我們透視蘇聯社會制度時的一個深刻注釋。
一九三四年，緬任斯基在更大的風暴來臨之前死於心臟病，只活了六十歲——剝奪數以百萬計的人生命的特務頭子，很難保持心臟的健康。此後，史達林選擇的特務頭子比緬任斯基更加殘酷、也更加忠順，從亞戈達到葉諾夫再到貝利亞，他們的上台都得以消滅前任以及前任數以萬計的鷹犬為前提。而史達林的寵愛則是他們生與死的風向標。日丹諾夫曾經講過這樣一個笑話：“史達林因為丟了菸斗而牢騷滿腹，他說：‘誰要是找到它，我會給重獎。’貝利亞在三天之後抓到了十個小偷，而且每個小偷都招認正是自己偷了菸斗。又過了一天，史達林發現了自己的菸斗，原來菸斗掉到他辦公室的沙發後面去了。”日丹諾夫在講笑話的時候開心地笑著。
列昂尼德·姆列欽評價說：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諾夫這個人的特點，同時也表明了貝利亞的特點。為了得到史達林的一句稱讚的話，這個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於他來說，無辜者的生命一錢不值。“我們是鋼鐵戰士”。
捷爾任斯基是克格勃的開創者。有人罵他是“身穿騎兵大衣的山羊鬍子劊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頌他是“神聖殺手”和“鋼鐵戰士”。這位奉命組建“契卡”的元老級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槍決的權力對‘契卡’無比重要。”捷爾任斯基在沙皇的監獄中服刑達十一年之久，他比誰都明白鎮壓機構是如何運作的。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他汲取了哪些經驗教訓呢？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樣輕而易舉地就矇騙了沙皇的警察和獄卒的，他不願意重複敵人犯過的錯誤。
蘇聯科學院院士亞·尼·雅科夫列夫曾經在政治局工作，並領導了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復名譽的工作。這樣的經歷讓他洞悉了專制制度瘋狂運轉的秘密，他認為其動力來自於人類內心隱秘而強烈的對權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寫道：“要理解列寧、托洛茨基、史達林、捷爾任斯基等領導人，就應當知道關鍵性字眼——權力。對某些人來講，權力就是一切。在爭奪權力的道路上，這些人對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顧。他們抓住建設共產主義——最幸福的社會這一思想不放。你們想要成為幸福的人嗎？(有誰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犧牲。他們說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不惜一切手段。於是，一千五百萬人在國內戰爭中犧牲了。舉例說，把孩子們從父母手中奪走去做人質，難道正常的頭腦能想出這種辦法來嗎？”捷爾任斯基們從來都要求別人作出犧牲，他們認為自己有這樣做的權力。然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實：卑劣的手段能夠達到崇高的目的。
當知識分子們在恐懼中停止他們的科學發明、文學創作和藝術創造的時候，蘇聯社會便失去了其內在發展的動力。恐怖僅僅是一劑強心針，它只能暫時緩解社會的腐化墮落，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為一種“信仰”，玩弄恐怖這張牌的人總是以為自己玩得得心應手，殊不知最後自己卻走向玩火自焚——當克格勃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的時候，它自己卻成為知識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蘇聯公民的敵人。恐怖統治最終將迎來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統治便會成為一桶澆到火焰中去的油。於是，作為一個特務組織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託、所服務的極權體制也就走到了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