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卡爾·波普
- 外文名：SirKarl Raimund Popper
- 國籍：英國
- 出生日期：1902
- 逝世日期：1994
- 職業：科學、哲學家
- 代表作品：《科學研究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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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卡爾·波普（Sir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他原籍奧地利，1902年7月28日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父母都是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為逃避納粹迫害移居英國，入了英國籍。波普研究的範圍甚廣，涉及科學方法論、科學哲學、社會哲學、邏輯學等。他1934年完成的《科學研究的邏輯》或稱《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標誌著西方科學哲學最重要的學派――批判理性主義的形成。他的另一部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年）是其社會哲學方面的代表作，出版後轟動了西方哲學界和政治學界。1950年，他應邀到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時，結識了愛因斯坦，並深得愛因斯坦的讚揚。由於他在學術上的成就，1965年被英國皇室授予爵士稱號。他還是英國科學院和美國藝術科學院的院士，著名學生有索羅斯。
波普的對待科學證偽主義態度，使得他在科學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他的“三個世界”理論在多個學科得到新的詮釋。波普的“第一世界”（“世界1”）是指包括地球在內的全部宇宙自然界，“第二世界”（“世界2”）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所有人的心理活動、心理狀態等，“第三世界”（“世界3”）又稱為“客觀知識世界”，包括人類所創造的語言、文藝作品、宗教、科學、技術等。他認為“第一世界”最先存在，而“第二世界”在新的層次上出現，“第三世界”又出現在更高的層次上。
代表作品
1945《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1957《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1959《科學發現的邏輯》
1963《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1972《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
1976《無盡的探索—思想自傳》
1982《開放的宇宙》
1992《二十世紀的教訓》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使人們重又對波普主要的政治哲學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發生興趣。該書1945年在英國出版的時候，波普還只是一位並不知名的生活在新英格蘭的奧地利科學哲學家。該書曾被20多家出版社拒之門外，最後，才由哈耶克推薦給Routledge得以面世。波普稱此書是他自己\"戰果\"，他試圖批判隱藏在駭人聽聞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他所關心的是善良的人們是如何被誘惑信奉他認為是危險的錯誤思想。雖然他30年代由於猶太血統被迫離開了他的故國奧地利，不過引人注目的是，在書中他卻一字未提個人的苦難與悲傷。那不是回憶錄，而是從哲學上對烏托邦思想予以全面清算。在他寫作之時，他所挑戰的觀念，似乎大有席捲全球的氣勢。當這些錯誤觀念的源頭被追到馬克思、黑格爾，甚至最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時，他絲毫沒有退縮。當眾多知識分子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念之時，波普卻英勇地捍衛了民主原則，勾勒了一種立基於民主改革的社會圖景。
波普是位證偽家，他覺察到不管以何種名義宣稱可以提供某種確定的真理的知識體系或政權所蘊涵的巨大錯誤和危險。在這樣一種系統中，就毋須建立促進思想之交流和學習的社會和政治結構，因為真理已在手中了。打著歷史進步的招牌，政權就可以宣稱對個人自由的壓制，甚至大規模的暴政，都是合法的。因此，波普反對一切宣稱掌握了歷史變化的規律的理論，他把這種錯誤學說稱之為歷史決定論。歷史預言是對開放社會的威脅，事實上，納粹主義和蘇聯式極權主義都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慘劇。
雖然此書準確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內在的威脅，但並未提及蘇聯，或為冷戰內容。實際上，波普是在二戰前發展起自己出思想的，當時的地緣政治景象是迥然不同的。不過此書一出版，就因其對柏拉圖和馬克思思想體系中所蘊涵的極權主義傾向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而受到眾多哲學界人士的攻擊。另一些知識分子則不屑一顧，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很多人長期昧於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前景，對任何人膽敢把馬克思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提並論都暴跳如雷。儘管如此，波普此書仍擁有廣泛的讀者，並對左右兩派都產生了深遠影響。Isaiah Berlin在1963年寫道：波普此書\"是當今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學說最細密、也是最大膽的批判\"。《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最近所列20世紀最重要非虛構類作品中，此書排第六位。喬治索羅斯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師從波普，讀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愛國，目前他組建的阿道夫開放社會研究所則致力於傳播波普的開放社會思想，特別是在東歐。看來，波普在冷戰之初所揭示的政治哲學，如今仍在為世人重視，並在新近走出鐵幕的國家付諸實踐。
波普其人
波普生於1902年，他的成長期在一戰後狂暴的維也納度過。16歲離開學校，開始到維也納大學旁聽講座。年青時曾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抵制了1919由左派煽動的街頭騷亂，這次騷亂中有示威者死亡。同年，他學習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一度跟從Alfred Adler做精神病醫生工作。他開始對哲學學習感上興趣，並下決心要成為學校教師。1919年，波普成為Arthur Eddington關係親密的學生，這位先生曾成功地驗證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注意到，愛因斯坦對待自己的理論的批判性態度，與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其追隨者的\"教條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1922年他被維也納大學錄取。為實現自立，他給一位家具工匠做學徒，並從事社會工作。為實現當學校教師的理想，他後來又重返校園。192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29年獲得教師資格證書。20年代晚期開始，他開始與維也納著名的邏輯實證主義學派成員來往，這個傑出的知識分子群體試圖表明科學對於哲學的重要性。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論述科學之邏輯基礎的著作，當時幾乎無人關注，但卻相當經典。然後在納粹反猶主義的危險下被迫離開奧地利。先到紐西蘭，並在那兒獲得大學教職，二戰後回到英國，出任倫敦經濟學院科學哲學教授，一直到退休。
思想遺產
由於對政治和科學思想的貢獻，波普將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一位哲學家而為人們銘記。他的很多洞見已成為常識，這也可能正是他名聲不振的原因吧。我們常聽人說\"證偽\"這一或那一理論，卻不見人提起導入這一概念的人，科學已深深打上了證偽方法的烙印，而開放社會一詞，也成了人們的日常用語。時至今日，正是由於波普，所有的哲學家或多或少都成了證偽家，他們都認識到了實證主義的失敗。（有的學哲學的學生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波普，那是因為波普的許多思想已經融入常識中了）
有些哲學專業不願接受波普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哲學常能穿透常識的的蒙蔽，違反人的直覺。很多哲學家相信，實證基礎可由理性的辯論提供，因而，也就毋須波普的推測及批評驅動的方法。他們認為，只要需要，實證就是可能的。而有些哲學家則相信，理性的辯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覺得波普未免太樂觀了。也有人攻擊他的科學哲學沒有能解釋科學是如何運作的。有批評者堅持，歸納是科學進步和我們就未來行為做決策的的關鍵。由於他的政治理論沒有提供一個明確的、系統的世界觀，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他的理論的解釋可謂人人言殊，這也部分是因為他疏忽了某些細節。雖然這也可以視作他的著作的一個長處，體現了徹底的反教條主義的品格，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沒能吸引更多門徒，引發更多討論。
波普巧妙地批評了很多主流哲學觀點。他朋友很少，學術界也鮮有人皈依他的思想。他甚至為他最出色的學生所背棄。他的一位同事曾開玩笑說，波普的書其實應該被他的敵人稱為開放社會。波普的追隨者很少成為著名大學有勢力教授的。儘管有這些批評和挫折，不過波普仍將在世界各地普通讀者中廣受歡迎。他對開放的胸懷和觀念自由交流的呼喚，將繼續深得讀者之心。波普也留下了一批論文和未出版著作在胡佛研究所。
他的著作總是充滿洞見，從而使他成為二十世紀哲學家中，少數在未來仍廣受讀者關注的人物。
順便說一句，卡爾波普的哲學和思考方式深深影響了他的學生--大金融投機家-喬治索羅斯
研究主題
大多處於專業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專門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國際哲學大會上，波普爾提交的一篇論文，分析了萊布尼斯對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批判如何影響了物理學從原子論到“法拉第－麥克斯維爾場論”的發展。這篇論文在極小的圈子裡獲得盛讚，但大多數哲學家幾乎不知所云。他與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腦》一書也有類似的命運。波普爾更像是萊布尼茲時代的學者，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地帶展開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在當代是沒有多少同行的，也難以在專業哲學界獲得承認。
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個流行的誤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於波普爾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標準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解釋，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這是一種非常初級的誤解。
在波普爾看來，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於經驗上的可證偽性，但他堅決否認這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劃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爾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有著尖銳的衝突，後者認為，只有邏輯命題和科學（經驗可檢驗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而波普爾則堅持，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絕不是“意義”的劃界標準。相反，他認為宗教、神話和形上學等命題，雖然不是科學陳述，但他們有自身豐富的意義和價值，有些可以成為科學猜想的源頭。他甚至認為許多被他稱作“偽科學”的理論，如弗洛伊德心理學，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們的學說有可能是正確的，只是不具有可證偽性，無法在經驗上予以檢測。
在波普爾的詞典里，“科學”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是“正確”或“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識也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他強調，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更是否定了將科學等同於真理的迷信。所以，與那種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際上是一位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強烈的批判者。
另一個對波普爾政治立場的誤解值得更為認真的討論。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與波普爾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親密關係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給波普爾的書信中提及“我們的哲學”。另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曾對波普爾予以盛讚。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1963年版的序言中，稱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是“一部具有罕見創造性和強有力的著作”，並認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學說做出了“最謹慎、也是最攝人的批判”。而波普爾本人也的確自稱是自由主義者。這些因素都會使人們很自然地推斷，他會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場”。這種觀點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仍然有嚴重的偏差。實際上，波普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的自由主義同伴具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但並沒有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攻擊。《開發社會》一書是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爾對馬克思本人懷有很深的敬意，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也敏銳地意識到，馬克思將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是正當的，而且他的理論在當時的確是科學的，因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經驗事實檢測的預言。只是在波普爾看來，其中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偽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他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管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多少與理論相悖的事實，仍然要堅持理論的教條並為此不懈地的辯解。這種教條主義的自圓其說恰恰違背了科學的一個基本品質，那就是理論要勇敢地面對實踐的檢驗。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再具有科學的品格。同時，波普爾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決定論，這將導致對社會實踐做出整體的和長遠的計畫安排。雖然當時波普爾並沒有觸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但他所倡導的“漸進社會工程”理念，主張一種在不斷嘗試中修正錯誤的社會演進模式，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並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
波普爾少年時期曾是一名共產主義者，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一信念，但此後許多年仍然信奉社會主義，而至今仍然對馬克思關於人類平等與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認同。他在《無窮的探索》中寫道： “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么我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什麼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一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後來意識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為力求實現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是不會擁有平等的。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的確強調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但是由此並不能推斷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場。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問題上的觀點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傾向。
在《開放社會》第二卷中，波普爾明確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激烈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論，認為這將使富有者無限度地剝削窮人，結果將使窮人喪失自由。因此，他強烈支持國家的經濟干涉主義：“我們必須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強者侵犯的制度，並且通過國家權力對此加以鞏固……，這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不干預的原則和經濟體制不受約束的原則，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得到維護，那么我必須要求國家用有計畫的經濟干預取代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政策，我們必須要求經濟干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段引言自身是極為明確的，如果說波普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么一個要求取代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我們這裡至少稱得上是 “自由左派”。
一個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個徘徊在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學者，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以偏執的風格竭力宣揚審慎與開放的雄辯者，一個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誤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卓越而獨特的卡爾·波普爾。他一生無窮的探索，最終將蘇格拉底“我一無所知”的箴言作為自己思想的墓志銘。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誡人們知識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負的危險。對於20世紀人類歷經的災難與恐怖來說，波普爾是一位診斷思想瘟疫的醫生。如果他的告誡已經成為今天的常識，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傑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類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們才會重新想起他，並記起他的診斷。
觀點
波普一直關注知識的有限性和在這些限度下促進知識增長所需之各種結構。在科學和哲學兩方面，波普都是主宰了20世紀的實證主義的批判者，因為實證主義假設，知識必須以經驗運用歸納法所能驗證的為限度。實證主義聲稱，有意義的陳述必得是可以驗證的。而波普則主張，某種普泛的理論的驗證，需要在每一可能的例證中都得到肯定的結論，未來的例證是永遠也不能觀察到的，因此它就永遠不能作為一種確定的知識。在波普看來，一貫正確的知識基礎或例證，感覺經驗、直覺知識都是難以獲得的。對這一點，波普特別地論證說，我們的知覺能力和思考能力只能受進化局限，只能是對我們周圍世界的特定的和有限的理解。我們不是上帝。波普等人也注意到，實證主義的驗證原則本身就不能接受驗證，因而按它自己的標準也不能算是有意義的陳述。
而根據這種科學實證主義的主流觀點，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弗洛伊德學說在其支持者看來，都是科學理論，這些追隨者似乎在各種可能條件下都能自圓其說，從而不屑於來自方方面面的批評。雖然這些驗證根本不說明什麼問題，但他們由此而獲得了某種確然的信念。相反，波普則主張，科學理論之為科學，就在於其可錯性，亦即有被駁倒的可能性。一種理論，唯其可能是錯誤的，在能在檢驗和批評中繼續生存。波普據此試圖通過比較愛因斯坦物理學一類的科學理論，與他所拒絕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心理分析學之類的偽科學之間的區別，來揭示支撐科學的哲學基礎。可見，他的政治哲學和科學哲學與他早年所接觸的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學有很深的關聯。
波普指出，進步所需要的是一種批評性的結構，在其間，彼此競爭的理論能夠被檢驗。波普稱他的哲學為容錯或批判理性主義，他的格言是\"我可能錯了，你可能是對的，經過一番努力，我們可能離真理就更近一步\"。波普主張，我們不要去試圖徒勞地去檢驗或證明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相反，我們應該努力去證偽他們，因為我們只需一個否定的例子，就可以推翻整個理論。因此，在理性的辯論中要緊的是，使不同的主張向批評開放，拋棄我們認為錯誤的理論，留下到目前為止最好的理論，這就構成了進步的動力。這一\"最好的\"理論並不會永遠經得驗證或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它們也不能被證偽，所以，它們其實是更好的可供我們證偽的理論。如果你堅信某一特定觀點是合理的，那么就應該最大限度地使這一觀點向批評開放。唯有如此，我們才不僅可以取得進步，也能使人類保持樂觀主義，這在波普看來是一項道德責任。
在蘇格拉底的啟發下，波普的核心洞見是，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必然的，明白這一點，對於我們獲致知識理論和一般的批評辯論，具有重要的意義。波普指出，這一點能使我們保持謙卑，認識到我們的局限性。他寫道：“我們一無所知--這是第一點。因此我們應該非常謙遜--這是第二點。在不知道的時候我們不應聲稱知道--這是第三點。”
零碎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他所擔心的是，當我們以為自己掌握了確定無疑的知識時，我們就變得自大起來。而這種自大如果使我們覺得壓制那些不同意的人也是正當的時候，就很危險了。如果某一政府整個被這種自大心態控制，危險就會急劇地放大了。由於此種確鑿無疑的知識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那種自大也根本就沒有根據，波普則試圖分析，在承認了我們知識的局限性後，何種政治結構最有利於社會進步。
波普把批判理性主義套用於政治領域，而鼓吹開放社會中的零碎社會工程。我們無法確定我們是否獲得了真理，但經過努力，我們可以矯正那些可以被確認的種種問題，從而得以推動社會進步。在波普看來，哲學和政治學的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具體的問題。改良方案和政策可以通過創造性的推測和主體間的批評過程獲得，這一過程要求我們展開論據，並使政策儘可能地明晰、清楚。為使此一過程很好發揮，我們就必須維繫自由和批評性的制度，保持個人自由，我們也需要一套服膺和平改革的政府體制（即民主），我們之所以青睞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乃是這套制度允許不同的觀點在觀念的市場上進行競爭。
波普和哈耶克都曾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他們的著作都收藏在胡佛研究所檔案。這兩位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思想家，保持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收藏於胡佛私人或學術交流的明信片、信函，見證了他們非同尋常的關係。他們二位都是奧地利人，都在英語世界度過其學術生涯。哈耶克幫助波普在英國出版了他早年的著作，並幫他倫敦經濟學院謀到職位，當時哈耶克是那兒的教授。而在反對極權主義上，他們攜手並肩，其著作中有很多相近之處，哈耶克寫給波普的信中甚至稱之為\"我們的\"哲學。
雖然波普強烈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極權主義的傾向，但他對馬克思本人的道德動機卻持同情態度，他寫道：
如果諸如社會主義這樣的觀念，如果能與個人自由結合起來，則我可能至今仍是社會主義者。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一種適度的、簡樸的、自由的的生活，當然是再好不過了。過了很長時間，我才認識到，這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試圖實現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則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又何來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