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楊炫之
- 所處時代：北魏
- 出生地：北平
- 去世時間：齊文宣帝天保中
人物簡介,人生經歷,代表作品,時代背景,歷史評價,
人物簡介
正迎合了北魏統治者以佛教作為統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全國寺廟增至三萬餘所，僧尼200萬。永煦之亂，洛陽寺院大都毀於兵火。楊炫之感懷興衰，於是作《洛陽伽藍記》。伽藍，梵文意為僧侶居住的園林，亦即寺院。《洛陽伽藍記》這部書以記佛事為題，以記佛寺為重點，按洛陽佛寺所在區域，分為五卷。每記一寺，一般先寫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鄰、規模造型等，然後旁及附近的官署、巷裡、名勝，乃至有關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習俗等。文中著力描寫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誕前夕，各種文化娛樂結合宗教活動的盛況。其文體，接近騈儷，行文簡明清麗，駢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優美畫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北魏佛教石刻
北魏佛教石刻人生經歷
楊炫之，楊或作陽，又誤作羊。生卒年不詳，北平（今天津薊縣一帶）人。北魏永安中（528-530）為奉朝請。歷期城太守、撫軍府司馬。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覽洛陽，感於戰後洛陽之殘破，撰《洛陽伽藍記》。伽藍為梵語僧伽藍略語，佛寺之意。魏末為秘書監，曾上書孝靜帝。
曾任北魏撫軍府司馬，升秘書監。後任北齊朝城（今河南泌陽縣）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遷都洛陽後，大修佛寺，“金剎擁有僧尼200萬，寺院多達30000處，東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楊行役重達洛陽，目睹洛陽多年戰亂，成郭崩毀淒涼景象，撫今思昔，感慨之餘，著《洛陽伽藍記》（“伽藍”即“寺”意。由凡5卷，約成於公元548年）記述洛陽寺院園林之興衰，對豪門貴族，僧侶地主的驕奢淫逸大加譏評。作者長於敘述，精於描繪。文筆濃麗秀逸，情趣宜人，語言洗鍊，格調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史書，其中尤以《法雲寺》、《壽丘里》等節為人傳誦。《洛陽伽藍記》被譽稱南北朝駢體文範本。
代表作品
楊炫之，生卒年不詳。北平人。永安中（528--529）為奉朝請，北魏末任秘書監，著書時任東魏撫軍司馬。他的《洛陽伽藍記》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佛教傳入中土以後，到南北朝時期影響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兩度毀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時，寺院有3萬多所，僧尼200多萬。本書就是這樣背景下的產品，序文說：“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可見他的撰述目的。
代表作《洛陽伽藍記》
代表作《洛陽伽藍記》此書的文學價值體現在作者於浮屠古剎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風物習俗等方面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敘述中還常常表現出歷史興亡的滄桑之感。
時代背景
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經415部，1919卷。這些佛經中有許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侶與漢人共同翻譯的，在翻譯過程中彼此切磋，不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語言文字的交流。許多佛經的譯本具有文學性，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除以上所舉譯經的名僧外，慧遠和達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響也十分重大。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其震動所波及的文化領域（思想、政治、經濟、文學、繪畫、建築、音樂、風俗等）和階層（從帝王到平民）極其廣泛。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影響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剎中有許多是建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如甘露寺、靈隱寺、雲岡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餘座。北魏末，寺院約三萬餘座，僧尼約二百餘萬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餘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這么多的古寺名剎、石窟摩崖，充分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況。再從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方面來看，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捨身入寺。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歷代帝王還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經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文人與佛教的密切關係也值得注意。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又游東阿魚山，忽聞岩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
、《維摩詰經中十譬贊》。（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咨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後所撰。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並造經唄新聲。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梁書·劉勰傳》）。編撰《玉台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後又曾棲止龍華寺。楊炫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北魏時期的洛陽
北魏時期的洛陽歷史評價
楊炫之，史書無傳，據有關史料記載，他是北平（今河北滿城）人，魏末做過撫軍府司馬、秘書監，北齊時任期城郡（在今河南泌陽縣西北）太守。495年，北魏遷都洛陽以後，統治階級崇信佛教，廣建佛寺，京城內外就有一千多座，座座木衣錦繡，土被朱紫，“金剎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十分豪華壯麗。534年，孝靜帝被高歡所逼遷都鄴城（故址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佛寺大半毀於兵火。507年，楊炫之重過洛陽，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擔心後世無傳，就撰寫了《洛陽伽藍記》。伽藍是“僧伽藍”的簡略，即佛寺的意思。全書共五卷，主要是通過對洛陽城內外四十個大佛寺歷史的追敘，揭露了北魏“王公相競侵漁百姓”的罪惡。如他在《壽丘里》中，描述了幾個王侯窮奢極欲的生活，刻畫了他們貪婪無厭的本性。河間王元琛曾對章武王元融說：“不恨我沒有遇見石崇，就恨石崇沒有見到我！”要和晉代第一大富翁石崇比富。而當元融看到元琛的豪華勝過自己之後，竟氣得大病一場。胡太后賞賜百官任意拿取宮中的絹帛，別人都“稱力而去”，唯有元融和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跌歪了腳脖子。在《高陽王寺》中，高陽王雍身為丞相，“貴極人臣，富兼山海”，“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饈擺列方圓一丈。使“富傾天下”的李崇感嘆說：“高陽一食，敵我三日。”足見他們的生活多么奢侈。
在《洛陽伽藍記》中，對洛陽城內各里巷的風土人情也作了生動的記述。如《法雲寺》一節描寫市裡的故事，文字簡練，情趣宜人。軍樂家田僧超跟隨征西將軍崔延伯作戰，每次臨戰，“僧超為壯聲，甲冑之士，莫不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顯示了軍樂鼓舞鬥志的巨大力量。尤其“劉白墮釀酒”一段，為後人稱讚，傳為名篇：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曦，以罌貯酒，暴於日中，一旬，其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日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青州刺史毛鴻齎酒之藩，路蓬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從“飲之香美”到“騎驢酒”，再到“擒奸酒”，愈進愈奇，烘托十分巧妙。楊炫之不僅長於敘述，而且也是描繪事物的巧匠。他筆下的《永寧寺》，“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里”，一派莊嚴肅穆的氣氛；他寫的九級浮圖，“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而《釣台鯨魚》更是生動瑰麗：觀東有靈芸釣台，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棟樑，丹楹刻梅，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台，既如從地湧出，又似空中飛下。
這些精細真實的描寫，一方面表現了統治者崇信宗教不恤民力，“殫土木之工，窮造形之巧”；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的建築藝術水平；同時，又表現了作者極高的文學修養和表達能力。
《水經注》
《水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