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東漢辭賦
- 創作年代：東漢
- 文學體裁：賦
- 特點：散韻結合，專事鋪敘
漢賦淵源,結構特色,發展歷程,京都賦的崛起,抒情賦的勃興,後世影響,代表作品,
漢賦淵源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餘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一時期：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像，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誌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漢武帝至漢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藉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製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複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100多年間 ，《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範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第三時期：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徵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夸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漢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儘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結構特色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讚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另一方面，社會現實的黑暗以及統治集團所採取的“黨錮”等高壓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壓抑。物不得其平則鳴，他們越來越多地運用賦這種文學樣式抒發自己的不平。於是，東漢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賦。世風的變化不僅導致賦的創作在題材選擇和宗旨的設定方面出現新的取向，在賦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方面也與以前有了較大的差異。昔日以鋪張揚厲、汪洋恣肆為主調的風格和豪放昂揚的氣勢，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風格所揚棄；散句單行的語言，演變為駢儷對偶的句式。賦的風貌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發展歷程
京都賦的崛起
兩漢之際的社會動盪，導致東漢初期的社會生活乃至文化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作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視野同漢賦發展的鼎盛時期相比產生了明顯的差異。漢武帝定都洛陽，而不回遷長安，引起朝野震動，成了牽動全社會的中心問題，也為文學家普遍關注。以都洛、都雍（即長安）為題材的作品，規模宏大、別具特色、成就突出、影響最大的，當推班固（32－92）的《兩都賦》，它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兩都賦》前有序，說明作賦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則是“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冀上之眷顧”。於是，他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這說明他作比賦的背景同杜篤是一致的，只是兩人的觀點、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東都的選擇，人們感受、主張的差異，歸結為法度的不同，從而賦予作品以較強的理性色彩。
抒情賦的勃興
以賦抒情，這是漢代作家對屈原藝術創作的直接繼承，自漢代初葉，就不斷地有作家將其憤懣、感傷訴諸賦中。只是在西漢時，以司馬相如、揚雄為代表的鋪陳之作成為賦的正宗，而抒情賦則如涓涓細流，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揚雄的《逐貧賦》等，前啟後繼，不絕如縷。東漢時期，由於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麵條件的變化，士人處於外戚、宦官爭權奪勢的夾縫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憤懣鬱結，便紛紛以賦宣洩其胸中不平。於是，這涓涓細流逐漸洶湧奔騰起來，蔚為大觀。
東漢抒情賦主要有紀行賦和述志賦兩類。所謂紀行賦，就是通過記敘旅途所見而抒發自己的感慨。這類題材源於劉歆的《遂初賦》，東漢賦家時有續作。紀行賦以紀行為線索，兼有抒情述懷，寫景敘事，一般篇幅不太長，和那些鋪張揚厲的京都大賦明顯不同。紀行賦是漢賦發展過程中開闢出的一個新的境界，是賦家在抒情言志上別尋新途的一種大膽嘗試，是後代遊記文學的先聲。
東漢紀行賦的殿軍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賦》。班彪（3-54）的《北征賦》作於兩漢交替的動亂之際。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陽王劉玄失敗的時候從長安到天水避難，途徑安定郡城（今寧夏固原）時寫下了這篇作品。《北征賦》在體制上對劉歆的《遂初賦》多有摹擬，就途中所見的歷史遺蹟抒發自己的感慨，主張以德化邊，反對以武御邊，並為人民遭受的苦難而悲傷流涕。這篇賦四句一轉，曲盡其意，文辭典雅，頗具情韻。班昭（？-120）的《東征賦》是她隨其子到陳留時所作，其亂辭稱：“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這表明班昭的《東征賦》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賦》而作。賦中記敘自洛陽至陳留的經歷，對於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賢多有稱頌，都是觸景生情，發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賦》相比，《東征賦》的感情描寫更為細膩，作者把自己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強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風。
述志賦是東漢賦向抒情方面轉變的又一新發展。所謂述志賦，是指賦家在社會動亂、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馮衍的《顯志賦》是東漢早期述志賦的重要作品，這篇賦從他辭官西歸長安故里寫起，流露出強烈的不平。馮衍胸懷大志，富有才能，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坎坷終身。賦中敘述了他在個人遭遇、家庭生活、後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責又對未來充滿恐懼，接著又在歷史的廣闊時空中馳騁，把退隱作為自己的人生歸宿。《顯志賦》在精神上與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與《楚辭》類作品又稍有不同。班固的《幽通賦》和馮衍的《顯志賦》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亂世而不泯的發展歷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繼承父親的遺志，不辱沒先人。他靜思冥想，夢與神通，堅信自己對社會、人生變化的幽昧難明之理能夠有所認識。古往今來，事業的興衰，家庭的成敗，接蹤繼影地出現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間的所以然，以“復心弘道”，“保身遺名”，作為自己的人生選擇。這篇賦頗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風典雅深邃，語言古奧。為述志賦注入巨大活力的當屬張衡。張衡不僅創作了《二京賦》那樣表現出傳統特色的京都大賦，同時，他還寫作了《思玄賦》、《歸田賦》等抒情之作。漢和帝、順帝時，衡以特殊才能受到親幸，宦官共進讒言誣衊之。他每為自己的處境苦惱，經常思考人生和社會問題，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遂將自己的感受寫成《思玄賦》。此賦篇幅較長，採用騷體句式，表現手法也較多地學習《離騷》。陳述自己遭詆毀卻不肯屈從俗輩，遂馳騁想像，遍訪古聖先賢，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賦帶有較明顯的摹擬成分。
後世影響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局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東漢辭賦賦，特別是那些大賦，儘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儘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東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辭彙、鍛鍊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