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
內容簡介
秦漢文學,特別是漢代文學,是在先秦文學的基礎上產生的。秦代文學園地雖然荒蕪,但秦代為後代開創了一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漢代文學就是在大一統的封建盛世中產生的,無論詩歌、辭賦、政論散文、傳記文學、小說等,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戲劇與文學批評也開始起步。這些都決定了漢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重要地位,為後世文學,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代和
兩漢文學,由於秦代歷時短促,文學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兩漢文學的成就。從文學樣式看,秦漢文學主要在辭賦、史傳文、政論文和樂府詩歌等四個方面取得較高成就,在歷史上有較為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目錄
總序
本卷序
1.秦始皇的神仙夢
2.秦代文學家李斯的悲劇
3.秦代文學的代表作——《諫逐客書》
4.文化大劫難——焚書坑儒
5.屠門高憤然奏《琴引》
6.“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
7.楚霸王垓下絕唱
8.漢高祖豪情歌“大風”
9.漢高祖無奈歌“鴻鵠”
10.最早的漢樂府詩人——唐山夫人
11.戚夫人的悲歌
12.韋孟以詩諷諫
13.從楚辭到漢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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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文學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至嬴子嬰即位(公元前207)不久為劉邦所滅,僅歷時15年,文學上無重要建樹。秦王朝在統一全國之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不僅如此,秦王朝還對儒生實行肉體消滅政策,曾一舉坑殺儒生460餘人。在秦王朝統治期間,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先秦時代的文書典籍幾全遭毀滅。“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文心雕龍·詮賦》),“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文心雕龍·明詩》),即使遺留一些雜賦、仙詩(仙真人詩)亦皆亡佚。如今能看到的僅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時,李斯等人寫作的歌頌功德的文字,由於它們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後世稱為。它們在形式上模仿雅頌,為四言韻文,多以三句為韻。文學價值不高,但由於它們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對後世的碑誌文有一定影響。
西漢文學
西漢初年
漢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政治上恢復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黃老的“無為而治”學說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時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國諸公子的辦法,招致各種人才於自己的門下,這使漢初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都比較活躍自由,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漢初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有戰國游士的餘風,喜歡奔走於諸侯、權貴之門,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問題,並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促進了政論文的發展。漢初政論文作者以賈誼為最著名。他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復失的經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些政論文議論宏闊,說理暢達,感情充沛,富於文采,對唐宋以後散文創作有明顯的影響。漢初的辭賦屬於戰國的餘緒,但漢初辭賦作者缺乏那樣的強烈感情,多為模擬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現存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逼近屈宋,為其中的佼佼者。賈誼在貶謫長沙時寫有《吊屈原賦》和《鳥賦》,其中滲透了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後者,在體制和寫法上,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跡。
枚乘是文景時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書吳王、諫阻其謀反而知名於世。他的《七發》雖然不是漢賦名篇,但其寫法和格局都可以說是漢代新體賦──漢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漢賦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經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漢武帝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戰國以來的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等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奪取政權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鞏固統治的方法。從此以後,儒家思想就一直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這一方面對封建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定於一尊,對當時和以後的學術和文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樂府機關的設立、擴展,辭賦創作的繁榮和的出現。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定朝儀,使漢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但由於“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定製度,興禮樂”(《漢書·禮樂志》)的工作。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為目的,把樂府規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模蒐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班固《兩都賦序》),“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郊祀歌》外,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現除《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鐃歌》是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制的軍樂,它的歌辭由於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於讀通,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現實意義。
辭賦創作
辭賦創作也因為“潤色鴻業”的需要,在漢武帝時得到極大的發展,進入了漢賦創作最興盛的時代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在內,有900餘篇,而武帝時的賦就有 400餘篇。司馬相如是漢賦創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虛》、《上林》賦,以宏大的結構、絢爛的文采和誇張鋪陳的手法,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田獵的盛大,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視,表現出漢賦作為宮廷文學的特質。漢武帝周圍,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揚雄、枚皋等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如倪寬、董仲舒等也“時時間作”,從而造成了漢賦創作盛極一時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在他周圍也有一批辭賦作家,如張子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除一些描寫帝王田獵、宮苑的大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揚雄是西漢末年著名辭賦家他寫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處處有模擬司馬相如賦作的痕跡,缺乏創造性,但由於他才高學博,有的賦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揚雄晚年認識到漢賦無補於諷諫的根本弱點,輟不復為,並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漢賦是西漢經濟、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但就其思想和藝術的成就來說,並不足以表現西漢各方面的發展,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文化發展最高成就的是的。
司馬遷的《史記》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這就為《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物質條件。司馬遷獨立完成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史記》,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樹立了一塊豐碑。《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了歷史,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確地評價了司馬遷在歷史學和文學發展上的貢獻。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宣帝以後就在社會上傳播,由於它記事止於漢武太初年間,就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西漢後期散文成就表現在政論文方面,桓寬的和的奏疏、校書的“敘錄”,繼承漢初政論文傳統,內容充實,說理明暢,表現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東漢文學
東漢文學新的變化和發展
初始元年(公元8),漢室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天鳳四年(公元17),爆發了赤眉、綠林農民大起義。建武元年(公元25),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在政權性質上,東漢王朝是西漢王朝的繼續。東漢初年,劉秀採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以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生產有所發展,劉秀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漢末年開始興起的讖緯之學,它與今古文經學合流而泛濫於一時,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思想。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東漢文學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漢書
漢書是東漢史傳文學的代表。它沿襲《史記》體例而小有變動,記敘西漢的歷史,開創了中國斷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傳記,詳贍嚴密。舊時史漢、班馬並稱,說明《漢書》同《史記》一樣對後世的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漢政論文如《潛夫論》、崔寔《政論》、《昌言》等,繼承西漢傳統,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後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鬥爭。王充是東漢反對讖緯迷信的傑出思想家,他的《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他還從這一精神出發,批判了當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並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
東漢辭賦
東漢辭賦仍在司馬相如的影響之下,模擬因襲的風氣盛行,但以班固《兩都賦》為開始的京都大賦,由宮苑而都城,在題材開拓上是一個進步。東漢中葉以後,政治極端黑暗,賦風開始轉變,張衡的《歸田賦》以清麗的語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現了作者歸隱田園的恬靜心緒,是這一轉變的標誌。桓靈以後,一些憤世嫉俗的士人如趙壹等,也寫有揭露現實、抨擊社會黑暗的短賦。這類抒情小賦數量雖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襲已久的賦頌傳統,是魏晉六朝抒情賦的先導。
漢樂府民歌
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這些民歌形式多樣,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處境和思想感情,是東漢文學的重大收穫。東漢文學的另一重大收穫,是在樂府民歌和民謠影響下,文人五言詩的形成,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成熟作品。東漢文人五言詩是東漢後期中下層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們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在創作中既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樸素自然、平易流暢的特色,又能借鑑、《楚辭》的藝術手法,在樸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暢中見清麗,“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極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表現力和抒情性,這對以後魏晉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