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官銀號簡介,官銀號前身,張作霖接手,黷武之後盾,王永江整頓,張學良重振,關東軍侵占,
官銀號簡介
官銀號前身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財政拮据，鹹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決定在北京設立官錢總局，各省設立官錢局。奉天省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盛京將軍裕祿奏設了盛京華豐官貼局；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設盛京華盛官錢局，以緩解奉省財政支出。1900年庚子國變，俄軍占領瀋陽，戶部銀庫及官錢銀號被洗劫一空。當時俄國的“羌貼”、日本的軍票流行各地，貨幣十分混亂。1903年官錢銀號復業後發行銀錢鈔券，分為奉錢票、銀兩票、大龍元票三種紙幣。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及日俄戰爭的影響，奉省財政仍較其他省份困難。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將軍趙爾巽感到：“奉省自經兵燹，商業蕭條，銀根甚緊，以致市面周轉不靈，若不設法維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勢。”遂於當年十一月一日奏準，將官銀錢號改為奉天官銀號，資本金由省庫撥30萬兩沈平銀，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約幾萬兩，稱官商合辦，地址在盛京城內鐘樓南路東原德興永門市房。第一任總辦為馬桂恩。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東北實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欽差大臣、陸軍部尚書銜、都察院都御史、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徐世昌與親命副都統銜兼陸軍部侍郎銜、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撫部院唐紹儀給奉天官銀號批：“呈悉該號（奉天官銀號）現經發行東三省大銀圓自應將奉天官銀號字樣改為東三省官銀號以符名實，應俟隨後奏咨立案。至該號資本金先後發銀六十萬兩暫仍其舊，俟將來再行擴充，仰即遵照繳。”後於九月奏準，把奉天官銀號推向吉、黑兩省。宣統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式更名為東三省官銀號，同時發還商股，改為官營，兼理東三省金庫事宜。總辦為周克昌。民國元年（1912年）行省制撤銷後，東三省官銀號由鐘樓南遷至北大門裡公議商局舊址。民國4—5年（1915—1916年），官銀號一度比較興旺，後因政府墊款，票量發行過多，奉票逐漸貶值。
張作霖接手
民國5年（1916年），張作霖剛升任奉天督軍兼省長時，面臨的是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奉天財政除負外債一千萬元之外，每年尚虧累二三百萬元；紙幣複雜，錢法紊亂，擠兌風潮迭起；外國銀行進一步實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財政亂上加亂，
金融危機雪上加霜。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張作霖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其次，由奉省財政廳出面，兩次向日本朝鮮銀行借款共300萬元，作為東三省官銀號貨幣周轉金，並多次與日人交涉，以應付兌現風潮。
第三，嚴厲打擊參與擠兌風潮的首犯。張作霖派人暗中查訪，發現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有同日人勾結兌換現洋的行為。劉鳴岐和興業銀行稽查員閻廷瑞私動慶畲祥（張作霖私人的錢號）的庫款，搗把兌現，使慶畲祥破產。張作霖找來經理楊玉泉究詢慶畲祥賠累原因，楊供出劉盜用庫款，兌現牟利所致，只劉自己就得了十幾萬元的好處，又查出劉經常向興業銀行掛借二三萬元紙幣，隨借隨還，並與瑞昌恆錢莊有共同作弊行為。張作霖為殺一儆百，穩定奉天金融形式，於11月10日，將興業銀行副經理劉鳴岐，瑞昌恆金店執事黃獻廷，瑞昌恆錢莊執事呂興瑞，販運現洋的蓬萊洋行執事齊瑞及管庫解中道共五人，綁出西大門外執行槍決，判閻廷瑞徒刑九年。這是張作霖維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民國7年（1918年），銀兩本位變為銀元本位，按市價沈平銀60萬兩合現銀元81萬餘元，奉天省財政廳追加19萬元，總資本計為現大洋100萬元。民國8年（1919年）1月，增加至140萬元。在此期間，東三省官銀號的奉大洋幣值穩定，實力充沛，成為全東北地區金融樞紐，發行的貨幣不僅流通於東北三省，還延伸至熱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張作霖執政期間，東三省官銀號分號一度增至99處，但由於業務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後撤銷了二十一處，剩餘七十八處分號按業務量大小分為四等。其中一等三處，二等九處，三等二十一處，四等四十五處。
黷武之後盾
民國11年（1922年）秋，張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退出關外。這次戰爭，奉軍損失慘重，死2萬餘人，傷及逃亡者1萬餘人，被繳械4萬餘人，軍費消耗達3000萬元。張作霖為雪戰敗之恥，決心整軍經武，整頓財政。在整頓軍隊中，表面上是縮編，實際各師、旅、團、營都在積極充實兵額，較之從前幾乎增加一倍。軍備方面，一面擴充兵工廠，加緊製造槍炮彈藥，一面向外商批購大炮，這些龐大的軍費開支，主要由東三省官銀號籌濟。至1923年4月，東三省官銀號增加資本為500萬元。為了統一東北幣制，進一步控制金融，張作霖決定將東三省銀行、興業銀行併入東三省官銀號，增資為奉大洋2000萬元，正式合併時間為1924年7月1日。此時東北經濟一度相當繁榮。直至第二次直奉戰爭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於點金乏術，只好多發紙幣，於是東三省官銀號大量增發之紙幣，為軍閥發動內戰提供原動力。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奉大洋雖支出巨大，官銀號已經虧損，但由於奉軍戰勝直軍，因而票值未顯出巨大變化。直至郭松齡反奉（1925年11月）之後，奉大洋開始貶值，官銀號底子已空。民國16年（1927年），張作霖復大舉入關，驅逐馮玉祥軍隊於京津，此時官銀號發行奉大洋已達5.52億元。實際在關外流通者不過3600萬元，其餘5億多元均在關內作為軍需、軍械之用。嗣又南聯孫傳芳與蔣介石北伐軍作戰，奉票早已無能為補助之力。1928年初張作霖仍令官銀號籌款5000萬元。官銀號立刻以大量不兌換的奉票向北滿購買大豆，再以現物出口兌換現金，農民到手的紙幣不久便開始貶值。顯而易見，軍閥當局以奉票為手段從農民手中榨取5000萬元的實物。官銀號賬上各屬戶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銀號的主要支出即為支付給軍事機關和財政廳，如1926年奉票發行額為2億元，軍政欠款為2.7億元；1927年發行額為3.2億元，他們的欠款為4.2億元；1928年發行額為14.7億元，他們的欠款為11億元；1929年發行額為15.3億元，他們的欠款為14.8億元。可見發行量的增加是因軍用浩繁所致。
東三省官銀號運用其龐大的發行權和附屬企業，形成一個大托拉斯，壟斷著東北金融和經濟，取利於民，充作軍閥黷武之後盾，實在失去其純銀行之性質。
王永江整頓
王永江是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應袁金鎧之邀擔任遼陽警務學堂監督和警務所長開始走上征途的。他辦理遼陽警務五年“成績極優”，充分發揮了其治警理財的特長，並得到東三省總督錫良的表獎，譽為“奉省辦警政的第一人”。之後王永江官運亨通，歷任鐵嶺知縣，奉天民政使，興鳳道尹，遼康、牛海、省城稅捐局局長以及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長兼軍署公署顧問等職。1916年11月張作霖任命其為奉天全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
張作霖任奉天督軍兼省長之初，曾任命王樹翰為財政廳長，由於王主張“藏富於民”，與張“剖克聚斂”的觀點背道而馳，不久便去職他就。此時正值王永江因“張湯交惡”事件（張作霖與湯玉麟因軍警衝突而鬧矛盾）堅辭警務處長職務之時，於是，張作霖轉而委任王永江為財政廳長。以治警理財著稱的王永江如魚得水，開始為張作霖當家理財。
王永江上任後，“即著手調查過去財政紊亂的實情，研究積弊之所在”。並查明當時奉省外債總計現大洋1195萬元有餘。為此，王永江上書張作霖，提出了以不加重人民負擔，不妨礙政務活動為前提的“開源節流”的整理計畫，對奉省財政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於王永江突出的理財能力，奉省財政好轉，使張作霖具備了強大的經濟後盾，隨之武力統一全國的野心日益膨脹。自1920年起，連連發兵入關，導致軍費增加，財政不得充實，民政不得實行，造成金融紊亂，奉票等於廢紙。王永江力勸張作霖，縮減兵工廠，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節用愛民，平衡收支，挽救金融。其意見受阻於張作霖的軍事總參議楊宇霆，而未被採納。王永江見已無力回天，於1926年憤然辭職。
張學良重振
1928年下半年，張學良主持東三省政務後，勵精圖治，以裁減軍費、整頓金融為首要措施。於當年11月開始縮編軍隊，由40萬人縮減為15萬人。1929年6月，張學良親自主持召集東三省財經負責人召開東三省財政金融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一、財政要于軍費裁減下自給自足，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略有節餘，財政不能累及金融，財政廳計算收入以定支出；二、官銀號核算庫存現金及有價證券，財政餘存款項，以與奉票發行額相比的折和標準。此外，會議還決定以東三省官銀號為主體，聯合東北邊業銀行和中、交兩行的奉天分行，成立遼寧省城四行號聯合發行準備庫，當月17日開業。準備庫規定奉票固定價格，這是對東三省官銀號發行奉票的整頓。經過整頓後的東北金融一時趨於穩定，收入平衡，工商繁榮。東三省官銀號對東北的金融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