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涯
曹善允祖籍
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1868年11月10日生於
澳門,是家中長子。父親曹有、又名曹渭泉、曹應賢和曹益昌,是澳門富商,與
澳葡政府和
清廷關係密切。曹有一家皆擁有葡國國籍,他在1880年獲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獲葡國冊封為
騎士的
華人;另又獲清廷欽賜二品榮銜及賞賜
頂戴花翎。
曹善允有一胞弟名曹善業,又名曹子基,曹有在1896年逝世後,澳門的業務由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友好,官至四品,但後來經營不善,官司不斷,絕大部份產業遭到政府沒收,曹家自此淡出澳門,其後人則遷往
香港繼續發展,其中曹善業四子、也即是曹善允的侄兒曹思晃,曾任香港
聖約翰座堂法政牧師,以前葵芳廉租屋第三座之聖公會思晃學校則以其為名。
曹善允幼承庭訓,1882年14歲時獲家人送往
上海習
國學。在1886年,獲父親同鄉友好兼香港殷富
韋寶珊贊助下,曹善允得以遊歷
英國,且在同年秋天考入
英格蘭的切爾滕納姆書院,修讀
法律。曹善允在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
倫敦一所
律師樓實習,1896年復以優異成績,獲英格蘭及威爾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
事務律師。
商業生涯
雖然曹善允幼時長於澳門,但不少親友居於香港,因此自少與香港保持密切關係。曹善允在1897年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事務律師,並旋即自設“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樓業務。曹善允是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他於1927年邀得曾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是當時香港一所著名的律師樓。
除了律師樓的工作外,曹善允也有從商,也是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在1912年,本港富商何啟爵士與
區德銳意在
九龍寨城對開的
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
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遂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 Ltd.),與何啟份屬友好的曹善允也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除他以外,其他董事還包括
周壽臣、
周少岐和
伍廷芳之子
伍朝樞等本地紳商。
關於在
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早於1910年代已由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倡。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畫卻遇上重重困難,首先,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財困,需要區德和曹善允等人接濟,在1912年起,曹善允除了代何啟繳交其辦公室租金外,又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當何啟在1914年病逝後,曹善允和區德等又各自出資750港元,作為殮葬何啟和接濟其家人的費用。
雖然何啟淡出,但稱之為“
啟德濱”的填海計畫未有因此告吹,並由具備法律知識的曹善允擔當向港府商討填海計畫的主要交涉人。在交涉過程當中,啟德公司確保發展地段落入1860年《
北京條約》所劃定
界限街以南割讓予英國的土地,而填海計畫在1915年獲英政府批准後,填海工程即於1916年展開。整個填海計畫共分為三期,最終希望造地1,200萬平方呎,號稱是當時全港最大規模、以及少有專門發展作住宅用途的填海計畫。
在曹善允主持下,啟德濱的首期填海計畫在1920年完成,填海區域內建有多幢花園洋房,具一定規模。第一期落成後,啟德公司多名董事均遷入啟德濱作招徠,當中,曹善允全家遷入
啟德路11號交界大宅,後花園位於啟仁路,而另一位董事伍朝樞等也相繼遷入。同年,區德因病去逝,但第二期填海工程依計畫展開,不過,第一期洋房落成後,市面反應不甚理想,加上位處偏僻,居民出入頗不方便。為解決交通問題,曹善允等在1923年成立啟德客車公司(Kai Tack Motor Bus Company),開辦來往
啟德濱和
尖沙咀天星碼頭等地的
巴士路線,但對改善交通,作用不大。
另一方面,由於用作填海的物料出現短缺,再加上受1922年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
省港大罷工影響,曹善允等看淡啟德濱的前景。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第二期填海工程更一度中斷,雖然工程在工潮過後恢復,但第二期填海在1926年年中竣工後,啟德公司便終止了餘下包括第三期填海在內的發展計畫。為免啟德填海計畫泡湯,港府與啟德公司展開磋商,並在取得英政府同意後,於1927年宣布接手餘下400萬平方呎的第三期填海計畫,以及出資約100萬港元收購啟德公司已填海但未建屋的土地,以便土地日後用作公共用途,至於已建屋的地段,則繼續屬啟德公司所有。
在政府接管啟德濱土地以前,啟德公司其實早於1924年將部份土地租借予
美國人哈利·阿博特(Harry Abbott)以開辦
飛行學校,是為
啟德機場建立之肇始。飛行學校倒閉和政府接管土地後,該地逐漸發展成為日後的
香港啟德國際機場。至於啟德公司退出發展計畫後,啟德客車公司在1926年改組為啟德客車有限公司,但公司控制權在1928年落入香港電車有限公司手上,到1933年,九龍汽車有限公司取得
九龍和
新界地區的巴士服務
專營權,啟德客車自此停辦。1936年,啟德公司解散,而曹善允主持建立的啟德濱花園城市,最終在二次大戰
香港淪陷期間,被
日軍以擴建機場為理由,將之夷為平地。
社會服務
興辦學校
曹善允的父親在澳門以熱心公益著稱,再加上受到同樣信奉
基督教的韋寶珊爵士和何啟爵士之影響,他在香港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當中尤其關注香港的
教育和
醫療發展。本身曾在
英國接受教育的曹善允,深明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又認為出國留學,不單長途跋涉,學費高昂,且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因此他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
在1901年,以何啟爵士為首的八位華商,聯署上書
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
公學的
學校,專門招攬本地華人子弟,以便他們畢業後可銜接升讀英國的
大學,曹善允便是上書聯署的其中一人。建校之事除得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
聖公會班納牧師(The Rev. E.J. Barnett)熱心協助。在曹善允等呼籲下,本地華民一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在1903年於
西營盤創校。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且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至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
赤柱興建新校舍,曹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獲邀在當年4月27日的新校動土儀式上致以謝辭。
聖士提反男校創立後,曹善允與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
國小暨
幼稚園,獲得各界回響。該校在1904年草創於卑利士道(Breezy Path),未幾於1905年遷到
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於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來又開設中學部。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Babington Path),復於1922年遷往
列堤頓道新校舍。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奠基禮在1922年4月7日舉行,由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斯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曹善允及已升為聖公會副主教的班納致以謝辭。在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曹善允即當選為校董之一。
透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曹善允在1914年又獲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因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後來在1918年,校方再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曹善允也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在1925年,曹善允又夥同
周壽臣、
羅旭和、李右泉及
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遂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復於1951年改名
金文泰中學。
除上述四所位於
港島的學校外,曹善允在1916年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
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於是積極籌款興學。在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
區德病逝後,特意在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曹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以後,曹善允又成功遊說
太古洋行買辦莫乾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Rev. Arthur Dudley Stewart)協助下,學校在1926年於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又名區澤民)和莫乾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遂取名為
民生書院,而曹善允則獲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在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
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
曹善允除了興辦學校以外,在教育方面另一重要貢獻,是參與創立
香港大學。在1907年,聖士提反男校首屆學生畢業,時任港督盧嘉爵士在畢業典禮上致辭時,提出在港興辦大學的構想。事後印度裔殷商么地爵士透過報章得悉港督有意興辦大學,於是率先回響承諾捐出15萬港元巨款,作為建造大學校舍之用,另又捐出30,000港元作為大學的營運資金,為興辦大學的計畫注入重要動力。
為進一步籌得足夠的營運資金,盧嘉在1908年3月18日邀請香港紳商代表與政府官員到港督府開會,即席成立香港大學籌備委員會,並以
遮打爵士為委員會主席,委員包括何啟、
普樂爵士、愛建臣、漆鹹、
胡禮及譚臣等人。可是,由於初期外界對籌款反應冷淡,委員會一度提出放棄興辦大學的建議,其後經何啟提出以大學加設教授
中文作招徠、集中向各地華人籌款的建議後,盧嘉在1909年再成立大學經費籌募附屬委員會,由何啟出任主席,委員包括曹善允、
陳少白和
伍漢墀等,另由
陳席儒出任司庫,以及由曹善允兼任名譽秘書。在何啟和曹善允等委員四出遊說下,各方回響者眾,紛紛向大學捐款,籌得款項高達147.7萬港元。當中,何啟及曹善允更率委員專程前往上海拜會
兩廣總督張人駿,獲對方答應捐款20萬港元,么地不甘被張人駿超越,後來再將捐款總額增至28萬港元,才保住捐款最多的地位。至於以團體名義捐出最多款項的,是太古洋行,合共捐出40,000英鎊;而本身財力不算豐厚的曹善允,也捐出500港元。
在籌得足夠經費後,香港大學終於在1910年3月16日由盧嘉於
般鹹道校址主持立石奠基儀式,大學隨後於1911年正式成立,並在1912年3月11日舉行開幕大典,同年,港大舉行籌款賣物會,再由曹善允擔任賣物會名譽秘書。港大在1911年草創時,曾邀請參與創校的曹善允加入校董會,但被他多番婉拒,一直到1914年,他才答應出任港大校董,並任馬禮遜堂及
聖約翰學院兩所舍堂之院務委員會委員。曹善允此後繼續關注港大校務,他在1929年至1937年進一步出任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20年和1929年先後擔任沙普委員會(Sharp Commission)和歌倫委員會(Gollan Committee)委員,就港大財務撥款事宜提供意見。為答謝其貢獻,港大特別在1924年向曹善允頒授榮譽
法學博士學位。
在1920年4月,港督司徒拔爵士設立
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作為港府在教育事務上的諮詢機構,而深具辦學經驗的曹善允,即獲奉委為委員之一。曹善允此後多番獲得續任,一直到1940年4月方才卸任,擔任委員一職前後共20年之久。曹善允其他擔任過的教育公職,還包括出任
英國聖公會差會旗下學校理事會理事、和在1928年5月與何東爵士、
尢列和李景康等出任孔聖講堂籌備委員,促成講堂在1935年建於港島
加路連山道,以宣揚
儒學。
醫療服務
香港開埠早年只有極少醫院,華人缺乏接受西式醫療的機會,曹善允因此大力倡辦
醫院。在1903年,曹善允獲委任為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該院由何啟於1887年成立,歸倫敦傳道會管理,是香港首間為基層華人家庭提供西式醫療服務的醫院,與當時同屬倫敦傳道會的那打素醫院也是“姊妹醫院”。曹善允在財務董事任內,除協力促成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於1904年成立外,又為雅麗氏紀念醫院籌款增建新的
護士學校。復至1906年,得到曹善允穿針引線下,伍廷芳夫人
何妙齡(即何啟爵士之胞姊)出資興建一所全新的
產科醫院,是為何妙齡醫院,該院作為雅麗氏紀念醫院之附屬醫院,也是由倫敦傳道會管理。在1930年,曹善允復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主席兼執行委員會非執行主席,後來於1935年,他又為那打素醫院遷址一事參與籌款工作。一直到1954年,港府立例將雅麗氏紀念醫院、那打素醫院、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和何妙齡醫院,合併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在1910年,曹善允獲推舉為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委員,1911年起出任西環公立醫局董事會主席,嗣後又兼任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在西環公立醫局董事會主席任內,曹善允對
港島西區的醫療服務作出重要貢獻。在1915年,西區爆發
天花疫潮,為免疫潮蔓延,曹善允即推動種痘運動,敦促港府儘早為華人接種
牛痘。期間,他暫時放下家庭和工作,協助政府全力呼籲民眾種痘,又挨家挨戶向民眾解釋種痘的重要性,一時之間,接種人數高達36萬人。為防患未然,曹善允在1916年第二度參與主持種痘工作,疫潮方暫告熄滅。香港此後二十年,天花患者數量持續下降,與曹善允推動的種痘運動不無關係。
繼種痘運動以後,曹善允另一對西區的醫療貢獻,是促成
贊育醫院於1922年落成啟用。贊育醫院之興建構思,源於來自倫敦傳道會的產科醫生歐海倫(Dr. Alice D. Hickling)。歐海倫醫生在雅麗氏紀念醫院行醫時,有感床位不足,加上希望可以培訓足夠的
助產士,於是提出興建一所獨立的產科醫院。曹善允正好認為西區基層民眾眾多,對產科需求殷切,因此對計畫予以支持。儘管醫院的興建費用高達90,000港元,但在曹善允等號召下,獲得各界回響,當中波斯裔船運富商H·M·H·內馬西(H. M. H. Nemazee)和有份捐建民生書院的
莫乾生,分別捐出10,000港元和3,000港元;另外,東華醫院又把在1920年慶祝金禧期間,籌得其中接近50,000港元的善款,投資到房地產市場,作為醫院的營運基金。除以上人士和機構外,
西營盤街坊會、魚販商會和蔬果販商協會等,也有捐出善款或醫院所需的家具。
贊育醫院當年設於西營盤西邊街,樓高四層的醫院大樓由李杜露建築師樓(Messers. Little, Adams and Wood)興建,土地則由港府免費撥出。贊育醫院的落成啟鑰儀式於1922年10月17日舉行,儀式由曹善允將醫院正門的銀匙交予華民政務司夫人開啟,復由華民政務司兼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當然主席夏理德致辭。當日場面盛大,出席者還包括輔政司符烈槎伉儷、
律政司金培源、教育司伊榮、以及華人代表
周壽臣伉儷、
伍漢墀、
何甘棠和
羅旭和等人。
贊育醫院成立之初,由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管理,院內設有兩個產科病房,每個病房可容納五名產婦,另設兩間單人病房和一間雙人病房。這些病房分別設於醫院其中兩層,而這兩層則分別設有
手術室、
產房、消毒房和值勤室,院內30張病床均由東華醫院捐贈。醫院除了提供產科服務外,也在同年率先開辦華人助產士培訓課程,在首年合共招收六名華人女學員。曹善允自醫院運作以來,一直擔任醫院監督,而醫院啟用首年,合共收容產婦416名,落成五年後,即突破每年1,000名的紀錄。至1926年,該院復與
香港大學合作,成為港大的教學醫院之一。復至1934年,由於經費不繼,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惟有將贊育醫院贈予港府管理,使之成為一所公立醫院,但曹善允仍留任醫院監督。
其他公職
除了教育和醫療方面的貢獻外,曹善允還參與各方面的社會工作,也著力支持聖約翰救傷隊和
童軍的活動。在1912年,以曹善允為首的一班華人紳商上書港府,陳情香港華人墳地不足,希望港府撥出土地,以永久作華人
墳場之用。在1913年6月16日,港府批准在
香港仔撥地一幅,用以興建華人永遠墳場,但要華人自行營辦。在這種背景下,華人紳商在同年自行成立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以便監督墳場的興建,而曹善允是委員之一。在1915年10月17日,墳場正式落成啟用,是為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墳場落成後,委員會旋即邀請華民政務司出任委員會的當然主席,使委員會直接受到華民政務司署監管。為肯定曹善允對永遠墳場興建的貢獻,他在1919年當選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之名譽司理。
在1918年,曹善允因其教育和醫療方面的經驗,獲港府奉委為潔淨局(市政局前身)議員,同年獲委為非官守
太平紳士;及至1925年,香港爆發
省港大罷工,港府以曹善允深具聲望,遂委任他為東華醫院顧問、
保良局非常到紳士及
團防局紳,設法調停罷工。在大罷工期間,全港罷工人數高達20萬人,更有10萬人離港返回
廣東,有見及此,港府又特別臨時委任曹善允為勞工署長(Controller of Labour),組織工業維持會,每日負責駐守
香港大會堂招攬
義工。此外,曹善允早於1914年出任後備警隊(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前身)指揮官,並自1920年起升任後備警隊歷來首位華人榮譽總監,因此在大罷工期間,他還負責組織臨時巡街
更練和特別華人後備警隊,設法維持治安和秩序。
省港大罷工後,港府進一步重用曹善允,在1929年,他退出服務共11年的潔淨局,同年5月3日與
布力架一起獲銳意改革的港督金文泰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兩人的委任分別意味立法局首次有代表
九龍和葡裔社區的議席,其加入也使立法局的華人議席由兩席增至三席。同年,他當選為保良局永遠總理和出任新成立的
香港保護兒童會副主席。
在立法局,身兼局內常務法律委員會委員的曹善允不單就
妹仔問題對港府提供法律意見,還爭取港府興建更多遊樂場地。事實上,尚在潔淨局供職時,曹善允已和布力架及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麥花臣等人大力向政府爭取於
尖沙咀興建
兒童遊樂場。就在他出任立法局議員後不久,港府便在1929年5月成立遊樂場地委員會(Playing Fields Committee),研究香港未來在兒童遊樂場地方面的發展,且委任曹善允和布力架等人為委員。這個委員會最終於1930年1月發表報告,啟引兒童遊樂場協會(香港遊樂場協會前身)在1933年成立。兒童遊樂場協會在1933年成立後,由曹善允出任協會副主席,同年,他還當選為
扶輪社香港分會會長。
在1936年,曹善允接替
羅旭和爵士成為立法局內的華人代表之首。但未幾,他與局內另一華人議員
羅文錦卻就港府應否廢除華文
報章的
審查制度展開激辯,引起轟動。提出廢除華文報章審查制度的動議,本由羅文錦於1936年8月26日在立法局內提出,理據在於審查制度浪費政府公帑;而審查制度源於港府在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透過緊急立法形式設立,意在控制一時亂局,不過後來社會動蕩平息,但審查制度卻施行11年之久,所以政府有違憲之嫌;再者,
大英帝國各地早已視審查制度有違
新聞自由,只對華文報章審查,也有偏袒英文報章之嫌。羅文錦表示,他一直收到華文報界反映不滿,要求港府早日正視問題。
羅文錦的動議在局內僅得布力架一人支持,其他出席議員均表反對,當中有份在省港大罷工期間維持社會秩序的曹善允,更以嚴辭對動議加以駁斥。曹善允表示他雖然支持新聞自由,可是
中國大陸局勢仍然不穩,地方勢力盤踞,如有任何不當言論經報章傳開,不單可能加劇內地動盪,也有機會損害香港與內地往來,隨時置香港於險境。此外,他認為香港百分之97人口屬
華人,一旦華文報章刊出激進內容,華人社區易受煽動,繼而可能爆發社會動盪。一時之間,羅文錦與曹善允在局內爭持不下,言辭針鋒相對,兩人經由主持會議的
護督調停下方才作罷,而羅文錦的動議最後以兩票贊成、14票反對,被大比數否決。
曹善允與羅文錦等人對審查制度的辯論引起很大反響,曹善允在辯論中聲稱未聞報界投訴審查制度,不單遭受華文報界猛烈聲討,而華報刊出他認為華人智力低于洋人云雲的言論,更使公眾譁然。曹善允後來致函各大報章,澄清自己從沒說華人智力低于洋人,而是指部份華人受教水平不高,易受煽動。得出如此曲解,是因為華報記者誤譯其
英語演辭。不過,他始終堅持保留華報審查制度的看法。
無論如何,曹善允對公共服務的多年貢獻深獲港府肯定,屢獲殊勛,先於1928年獲英廷獎授OBE勛銜,1935年英皇壽辰時再獲CBE勛銜。在1936年,英皇
喬治六世登基,曾在1902年和1911年分別擔任英皇
愛德華七世與
喬治五世的各界慶祝加冕委員會委員的曹善允,作為華人代表,也於1937年5月12日出席
倫敦西敏寺的喬治六世加冕大典。曹善允在1937年1月17日任期屆滿,卸任立法局議員,復於1939年卸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而榮譽總監一職則由次子曹峻安榮任。
晚年生涯
在1941年12月8日,
日本隨
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揮軍香港,在
香港保衛戰期間,曹善允全家均為港府服務。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淪陷後,曹善允任職的港大校董會和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等組織一概停辦,他的大宅更為
日軍徵用,損失不菲。與此同時,日方多次有意招攬曹善允,但他不甘奉事日方,多番以身體欠佳、臥病在床為理由推卻。不久以後,曹善允攜家眷全體避居
澳門,並派兒子前往
自由中國參與抗日,以示堅決不向日方屈服。
1945年
香港重光以後,曹善允即返回香港,除將曹善允學洵律師樓重新復業外,又參與復辦香港大學和聖保羅男校等重要的重建工作,且榮任香港華商總會名譽顧問。曹善允晚年得病、加上年老
失明,終在1951年註銷長達51年(不包括淪陷時期)的執業律師身份,律師樓自此改名劉陳高律師事務所;同年,他又從港大校董會退休,但即獲委任為港大終身校董。
曹善允雖然晚年身體欠佳,但仍不忘香港之公益事務,獲得港府敬重。在1952年2月6日,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登基,香港臣民上呈《效忠女皇詔告書》,曹善允即為署名人之一;此外,根德公爵太夫人於1952年10月28日訪問香港期間,為
贊育醫院於
醫院道的新址主持奠基儀式,曹善允雖然行動不便,但作為創院人之一,仍堅持應邀出席。
在1953年1月20日正午12時30分,曹善允病逝於
養和醫院,終年84歲。曹善允的遺體即日移送
萬國殯儀館,並由家人以曹存善堂名義在各大報章發表訃聞,復於1月22日舉殯。舉殯當日,各界前往致悼者眾,需要警察到場維持秩序。由於曹善允生前曾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所以在出殯時獲警方派出
儀仗隊開路往
聖約翰座堂作安息禮拜。安息禮拜由何明華會督、施玉麒牧師和曹思晃牧師等主持,儀式過後,其遺體落葬於他有份創立的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曹善允家人將其喪禮收到的8,200港元
賻儀分贈慈善機關,而他身後遺下約值90,000港元的遺產,則由家族後人繼承。
法律界全體代表也在1月22日齊集最高法院悼念曹善允,主持悼念儀式的包括首席按察司侯志律爵士(Sir Gerard Howe)、
律政司賴德遐(Arthur Ridehalgh)、大律師公會主席廖亞孖打(Leo D'Almada e Castro)和律師會主席布祿斯(E. S. C. Brooks)等。同年7月11日,港督葛量洪爵士於
聖士提反書院為兩塊分別紀念何啟爵士及曹善允的紀念碑揭幕,葛量洪在儀式上評價兩人具備“嚴正品德”,且“性行耿介、先人後己”,他還特別讚揚曹善允為人極富善心,因此獲得華洋各界敬重。
家庭
曹善允夫人為陳桂卿,因熱心公益而獲港府在1947年12月11日委任為非官守
太平紳士。兩人共育有四子三女如下:
曹智安、
曹峻安太平紳士:1939年至1957年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1933年至1947年間曾任港督榮譽
副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效力英軍情報部門、
曹克安:曾任港督榮譽副官、
曹慧姬、
曹妙姬:馬惠弼夫人。
曹善允早年熱衷
體操和
體育運動,就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曾代表校方參與
足球比賽。晚年的曹善允則熱愛
麻將耍樂、也愛好閱讀,尤好中國文學。另一方面,曹善允家族與後備警隊有深厚淵源,曹善允與其子曹峻安曾先後由1920年至1939年、以及由1939年至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也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L. Nylon Ts'o,1983年至1987年在任)之叔祖。
榮譽
殊勛
J.P. (非官守,1918年4月17日)
O.B.E. (1928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C.B.E. (1935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榮譽學位
人物經歷
法律事務
1886年赴
英國進入Cheltengham學院攻讀法 律。1897年返港開設律師樓,並從事各項社會活動,倡設聖士提反男校和女校。清末至辛 亥革命期間(1910年),由於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入香港,令住房供不應求。一群華商遂計畫在九龍灣進行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填海工程。1911 年曹善允引據華人孝道習俗,上告倫敦,為港人之人權成功為爭取撥地建成香港華人永遠墳場。
組建公司
1914年在伍廷芳的建議下,華商曹善允等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 1906年,在曹善允、何啟聖士等華商的捐款贊助下,由聖公會屬下的海外傳道會創辦女子中學。該校原址位於堅道35號,該校的創辦是以實踐基督教信仰為宗旨。1918年,堅道校舍不幸毀於地震,校方只好租用巴炳頓道4至6號作臨時校舍,並發起籌建新校活動。
籌辦大學
1909年香港政府籌辦香港大學,曹博士任華人籌委會名譽秘書、大學規例起草委員,為創辦香港尢學不遺餘力。九龍半島在二十年代開始,人口激增。為配合社會需要,九龍半島遂不斷拓展,期間最引人矚目的事件,就是由當時著名華人紳商何啟先生與區德先生等人合資經營“啟德投資公司”。啟德之名即由二人之名而來(註:區德又名區澤民)。該公司在九龍城寨對開的九龍灣北岸,進行大規模填海。完成之新填地有一百二十英畝,其中靠近城寨外之龍津碼頭的新填地,便開闢成街道,築起數百棟民房,形成了九龍城寨以外,一個新的住宅區,戶口漸繁,
教育未備,兒童求學困難。 1916年曹善允博士倡議集資興學。1920年,區澤民(區德)先生去世,
遺囑捐資一萬元以贊助曹博士之計畫,後得紳商莫乾生先生贊助捐一萬元作建校基金,並委託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長史超域牧師(Rev Arthur Dudley Stewart)進行籌備工作。 1920年,曹善允任香港教育部董事。1922年,身為華人公立主席的曹善允創辦贊育
醫院,舊址位於西營盤西邊街。
任職情況
1925年任東華醫院顧問。1926年創辦民生書院,任
董事長。 1925年獲委任組織華人警察後備隊(即今天之輔警)。1929年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保良局永遠董事等。1924年香港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銜。 1928年獲O.B.E.勛銜。1930年,任第一屆內閣名譽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