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政策

偏緊的收入分配政策會抑制當地投資需求等，造成相應的資產價格下跌；而偏松的收入政策則會刺激當地投資需求，支持資產價格上漲。收入分配政策除了影響總體收入水平之外，還會直接影響一個經濟體的收入分配結構，例如，當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大時，私人銀行業務的發展空間凸顯。

政策信息

收入分配政策是指國家為實現巨觀調控總目標和總任務，針對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收入差距大小在分配方面制定的原則和方針。

政策內容

一、我國改革前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收入分配的基本政策，必然以按勞分配為基礎。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國實行按勞分配政策，對於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保障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逐步發生了偏差，最終使按勞分配的原則實際上不能真正地貫徹和體現，明顯地表現出平均主義傾向。

史達林說過：“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史達林全集》第l3卷，第105頁)我國是一個曾經經歷了幾千年封建制度的國家，解放後雖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分散的個體生產仍然占居統治地位。特別是“國不患貧，患不均”的傳統價值觀念更是根深蒂固，加之，愈演愈烈的“左”的思潮的泛濫，以及林彪“四人幫”的蓄意干擾破壞，到“文革”後期，農民記“大概”工，職工幹部工資按工齡增(事實上是長期不增)，平均主義現象已十分普遍和嚴重。那種名為按勞分配，實為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乾多乾少一樣，乾好乾壞一樣。乾和不乾一樣，跟按勞分配的原則是根本對立的。它極大地壓抑和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最終結果是導致了大家共同貧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不到體現。

二、改革開放後我國的收入分配政策

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的分配製度也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初，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行了“交足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這一新的分配方式。隨後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以計件工資為主要形式，把職工個人的收入跟自己的勞動貢獻以及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起鉤來。這種新的分配方式其顯著特點，就是把勞動量、產品量和報酬量有機統一起來，從而真正貫徹和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主人翁的責任感，釋放出巨大生產潛力，推動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增長。

但是，由於分配製度改革本身難度較大，特別是由於歷史形成的問題，很難在短時期內完全解決，因此，在分配製度上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首先，一方面平均主義現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分懸殊。前者主要表現在行政事業單位和公有制經濟內部的幹部職工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後者主要表現在工薪階層同某些從事第二職業者，“三資”企業職工之間，特別是同私營企業主和部分個體勞動者以及以權謀私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另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擴大。其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分配領域客觀上已出現了分配主體多元化，收入來源多渠道，分配方式多樣化的新格局。但是，它卻沒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分配調控體系，從而造成了分配總量和結構的失衡。為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儘快調整和完善個人收入分配製度。

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黨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對我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進行了調整，使我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有了明顯改善。但是，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收入分配關係尚未完全理順，特別是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

三、我國現行的收入分配政策

黨的十五大，是世紀之交我黨的一次歷史盛會，這次會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在堅定不移堅持鄧小平理論的前提下，對其理論又有重大發展，特別是對個人收入分配政策有了重大突破。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遵照此精神，實行這一分配製度，不僅有利於樹立和增強勞動者的主人翁責任感，有利於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性，提高生產效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還有利於充分調動和發揮一切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充分有效利用一切社會資源，集中社會一切人、財、物，為我國經濟建設齊做貢獻；實行這一分配製度，市場成為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可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提高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從而達到最佳化資源配置的目的；實行這一分配製度，還必須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堅持效率優先，實質上就是發展生產力優先，就是要徹底打破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拉開個人收入差距，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鼓勵人們的奮鬥精神，實現微觀效率。在注重微觀效率的同時，我們必須兼顧社會公平，只有兼顧效率和公平雙重目標，才能保證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效率與公平既是矛盾的，也是統一的。效率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只有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長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當然，這是需要有長期發展過程的。在近期內，要實現社會公平，還必須在市場分配的主渠道之外，輔之以國家必要的適度的調節手段。最近以來，國家連續出台了兩項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重大舉措。一是徵收個人儲蓄存款利息稅；二是大幅度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工資和福利補助收入。可以預期，隨著這一取一予的調節政策的實施，個人收入差距懸殊的問題必將有所緩解。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鄧小平同志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先富幫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而要求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僅僅是一種良好的願望，是一種空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總之，個人收入分配政策，不僅關係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又關係到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本質。從以上我國收入分配政策的變革過程及對其比較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現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我們堅信：堅持這一制度，必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