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常書鴻 (1904年—1994年),畫家、
敦煌藝術研究家。滿洲人。1904年4月6日(清光緒三十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生於
浙江杭縣(今杭州),滿姓伊爾根覺羅。祖父名少峰,為清代駐防
浙江杭縣並安家落戶的“世襲雲騎尉”。因一生致力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被人稱作“敦煌的守護神”。
人物簡歷
1904年4月6日出生於杭州市,1918年考入
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
浙江大學前身)預科,學習染織專業,1923年染織畢業,留校任教。
1925年任省立工業專科學校美術教員,1926年,學校轉為
浙江大學工業學院,任本科美術教員。
1927年6月,帶職自費赴
法國留學,11月考入法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預科學習。一年後提前升入專科,學習油畫。
1936年受
教育部部長
王世傑之邀,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
1938年抗戰爆發後,隨國立藝專遷校
雲南,任代理校長之職。
1940年離開藝專,任教育部美術教育委員會常委,兼秘書。
1942年9月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成立,任副主任。
1944年元旦,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任所長。
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歸屬
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業局,轉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長。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8年元月,“敦煌藝術展”在日本東京開幕。
1982年3月,調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舉家遷往
北京。
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學參加85周年校慶,10月在學校與夫人
李承仙合作繪製大型油畫“攀登珠峰”。該圖展覽於浙江省博物館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憶錄。
人物介紹
辛亥驚魂
敦煌藝術的“守護神”、現代油畫大師
常書鴻,出身於杭州駐防旗人,辛亥年間他尚年幼,對革命軍攻打當地旗營存有難以泯滅之惶恐記憶。後來筆者曾造訪常老,老人證實此事說,那時我還是個只有幾歲的孩子,家人把我單獨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廟,叮囑我有人來切不可承認是旗人,但是我腦袋後邊有一條小辮子,生怕被認出來,那種幼時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少年立志
常先生自幼喜歡藝術,而他的父親又是個倍奉實業救國的人。所以,執拗地把他送到工業學校去讀書。無奈,他選擇了與繪畫有關係的染織專業,並參加了由名畫家
豐子愷等人組織的
西湖畫會,在那裡學到很多知識。為了進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
法國,在那裡他把一切時間用來學習
法文和繪畫技術,後來終於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學公費生,畢業後他取得了里昂市公費獎學金,並轉到
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繼續深造。留學十年間,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許多油畫作品獲金獎或被國家博物館收藏。雖然獲得了令人羨慕的榮譽和良好的生活條件,但他始終忘不了報效祖國。
確定方向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
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全書共分六冊,約400幅有關
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驚奇,方知在
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存在,而且在國外引起了轟動,中國人卻不知,他內心感到一種震撼。為了
敦煌藝術寶庫,他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回國之後,他一直掛念著
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嚮往著早日能實現夢想。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國民黨元老
于右任先生的建議下,經多方努力,促成了設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構想。常先生首先擔負起了這一重任,為首任“
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終於實現了他的夙願。
逆水行舟
逆境堅持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負著籌備“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重任,經過幾個月艱苦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了盼望已久的
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曠神怡,猶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動,真是徹夜難眠。但是,這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面臨的是重重困難,生活條件非常艱苦,與在
法國的條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對於他來說,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艱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由此可知,
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條件有多艱苦。儘管如此,他們仍然堅持著,無論困難有多大,其信念一點也沒改變。
到了1944年的秋天,
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長。 然而,正當他們幹得起勁的時候,想不到的事又發生了。才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穩,財力緊張,
教育部宣布解散“
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是1945年春天。對於任何困難他們都能克服,而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訊息,他們實在是無法理解。面對現實,他毫不猶豫,領導著大家繼續幹下去。他說:“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全憑自己的力量幹起來的,研究所的撤銷或不撤銷,實際意義不大。”
家庭打擊
他把全部心血都傾注於事業,其餘什麼也顧不得,只知拚命去工作。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這裡艱苦生活條件、決然離家出走,丟下兩個孩子無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本來工作中困難重量,妻子離去又是雪上加霜,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在這接二連三的打擊之下,他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他都要堅持工作下去。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獻給了
敦煌藝術。在幾十年的艱苦生活中,經歷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種種不幸和打擊,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但他仍然義無反顧,為保護莫高窟默默地奉獻著。在他辛勤工作的幾十年中,組織大家修複壁畫,蒐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並多次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向更多的人介紹
敦煌藝術,為保護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奉獻精神得到了廣大人民的高度讚揚,他的一生為莫高窟做出了光輝的業績,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九三創始人
社會評價
無私藝術風範與世長存不朽.
藝貫中外,名揚四海。
一生苦鬥業,日人亦感懷:
苦衛數十載,珍貴文化財。
赤誠中心念,後繼有人來。
美術出寶洞,紅日升天中。
世界齊讚賞,萬民仰威容。
縱橫四萬五,壁畫安危佇。
畫郎黃沙築,空前絕後無。
塑像逾數千,華美似昔年。
山河興亡史,民族耀光時。
敦煌這座人類藝術寶庫在浩劫後能得以保存並獲新生,多賴於被稱為“守護神”的常書鴻。他捍衛國寶的獻身精神,出於對祖國的忠誠,也是由於他臨終前所說的“深蒙黨和人民厚愛”。愛國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結合,在這位傑出藝術家的身上得到生動體現。■為復興祖國文藝毅然回國,又選擇了荒涼的西北大漠中的
敦煌 ■保護和研究
敦煌藝術五十多年,在
日本被稱為
中國的“人間國寶”
■臨終前向
江澤民主席提出的請求,是讓妻兒繼續進行
敦煌研究
成長之路
常書鴻,1904年出生於杭州一個
滿族駐防旗兵的騎尉之家。他自幼學畫,8歲入書院讀書,高小畢業後入
浙江甲種工業學校,學習與繪畫有關的染織專業。1923年,常書鴻畢業留校任美術教員。1927年夏,以到輪船上當伙房勤雜工的方式到達
巴黎。在那裡,他開始半天打工,半天到畫室學畫的留學生活。同年秋,常書鴻入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一年後,由預科升入本科,因在素描考試中獲得第一名獎金,提前升入油畫班。1932年,他入
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後因作品一再獲金獎、銀獎而被選為巴黎美術家協會會員。
旅歐期間,
常書鴻受國內抗日風潮的影響。抱著復興祖國文藝的願望,1936年秋,他回國到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教。翌年,
盧溝橋事變發生,常書鴻隨校向大後方轉移,經
廬山、
湖南、
昆明遷往
重慶,他的全部書畫都在途中遭
日本飛機轟炸化為灰燼。
致力文物保護
1942年,國民政府
教育部在社會上保護文物的輿論壓力下,決定成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卻撥不出多少經費。在
梁思成、
徐悲鴻鼓勵下,常書鴻決定前往,靠辦展賣畫自籌了大部分經費。他一行4人乘破舊的卡車西進,又換駱駝,經一個多月才到達
敦煌。他到達後便組織整理修復,並臨摹壁畫。在惡劣環境下,面對妻子出走、當地官吏勒索和
教育部長期不寄經費的狀況,他以決心服“無期徒刑”的精神堅持下來。他送往重慶的展品,也得到包括
周恩來、
郭沫若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和進步人士的高度讚揚,
敦煌藝術研究所也名揚中外。
1947年,一批重慶藝專的畢業生來到
敦煌,其中的女生
李承仙出於敬佩和同情,與常書鴻結為夫妻,並成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翌年,常書鴻到
南京、上海舉辦展覽,在引起轟動的同時也受到告誡說:“蔣幫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護
敦煌藝術寶庫。”當局令他從速把展品送往
台灣,他卻憎恨國民黨的腐朽,將展品隱藏起來。1949年夏秋,常書鴻在
敦煌一片混亂時組織了保衛小組,使
石窟免受洗劫。
解放軍開進當地時,他興奮地跑上九層高的大佛殿敲響古鐘,慶賀國家和民族藝術寶庫獲得新生。
成就
新
中國成立後,常書鴻被任命為
敦煌文物所所長,一直擔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譽所長。1956年,常書鴻加入
中國共產黨,後兼任
蘭州藝術學院院長,在他的組織下
敦煌藝術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周恩來曾鼓勵他說:“
敦煌工作一輩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51年,他赴
北京舉辦展覽後又赴
印度、
緬甸辦展,宏揚了
中國文化藝術。他在
日本被譽為
中國的“人間國寶”。從5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八次赴日訪問和舉辦展覽,被授予富士美術館名譽館長等一系列最高榮譽稱號。1957年,他首次前往
日本舉辦展覽時,就有10萬多人參觀,創造了日本購票參觀藝術展覽會的最高紀錄。
1981年,
鄧小平等領導人赴
敦煌時,高度讚揚了常書鴻的貢獻。1982年,國家文物局調他為顧問,他才舉家從西北遷往
北京。他於90歲高齡自感不支時,致信
江澤民主席,要求讓妻子、兒子繼續自己的事業,“為振興中華盡綿薄之力”。過了90華誕後,他於1994年6月逝世。
愛國熱情
■出於愛國主義激情投身於保護藝術,在實踐中又認識到只有
跟著共產黨走,民族文化才有光明的前途
常書鴻成長的年代,正值民族苦難的歲月,他正是出於對祖國的熱戀才把畢生都用於捍衛和宏揚民族藝術。
敦煌是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又是近代國家災難的見證。20世紀的前二十幾年間,英、德、法、俄等國的文化竊賊接踵而至,
日本盜寶者中甚至有偽裝成學者的
陸海軍官。他們利用
反動政府和當地管事者的腐朽昏聵,掠去幾萬件經卷,精美的壁畫也多被用化學塗料剝離後帶走,以致
敦煌藝術珍品多存於外國館院,成為
中國文化界永遠的傷痛。常書鴻旅歐時,看到博物館中陳列的外國人盜來的
敦煌藝術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國進入的
滿洲里國境檢查站時,又受到
日本憲兵的刁難和侮辱,到了北平藝專一進課堂,便與同學們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時,常書鴻的觀念是“藝術可以不問政治”。然而,在民族災難中激發起的愛國主義熱情,使他感到過去的觀念不對。全國解放後,他由感激共產黨、人民政府,再經過學習和實踐,終於選擇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的方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光輝的印記。
堅持不懈
■面對前妻忍受不了艱苦寂寞不辭而別、兒女的哭泣和國民政府撤銷藝術研究所的命令,他仍留在當地堅持不撤
1943年初,常書鴻來到荒涼的
敦煌,一方面驚嘆於當地藝術藏品的豐富,一方面又深感物質條件的困苦。他們住在一個破廟裡,桌、椅、床都是土堆成,點的是木頭剜成的油燈,在滴水成凍的屋裡還沒有取暖設備。住所的周圍又被戈壁包圍,最近的村舍也在幾十里外。常書鴻的前妻
陳芝秀攜兒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後,忍受不了艱苦寂寞,不辭而別棄家出走。常書鴻發現後,騎馬向
玉門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來,幸虧被玉門油礦的人發現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
敦煌後,看到的是兒女的哭泣。接著,他又收到國民政府
教育部撤銷藝術研究所的命令,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其實,當時他完全可以遵命返回內地,然而,一想到失去保護的
敦煌將會重遭被盜劫的厄運,他便下決心留在當地不撤。
在官方不關心保護藝術,自身經費又無著落的逆境中,常書鴻一面動員同事節食縮衣,一面靠為人畫像創收並向內地呼籲捐款。他為保護民族珍寶而付出的辛苦和持之以恆的精神,得到民眾的支持。他送出展覽的臨摹作品,引起社會進步人士的熱烈回響。許多人表示,如國民黨政府取消
敦煌藝術研究所,便由民間學術機關接管,同時還送來一些捐款,這使常書鴻的工作得以繼續下去。
加入組織
■為配合抗美援朝,在故宮舉辦展覽,在教育人民的同時,自己也深受群 眾愛國主義激情的教育,隨後便申請加入
中國共產黨。
敦煌解放時,部隊便送來郭沫若等人對文化界的號召,派人請常書鴻參加軍民聯歡會,警衛員還把
賀龍的馬牽來給他騎。常書鴻看到共產黨人如此重視保護文化遺產,深受感動,馬上與妻子日夜加班,為進軍
新疆的部隊趕繪多幅
毛主席、朱總司令畫像,以表心意。
1951年春,常書鴻為配合
抗美援朝運動,在
北京故宮午門樓主辦了
敦煌文物展覽,並親自擔任講解。周恩來總理前來參觀,並說這一展覽將會起到
愛國主義教育作用。參觀展覽的成千上萬人不僅看到了祖國的偉大,而且激發起對盜掠
中國文物的帝國主義者的無比氣憤。看到人民空前的愛國激情,常書鴻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在思想小結中寫道:“只有共產黨才能把
中國帶上富強的道路。”翌年,他正式寫下入黨申請書。經過考驗,1956年“七一”時,黨組織正式接受常書鴻加入中國共產黨。
全國解放後,
常書鴻一再到國外訪問。在從事藝術交流時,他總是聯繫自己的切身感受,對比解放前後的實際,向外國友人講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民族文化藝術的關心和保護,並以東方藝術的獨特魅力打破“西方萬能”的觀念,發揮了文化使節的出色作用。
人物貢獻
藝術作品
1934年發起成立“
中國藝術家學會”參加者有常書鴻、
王臨乙、
呂斯百、
劉開渠、陳之秀、
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間所繪油畫《梳妝》、《病婦》、《裸女》靜物畫《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參加
法國國家
沙龍展。《葡萄》後來被時任
法國教育部次長親選,收歸法國國有,《沙娜畫像》被巴黎近代美術館收藏(現藏於
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裸婦》在1934年
里昂春季沙龍展中獲得
美術家學會的金質獎章並被收藏,現藏於里昂國立美術館。在
法國國家沙龍展中先後獲金質獎章三枚、銀質獎章二枚、榮譽獎一枚,並因此成為法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法國肖像畫家協會會員。1936年秋回國在北平國立藝專任西畫系主任兼教授,並於年底擔任全國美展評審委員。
2019年4月5日至11日,《當代敦煌繪畫作品巡展》攜全國優秀敦煌畫派創作精品亮相甘肅藝術館,將“紙上莫高窟”“搬”到都市,既有幾乎1:1比例臨摹的精美洞窟畫,還結合中西方藝術和現代文化審美,用色彩展現對古老敦煌文化的“新解讀”。其中,畫作《敦煌之夢》讓國畫大師張大千、敦煌研究院第一、二任院長常書鴻和段文杰“同框”。該畫作者、敦煌畫派藝術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建英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介紹說,張大千在敦煌三年臨摹了270餘幅畫,常書鴻、段文杰在敦煌五十載成為敦煌藝術的守護者,“他們也是敦煌畫派的先行者”。
籌備組建研究院
1937年由於“七·七事變”在隨學校南下途中,於1938年任國立藝專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併兼教授。1940年秋在
雲南昆明舉辦個展,有油畫水粉畫30多幅,到重慶後離開學校任國民黨
教育部美術教育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1942年在監察院參事
陳凌雲的幫助下,梁思成教授、徐悲鴻大師、
于右任先生等的鼓勵下接受並展開了國立“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籌備組建工作,任籌委會副主任。
1943年3月24日來到
敦煌莫高窟,在滿目蒼涼、殘垣斷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並展開了對敦煌藝術的初級保護,壁畫、彩塑的考察、臨摹、研究等工作。直到1949年儘管工作環境、生活條件、資金來源極其困難;並且在1945年還被當時的直接領導部門——國民黨
教育部撤銷了建制,制使大部分人因此而離開了莫高窟。但是,作為所長的常書鴻先生不單始終如一的將
敦煌的保護與研究工作持為己任,成為
中國敦煌石窟藝術保護與研究的先驅,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斷加強培養、吸收了如
董希文、張琳英、烏密風、
周紹淼、
潘潔茲、
李浴、
範文藻、
常沙娜段文杰、史維湘等這樣一大批藝術家和專家學者。造就和總結了
敦煌壁畫藝術的研究臨摹方針,奠定了今天在
中國、甚至於在世界都是技藝超群、成果顯赫並占領先地位的——
敦煌研究院及美術研究所這個古代壁畫保護、研究、臨摹集體的基礎。並對洞窟進行調查,制定洞窟內容表,將莫高窟的洞窟進行系統的重新編號,赴南京舉辦
敦煌藝術展等等。
壁畫臨摹作品
此時期常書鴻先生的壁畫臨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戰圖》、249窟《狩獵圖》、156窟《張議潮、宋國夫人出行圖》、428窟《薩陲那本生》、《須達拏太子本生》、《四飛天》254窟《薩陲那本生》等。油畫創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雞》、《古瓜州之瓜》、《雪後莫高窟風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後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農民》、《古漢橋前》等作品。
其他作品
1949年祖國解放後經過調整,至1950年“
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歸屬於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常書鴻任所長。參加了對印度和緬甸的訪問,
炳靈寺、麥積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特別是1963—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組織進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區崖壁、棧道加固工程。文革其間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傷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復工作,1982年任
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至1993年撰寫和發表了《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敦煌壁畫藝術》、《敦煌藝術》、《從敦煌藝術看中華民族藝術風格及其發展特點》、《新疆石窟藝術》等文章。編輯和組織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圖案》《敦煌藝術小叢書》、《常書鴻油畫集》等。
敦煌壁畫臨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
榆林窟25窟全窟壁畫的組織合作臨摹等。油畫作品有《哈薩克婦女》、《新疆維吾爾姑娘》、《雪後大佛殿》、《榆林窟風景》《林蔭道》、《水仙花》、《印度晚霞》、《蘭州白蘭瓜》、《魚》、《劉家峽水庫》《丁香花》、《萬紫千紅》、《珠峰在雲海中》、《獻給敢於攀登科學高峰的人》等。
歷任職務及作品
1959—1962年籌建蘭州藝術學院,並任院長;1961年任
甘肅省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任甘肅省文聯主席、省美協主席,1963年當選
中國共產黨甘肅省代表大會代表,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72年作油畫《梅花喜歡漫天雪》、《牡丹》後被
浙江大學收藏。1978年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任第四屆全國文藝代表大會理事,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委員。1983年任東京藝大客座教授,1984年作油畫靜物《大麗花和葡萄》參加第六屆全國美展獲榮譽獎。1985年任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1987年作油畫《平湖秋月》、《斷橋之畔》、《月季》等,任
浙江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並舉辦了“常書鴻畫展”。
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作油畫《劉丹像》、《桂魚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雙魚》,《紫玉蘭》、《敦煌樂舞和飛天》等;1990年作《鄧家牡丹花》、《沙漠天宮》、《劍蘭》等,赴
日本國舉辦畫展,被授予
創價大學名譽博士學位。1991年國務院頒發
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赴
日本訪問期間作《千年潮水萬年石》、《沖繩之樹》等,獲富士美術館最高榮譽獎和名譽館長,1994年去世享年90歲。
作品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