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區位論(德國韋伯著經濟學著作)

《工業區位論》是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編著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909年。

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完整、系統地提出了工業區位論，著重從運輸費用、勞動力費用和集聚（包括分散）效應等方面分析了工業區位的選擇原則，並探討了工業區位的移動規律。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工業區位論
• 外文名：Uber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
• 作者：阿爾弗雷德·韋伯
• 類別：經濟學
• 首版時間：1909年
• 字數：179000

內容簡介

《工業區位論》全書共七章，作者首先對區位要素進行了討論，接著對區位要素和工業區分析做出某些假設前提。在第三章中，作者以大量筆墨重述了運輸指向，在第四章中，對勞力指向進行了闡述，在第五章中，作者重點分析了聚集對區位的影響，最後兩章主要闡述了工業的總體指向。

作品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區位因素和區位力學 第一節 術語“區位因素”和“區位單元” 第二節 區位因素分類 第三節 一般區位因素的判別 第四節 區位因素的理論 第二章 簡化問題的假設 第一節 原料基地、消費基地和勞動力基地的假設 第二節 對自然力量的考察

第三章 運輸指向 第一節 運輸成本分析 第二節 運輸指向定律 第三節 接近實際 第四章 勞動力指向 第一節 勞動力成本分析 第二節 勞動力指向的規律

第五章 集聚 第一節 集聚與分散因素分析 第二節 集聚規律 第三節 重新回顧現實 第六章 總體指向 第一節 生產過程各階段的組織 第二節 獨立生產過程的相互作用 第七章 經濟系統中的製造業 數學附錄 索引

創作背景

韋伯提出工業區位論的時代，是德國在產業革命之後，近代工業有了較快發展，從而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的地域間移動，尤其是產業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現象較為顯著的時代。在這種背景下，韋伯從經濟區位的角度，探索資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動（大城市產業與人口集聚現象）背後的空間機制。在上述背景與目的之下，韋伯在經濟活動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三大基本環節中，挑選了工業生產活動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探索工業生產活動的區位原理，試圖解釋人口在地域間大規模移動以及城市人口與產業集聚的原因。韋伯在提出工業區位論之前，對1860年以後德國的工業區位論進行了詳盡的調查，著有《工業分布論》一文，這成為其工業區位論研究的實證基礎。《工業區位論》出版於1909年，是全面而系統地論述資本主義工業區位論的代表作品。

作品思想

韋伯認為，在經濟活動中，生產活動尤為重要。而工業和製造業的經濟活動的區位移動規律，是他試圖建立“純”理論的中心主題。為了“純”理論的需要，他作了以下簡單的假設：（1）只討論影響工業區位的經濟因素。（2）這種經濟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區域因素”，一類是“位置因素”。區域因素是指影響工業分布於各個區域的因素。位置因素是引導工業集中於某地而非另一些地方的因素。（3）構成區域因素包括多個因素，但最終可歸結為運輸成本和工資兩類。（4）另外假定，原料地，消費地已知，並假設勞動力沒有流動性。

運輸對工業區位的影響

韋伯在論述運輸成本與工業區位的關係時，提出了原料指數的概念，即原料指數為原料重量與產品的總重量的比值，用用公式表現為：原料指數＝原料的總重量／產品的總重量。該公式表明了工業區位選擇的三個原則：第一，對於原料指數小於1的工業，說明產品的運輸量比原料大，廠址應選在產品的消費區；第二，對於原料指數大於1的工業，說明原料的運輸量比產品大，廠址應選在原料出產地；第三，對於原料指數等於1的工業，說明原料與產品的運輸量相等，則廠址設在原料產地或消費中心都可以；第四，對於原料或消費地點不只一處的工業，就會產生多角度關係，對此韋伯提出了“區位三角形”原理：假設在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各有一個影響工業區位設定的因素，分別是市場（M），原料產地（Rm），能源產地（E），根據重量三角形原理，廠址應該設定在三角形的平衡點處（P），即三角形的重心。因此，韋伯指出，在各區位因素中，假如沒有一個能占絕對優勢，則工廠的最優區位應在來自各個區位因素吸引力達到平衡的那個點上，也就是運輸量（運輸重量與運輸距離的乘積）之和為最小的點上，或者說運費最小的點上。

在運輸成本影響區位的條件下，再引入工資成本，那么工業區位就發生了新的變化（韋伯稱之為第一次變形）。工資低廉的地方自然影響區位，那么與運費低所選擇的區位相比，即每噸產品由於遷移所增加的運輸費用同節省的工資成本之間進行比較，決定區位。書伯使用了“等運費曲線”，以某地為中心，連結到達該點的相等運費的各點，形成等運費曲線。如果把工廠遷到工資較低的區位，就等於增加了運輸成本。在圖上有一條稱之為“臨界等運費線”，在該曲線上，所追加的每噸成本的運費與節省的每噸成品的工資成本恰好相等。在臨界等運費線之內的區位，運輸成本追加小於工資成本的節約，該曲線之外的區位就無優勢了。

韋伯認為，工業區位還要考慮工業本身的性質和工廠所處的環境，工業的性質來自兩個方面：（1）該種工業生產所需運輸原料和成品的總重量。如果生產所需運輸原料和成品的總重量越大，則越不易被工資低廉地區吸引。（2）每單位重量產品的平均工資成本（即勞動成本指數）越大，則生產越易被工資低廉的地區所吸引。工廠所處的環境主要指社會環境，如果根據運輸成本這一單項因素所規定的區位與根據工資成本所決定的區位相近，工廠遷移的機會越多。運費率如果是下降的，工資成本的影響將增大。反之，運輸成本的影響將增大。人口密度也是社會環境因素之一，人口稀疏，各地區生產率和工資差異不會很大，工資對區位的影響就小，反之，就大。

勞動力成本問題

對於某些工業來說，其產品成本構成中勞動成本占有較大的比重，對這類工業來說其區位的確定，較大的考慮因素就是勞動費用要低，基於這一點，韋伯提出了勞動係數概念，用公式表示為：勞動係數＝勞動力成本指數／區位重量，式中之勞動力成本指數指生產一噸產品年支付的平均勞動成本，用公式表示為：勞動力成本指數＝勞動力成本（貨幣單位）／產品重量（噸）。區位重量是指生產單位產品所需運輸的重量，包括原料和產品的重量，勞動係數表明：每噸的區位重量所需要的單位重量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數。

任何一個工業企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勞動力成本最小值的地點和運輸成本最小值的地點。作為勞動力成本指數大，區位重量小的企業，應放棄運輸成本低的區位而選擇勞動力成本低的區位。反之，勞動力成本指數小，區位重量大的企業，則應放棄勞動力成本小的區位而選擇運輸成本低的區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比較利益最大。

集聚效益問題

如果把“位置因素”引入工業區位，那么就發生了工業區位的第二次變形。位置因素主要指集中和分散因素。集中因素指促使工業集中到一定地區的因素，一個工廠規模增大能給工廠帶來利益或節省成本，若干個工廠集中於一個地點能給各工廠帶來利益和成本節約。而分散因素是相對於聚中因素的，韋伯認為在理論上沒有必要研究分散因素。仍然使用等運費曲線分析聚集因素對工業區位的影響。聚集使工廠獲得成本節約，但工廠遷至聚集地有可能追加了運費。這樣，也可以找到所增加的運費與聚集所節約的成本恰好相等的曲線，即臨界等運費線，幾個工業區位就有幾條臨界等運費線，在聚集因素影響下，幾條臨界等運費線的公共交叉部分將是最佳的區位。這個公共交叉部分的每一個地點都有可能形成聚集點，只有實際上支付運費總額最少的地點，將會成為工業聚焦點。

集聚效益是指工業生產因集中而形成的經濟效益，韋伯在他的工業區位論中指出將生產上或技術上有聯繫的工廠配置在同一個區位，形成一個工業群體，這樣所提供的總的經濟效益將超過各個工廠單獨布局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總和。對於工業區位的確定來說，區位的確定既要考慮到運費和勞動力成本兩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又要考慮集聚效益問題。

韋伯認為，一個企業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使企業得到集聚效益：第一，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生產的集聚程度，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以降低成本；第二，增加與相關企業的生產聯繫，以獲得效益如共同使用供水，供電和處理“三廢”的設備。某一企業的生產同時為幾個企業的生產服務等。

但隨著集聚規模的擴大，其經濟效益的增長幅度就會下降，因為當集聚規模擴大時，土地的價格與勞動力價格就會上漲，原料供應距離與產品銷售距離也會增加，使運費上升，這些因素會阻礙集聚規模的繼續增長，當阻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工業生產就會開始擴散，為了判斷集聚經濟效益的大小，韋伯採用的方法是先找出最低運費點，再找出最佳集聚點，然後比較在分別偏離兩點時所帶來的效益。

作品影響

《工業區位論》的出版標誌著工業區位論的問世，繼韋伯之後又有許多學者對工業區位論進行了研究，他們大多是以韋伯的理論為基礎而進行的。

韋伯在《工業區位論》中，分析了在原材料、市場、勞動力以點分布形式的給定條件下，一個工業企業如何布局的問題，提出了關於“區位選擇”的工業區位理論，從而創立了工業區位論。

出版信息

中譯版本

書名	ISBN	譯者	出版社	出版時間
《工業區位論》	7-100-01738-6	李剛劍等	商務印書館	1997.12
《工業區位論》	978-7-100-06569-6	李剛劍等	商務印書館	2009.7
《工業區位論》	978-7-100-07241-0	李剛劍等	商務印書館	2010.10
《工業區位論》	978-7-100-13365-4	李剛劍等	商務印書館	2017.8

作者簡介

阿爾弗雷德·韋伯（1868—1958），德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近代工業區位理論的奠基人。1868年，韋伯出生於德國的埃爾富特，1895年在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1899—1904年任柏林大學教授，繼而任布拉格大學教授，1907至1933年任海德堡大學教授。韋伯倫的著作除了《工業區位論》以外，還有《歐洲現代國家思想的危機》（1925年）、《國家、文化社會學觀念》（1927年）、《作為文化社會學的文化史》（1935年）、《向以往的歷史告別》（1946年）、《第三者和第四者》（195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