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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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載
益州書畫錄
先世居郫縣（生於郫縣兩路口東風村“今屬安德鎮”），祖輩來成都經商，遂入華陽縣籍。是成都的五老七賢之一，著名慈善事業家。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舉，十八年入翰林院，散館選為庶常。歷任陝西白河知縣、長安知縣，繼升為商州知府，兼攝鳳翔、延安西安知府，對清末陝省興學、練兵、勸工、蠶桑、鐵路、遊學諸新政多有建樹，譽為“八局知府”。
民國後出任四川軍政府審計院長、內務司長、黔中道尹、政務廳長等職。袁世凱竊國，川政不穩，乃辭歸，致力於成都慈善事業。12年，任慈惠堂總辦，將原普濟堂、育嬰堂、幼孩廠、濟貧廠、恤嫠局一併裁撤，歸慈惠堂統一管理，成績顯著，博得社會好評。
慈惠堂經營有惠昌火柴廠，楊森督川時僅有資金2萬元，不足開工。萬般努力，四方籌措，湊足20萬元，更名培根火柴廠。生產的無毒火柴，迅速占領市場，對當時提倡國貨，抵制洋貨，起到積極作用。每年盈利，尹用來創辦培根工廠、培根學校、女嬰教養所、民生工廠、幼孩工廠。專收被社會遺棄者。民國25年，委任為四川省賑務委員會主席，尹氏主持慈惠堂期間，不僅辦得很有起色，而且非常同情和支持人民革命，為當時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提供掩護場所，南充張瀾、雙流周烈三、綿竹王乾青、彭縣蕭華清、內江陳元春等，都曾先後在慈惠堂工作過。慈惠堂經營有果園，離尹住宅很近，有人向他說：“果園由你經營，你是一堂之主，熟時摘幾個嘗嘗何妨？”尹答曰：“吾瘵保其實以潤孤窮，敢自甘呼？”平素去慈惠堂辦公，堅持回家吃飯；因故不回，必囑家人送飯食來，從不在堂中“搭客飯”。性喜養犬，上下班必跟隨，伙房為討好主人，偶給犬食，尹見之必責曰：“累贅慈惠堂，分食他人碗中物，大不該！”有個叫秦寄宇的無錫人，清末有成都游幕，置有二百餘畝田產，無子嗣，遜清後流寓成都，慕尹氏廉潔，主動把田產捐給慈惠堂，要求就養。
尹昌齡經營慈惠堂多年，一切由他指劃，躬親綜核，一絲不苟，常對手下辦事員說：“慈善機構的錢來之不易是濟貧救命的，若有虧空，天理不容。”臥病彌留之際，囑咐老妻：“人死後慈惠堂財產賬目切勿輕為為啟動，待舉公正者任事時，始辦移交。”
民國31年11月29日在成都病逝。死後家無餘財辦理喪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賻金主辦。成都十二橋烈士王乾青，與昌齡共事多年，深有感觸，作《吊尹仲老》詩曰：“家無半畝居，人得廣廈庇，余身二十年，存活億億萬計。”可概其一生廉直。
國民政府令
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尹昌齡，學術湛深，持躬廉謹。早歲服官蒞事，卓著聲稱。光復後贊襄川政，屢任要職，嗣復辦理地方慈善事業，垂二十年，兼主辦川省賑務，殫精竭慮，昕夕不遑。近年被選為四川參議會參議員及國民參政會第二屈參政員，碩望嘉謨，期資匡益。遽聞溘逝，軫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並將平生事跡存備宣付國史館，以彰賢哲而資矜式。此令。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日
尹昌齡事略
上世紀自湖南武崗遷蜀，始居郫縣。家貧父服賈成都，遂占籍為華陽人。昌齡弱冠中光緒戊子（十四年）鄉試，壬辰（十八年）選庶常，謁選得陝西白河縣。歷宰商州鹹寧，所至多幹濟，有廉聲，百姓賴之。為撫部岑春煊、藩司樊增祥所器，陡鳳翔、西安兩府。時清庭倡言新政，凡興學、練兵、勸工、飼蠶、修鐵路、遣遊學等，昌齡身領八局，綜核名實，次第畢舉。革命事起，昌齡離陝還蜀，民國初，任蜀中審計院長、內務司長，黔中道尹。返蜀後，任政務廳長。時蜀方多故，昌齡不欲詭隨，遂遜位以去，專力慈善事業。成都舊有慈惠堂者，約有田產一百餘畝，民國十二年，眾推昌齡主其事，不二年，大著成效。其餘慈惠堂機關曰普濟堂、育嬰堂、幼孩廠、濟貧廠、恤嫠局等，皆以虧蝕殘敗，不能支，昌齡乃合併之為一， 總入慈惠堂，規模遂大，田宅租稅，厘然有經。川督楊森，以惠昌火柴廠入之，始有資二萬元，昌齡舉債以廣其業，累資至二千萬元，因更名培根火柴廠。繼設培根工廠，培根學校。又立女嬰教養所、民生廠、幼孩廠等，凡織布、縫紉、石印，製鞋製紙、蘇裱、木器等手工業，無不分科舉辦，挹工商所贏以為慈善教育補助。四川節制數易人，權閥乾治，而於昌齡皆恭敬如一，發議導善鄉舍無間，故能持久而有功。俗為善堂者，多用鬼神為號召，務扶乩邀福為事。昌齡悉割除妖妄，衷諸禮教，以軌於正。晚近饕戾成風，通都大邑，多外托善名陰為奸利。昌齡能知人，別善惡，汲引端士相助，出納謹嚴，銖忽必飭，躬親綜嚴，帥以廉直，有諭俗詔事之文，丁寧款密，為楊所稱。方日警亟，時昌齡於所居構防空壘，扃鐍深固，凡慈惠堂文契簿籍泉幣之屬，皆庋其中，親加鑰焉。彌留之際，以鑰付其老妻，囑之曰：“必得後繼者，以鑰公畀之，他勿得啟。”昌齡歿後百日，其妻集耆老故舊於堂，奉鑰以授繼任張瀾、徐孝剛發之，得房宇管業證二十有七，計為房二百四十九間，又獨院二十四所；田產管業證計八千三百四十八畝有奇，現金百數十餘萬。觀者莫不聳嘆感服。無錫秦寄宇舊仕蜀中，有田二百餘畝，高昌齡之義，悉納所有，請設養老院，隸慈惠堂，養老百人，且自寄養其中。慈惠堂有果園，密邇昌齡之居，不肯輕摘一果，曰：“吾將保其實以潤狐窮，敢自甘呼？”每日公事畢，歸食於家，不得歸，則挈盒以往。晚蓄二小犬，恆攜以隨。一日堂中人偶飯之，昌齡詗知之，遽斥其犬曰：“勿滋堂中累！”其守介不私如此。昌齡少服膺宋明先儒之書，畢生處事接物，推原經術。晚與同郡徐炯等辦大成中學，以尊孔子之道。歿之日，家無餘財，年七十有四。
（錄自《國史館館刊》，黃穉荃撰）
尹仲錫慈惠堂
作者: 陶亮生
編者按：陶亮生先生以八十餘的高齡，根據親身見聞，撰寫了一篇長達七萬言的《五老七賢親炙記》，這是一篇可貴的史料。
“五老七賢”是解放前成都市民對一些有名氣的紳士的尊稱，這些人大都是在政治上有過較高的地位，學識比較豐富，持身也比較端正，敢於仗義執言，為人民說話，在當時成都社會有一定影響因之他們的事跡是值得記述的。
由於我們的選輯篇幅有限，對陶老此文，只能分期刊登，除有第一輯已刊登其中《我所知道的徐子休》一文外，本刊又刊出《尹仲錫與慈悲惠堂》，其餘諸人事跡將在今後陸續刊登，以饗讀者。
尹仲錫先生名昌齡，本四川郫縣人，家居省城，入華陽縣學遂為華陽人，父名培墉，讀書有識見，因貧學賈。又因為人能幹，以商號夥計被主人拉作乾股東，遂由勞方變為資方。主人生意興隆，由成都發展到川東、重慶，再發展到漢口，培墉遂為漢口分號的掌柜。武漢近江南，好買書，培墉節衣縮食，隨時購名貴書籍寄家，資二子誦讀。長子元理，次即先生，先後入學為秀才。商號股東以別方面的生意虧折，至將總號拉垮，負債累累，例由各股東攤賠。培墉為債主勒索，經常年屆除夕，不敢回家。先生兄弟因處境日困，而治學益勤，不數年，先生中鄉試，債主乃稍事寬假。越一科，先生便成進士。入翰林，得各方資助，將父債還清。培墉由是為封翁（即因子孫顯貴，誥封父祖的榮典），新春受賀了。
明清兩代喪亂之際，政府皆外重內輕，在朝內做官，只有薪俸，別無收入，一般清苦，而在外面作地方官，則額外收入較多，一般都能致富。按當時制度，成進士翰林之後，即進翰林館學習朝章國故三年，還須經過大考，然後散館（即畢業），分等第，授編修，檢討等職。考試不及格者，以知縣分發各省外用。出身富貴家庭的新翰林，則希望得編修，可以坐致卿相。寒士鏖不起資格，只想“克己求現”，到外地作官，可以救貧。這種情況已成當時公開的秘密了！要達到外放的目地，其竅門是在大考的試卷上寫一破體字①被試官朱筆一抹，便不及格，但閱卷大臣一般是閣老（即宰相），尚書之流，這些大老，年事高，眼睛近，為了怕他們發現不出破體字來，只好把這個破體字謄寫得特別大，閱卷大臣一眼看出，施紅勒帛，立刻降級。窮翰林得此處分，都喜上眉頭，門盈賀客。尹先生即由此分發陝西“知縣即用”。與翰林“即用知縣”，稟到後不得超過一百天，定要放出去上任，不久候補，人稱“老虎班子”，言資格硬扎的意思。稟到（即報到）的規矩，是長官（總督或巡撫）上坐，候補人員依次列坐，長官按冊呼名，本人趨前請安②，遞手本③，長官相年貌，看履歷，命退就坐。官運亨不亨通，這短短的幾分鐘內，就可以占卜得出來。益年少貌美、資格硬扎者，必優先得缺，古今都是這樣。尹先生最可笑，少年苦學，搞成近視眼，離不得眼鏡。翰林在京見京官，見宰相，皆平揖，不請安，現在外放，必須請安。他聽到呼名，趨前晉謁，請安儀注不熟，長官似乎有些冷眼了！又因見長官必取下眼鏡，他取下眼鏡後兩眼頓黑，摸不著手本，情緒緊張，在地上瞎摸，長官更覺難於忍耐。他忽然想起手本原放在靴筒內，急取呈遞。長官看了，便說：“貴縣是散館出來的呀！兄弟亦是散館出身，辛苦辛苦了，快作準備，我即與你查缺。”尹先生暗笑，我不愁你不給我查缺。不十日，便奉委去署白河縣。
白河縣在陝南，地本苦寒，加上連年災荒，匪多民散。先生認為必先清除匪患，招集流亡，搞好生產，民才得安。乃興辦團練，操習技擊，他本身也腿纏錫瓦，馳馬揮弋，布衣粗食，與團丁共甘苦，僅僅馬前一鑼一傘，表示是官。先生說他這些作法，是從於清端公④書中學來的。不一年大見成效，以治績卓異調繁難大缺，所至無不風行草偃，政聲大著。可是，由於他為官清廉，也負了一身的重債。專制時代，整個政局雖然黑暗，但遇到稍有天良的上司，還是要認真考察下屬，提拔賢能。陝西州縣有四個大缺⑤渭南第一，先生不久遂調渭南，接樊增祥的事⑥；後又升商州知州，作各州首長，十年後乃實授鳳翔知府。先生能名著陝西，而問官司、斷訟案更是秉公持正，絲毫不苟，民眾呼為尹青天。當時，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每年秋操，朝廷分別調能員進京參觀，先生官渭南知縣時，即被調北上一次，官知府，又再調，不僅為袁知，且曾拜大肉之賜⑦。突有滿洲親貴密遣人來要好索賄⑧。先生怕玷污自己的清白，趕快回陝，由於親貴索賄不得，此後多年，先生雖累被保舉卓異，始終不升官，做知府一直到清廷覆滅。庚子之變，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西安，供應浩繁，西安知府胡埏，成都人，號稱幹員，還辦不下來，求鳳翔府幫助。先生乃請他的兄長尹元理來支援，所以後來成都人多傳說“尹三爺辦皇差”的故事。
兩宮迴鑾，胡埏升道台、赴安徽，先生奉朝命調首府，可見慈禧亦知道先生了。先生官首府，與藩司樊樊山最相得，言聽計從，身兼八局（事關全省），人人滿意，功勞皆歸諸藩公，藩司亦推讓賢能，逢人便說，“我一生低首謝宣城”（李白句）意即終身佩服尹先生。時旗人申允為巡撫，樊山眼中是看不起這位頂頭上司的，時時私下露些心事與先生聽，說他要參劾申允。先生說：“國（即本朝）是滿人的天下，以下參上，一定吃虧，不如忍些氣。事權既在我們手中，一庸人指手畫足，亦害不到好多百姓。”樊山始終對申允不遷就，劾文作好，拿給先生看，希望為他提意見，先生力言不可。樊山說“我這篇奏議，是從氣節出發的。”先生說：“情節簡單，滿紙怒氣，氣多節少，功怕難收。”而樊山不聽，卒以此罷官！樊山去，申允仍重先生。申允去藩司錢能訓護院，先生丁母喪，八局仍不聽辭職⑨。辛亥革命陝西都督為張鳳翽，張原來是西安府衙門的差役，因事被先生打過二百扳子開革者。此人通袍，豪健自喜，招納亡命，竟成大功。任都督後，迭欲拜訪先生，先生以為將施報復，謀出走。不意此人一來，先伏地叩頭，承認過去一切錯誤，自言不是大人打我一頓，會更拖爛，今得出頭，都是大人教誨之力，務求大人出來幫忙，使全陝人民得見青天。先知其誠，因而敢為胡薇元緩頰，出胡於獄。胡薇元浙江人，進士出生，詩文能手。分發四川候補，未補官時，曾掌嘉定府九峰書院，趙堯生先生出其門。及官華陽，又拔識先師林山腴先生，有船司空齋詩行世。後由四川升調陝西，代尹先生任西安府。西安辛亥革命起義爆發，幾為張鳳翽所殺，幸先生一言，乃得歸老成都。
先生卒不為張用，亦返成都。時尹昌衡任四川都督，欲請先生任內務司，而袁世凱電促先生晉京，簡放貴陽道。貴陽巡按使劉顯世亦極重先生，先生因此援引了許多有才幹的川人在貴州做縣知事，促進了川黔兩省人民的互相聯繫。
護國戰爭以後，貴州政局易人，先生卸職回蜀。他雖歷任重要地方官逾三十年，歸家後卻無一椽之庇，賃屋以居。他善於填詞度曲，寫過不少川劇本，“離燕哀”一劇流傳甚廣，“龍舟會”（此劇、本諸王船山）、“五人墓”等，老藝人猶有知者，這些戲的教育意義，至今仍未過時。蔡松坡率師討袁，由滇及黔，聽見黔人稱頌先生，及入成都，視先生為伊尹、呂尚，時時請益。蔡居蓉旬余而去，以省政付戴戡，囑戴必請尹先生為政務廳長，川事始能辦好。戴登門多次，先生不出。徐子休為先生昆仲共事多年的人，呼徐為三哥，徐深惜先生有政治才幹，而歷官外省，川人不曾受惠，故民國初元即想先生出主政務、肅官常，今蔡公拳拳致意，欲惠川民，情不可負，力勸先生一試，乃就政務廳長職。先生委任知事，不僅憑資歷才能，即聲音相貌，亦細心觀察，作到心中有數，然後委署。戴戡有一次要安插幾個人作縣知事，未得先生同意，即行定局，先生遂稱病求去，戴百般道歉，乃暫留。先生以川漢鐵路股款未耗盡者，尚存交通銀行，為進步黨人掌握，戴亦進步黨人，請戴出力爭回，作為四川建設之用。因電財政總長梁啓超求索（梁為進步黨黨魁），未得結果。先生又鑒於戴與督軍羅佩金有矛盾，軍政不協，政必無功，甫一年，就辭去，而蜀亂大作，戴戰死。此後鄧錫侯作省長時，又欲先生出主政務，報紙揭載先生不願問政的函扎，言詞極苦。後劉文輝任四川省主席時，訓練縣長，禮聘先生特開講座，除講授五種遺規，外先生還採集有關吏治資料，編纂成書，親切講授，希望官不盡邪，民少受害，雖未能生大效，但先生一片苦心，感人至深。
成都慈惠堂有一大宅，榜書“慈惠堂”三字，這是一所官辦的慈善機構，有田三百餘畝，加上政府撥給的救濟經費，可養活鰥寡孤獨廢疾之無依者三、四百人。它創始於清朝雍正之初，大府委員督之，稱為總理，民國以來，政亂財窘，救濟經費，逐漸挪作他用，堂務日廢。市政公所成立後，市政督辦陳光藻（字鴻文），對堂事頗具熱情，認為這個機構是辦慈善事業，要有實惠，不是虛名，紳辦勝官辦，要先生出來主持。先生鑒於過去曾奐老主持籌賑會時，銀元化為廢紙惹得窮人怨罵，不肯重蹈覆轍。機時其它一些有名人物，聽說先生不乾，就紛起鑽營，欲染指慈惠堂，陳光藻卻婉言謝絕，天天上先生的門，叩請支持，鬧得先生之兄元理先生不得清靜⑩，才用“激將”法過先生說：“老四，你的性情固執，惹起外面一些嫌話，說你儘管有‘尹青天’的招牌，可是五十幾歲還無後人，只怕有些缺德的地方。”先生問：“從何聽得？”元理先生知道先生最佩服的人是徐子休先生，便答：“徐三哥聽到的。他並向我說。慈惠堂有田養幾百孤寡，眼前的公益事你都不肯作，一旦被軍方提去，則那些孤寡必將餓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見《晉書》、《王導傳》）。”先生被這番話激動，就挺身出來辦慈惠堂。
先生蒞事，見三百多鰥寡老弱皆面黃水腫奄奄待斃，知系每天兩頓稀飯營養不足所致，乃節省行政費，增加給養費，本人不支分文薪水，他每天到堂辦公中午僅買四百文（即兩個銅板）的粑紅苕充飢，並系自掏腰包，不許堂內供應，（些句系郭君穆同志增補）在他這樣克已奉公的帶領和精打細算的安排下，終於使所養諸人，由每日兩餐變為三餐，稀飯改為乾飯，待他們體力恢復，然後逐漸把這個消費機構轉變為生產機構。跛者、可使守門；瞽者、可使習樂。男編箕帚，女搞縫紉，慈惠堂逐漸興辦了三、四十個生產服務機構，如成衣鋪、鞋帽鋪、裱褙鋪、印刷鋪等。各部門皆制定條例，共同遵守。如鞋鋪料子，由堂內躉買，做一雙鞋，規定利潤若干、幾成歸堂，幾成歸已。吃公飯，食費不扣，掙私錢，人人喜歡。但對私錢也要加以管理，每月你用幾成，用你的戶頭代你向銀行儲蓄幾成。因為這些窮人，本是被人丟出來無挨靠的，現在有了手藝，能掙錢，親人來認，還得顧家，能夠結婚，還得使他們成配，他們有了存款，在這類情況下便可提取。甘願出堂回家，自食其力者，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的人偶然眷念故舊，回堂看看，還有兩餐一宿的招待。
慈惠堂事業一天比一天發展，民眾相信，捐助者多。育嬰堂、孤兒院，都交慈惠堂接管了。所養的人越多，所生的財也越大。於是是先生把丁公祠辦成一所“文誠義塾”，選孤兒之優秀者肄習其間，專學國文、數學、英語三科。英語好的送到武漢、天津工廠學技術；國文好的，薦到軍政界任司書，別人樂於接受，認為受過道德教育，能力強，工作認真負責。
一般軍閥都很壞，但他們也不是一件好事都不做。由於先生品德無虧，把慈惠堂辦得好，軍人也願意來捧場效力。成都鳳凰山。是清末新軍的營房所在，有陸軍公園，規模宏壯。賴心輝任省長時，擬另建營房，將舊營房拆除。房料堆積如山，賴命整個送給慈惠堂。尹先生則利用這些木料在外東大田坎一帶修成一條街，開設不少商店，慈惠堂發了一筆財。清末，周孝懷任勸業道時，在九眼橋附近辦過火柴廠。民國以來，房子還在，一貫駐兵，已經破爛。尹先生想恢復這個火柴事業，向軍方首領楊森說，可否將這所破房送給慈惠堂搞生產？楊森應允，立命軍隊遷讓。先生驗收訖，估計建廠開工，非萬金不辦，正在作難之際，便有幾個以支持慈善事業為名，卻想從中牟利有軍人來說：“聽說仲老要辦火柴廠，沒得錢，我們願意投資集股，成全此事。”先生是不懂生意的人，便問：“你們投資目地安在？”軍人們說：“按股分紅。”先生說：“你們入股，大家把賺的錢分了，鰥寡孤獨還吃什麼？”軍人們啞口無言，踉蹌而去。先生遂到中國銀行去會行長周詢（字宜甫）。周問：“先生忙得很，何以有暇來訪？”先生遂說明欲向銀行借萬把塊錢修火柴廠。周說：“銀行借款，要有抵押品。”先生說：“我和家兄有郫縣田六十畝，紅契可否作抵？”周說：“銀行放款要貨物作抵。”先生說：“這就難了！”立刻改口說：“有！有！”徐徐從包內掏出一張大紅的翰林名片交給周說：“我這三個字值不值一萬元？”周大驚，說：“先生大名，何止才值萬金，請收存好，我想辦法。我是行長，要首先遵守行規。但行長本人借錢不要抵押， 不過有一限度。我私人錯伍千元給先生救急，不論早遲賜還都可。”先生錯到這筆錢不久，便辦起一個培根火柴廠來了。
先生辦事，與晉書載桓溫睹棋相似：“不勝，不輕下子。”慈惠堂各項手工業，務求工堅料實，以信譽創銷路。培根火柴廠的商標，是一個小孩端著碗吃飯，目地為育嬰，人呼為“娃娃牌”，每一根都得用，不但暢銷全市，還推銷到外縣，鄧錫侯就首先以六縣防地許其專利。火柴原料如磷、鈉、鉀之類，多購自國外。歐戰將作，先生又向銀行貸款，購進原料，足資十年之用。抗日戰爭中國土大部淪陷，娃娃牌火柴競至銷到敵占區內。先生酒酣耳熱，曾為我談，這是他平生得意之筆。其後先生感到娃娃牌商標的含義有所未足，於是更名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畫摺扇一把，上有前語六行，系先生親手撰書。其文是：“廠中餘利，專恤孤窮，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揚仁風。”（更名扇牌一節，系郭君穆同志增補）
市儈如孔祥熙，來成都時亦曾參觀慈惠堂所辦的各項事業，極口稱讚，並捐助二十萬元。在法幣貶值的威脅下，只好將這筆錢買田，於是慈惠堂就變成了有八千多畝田的大地主。正因為他是有許多佃戶的地主，當敵機亂炸成都之際，又賴以救護了堂里的孤寡盲人，渡過了難關。因為成都人口眾多，向外疏散，人人都有走投無路之苦，慈惠堂田畝遍四郊，企業星羅棋布，轉徙由已，八千多鰥寡孤獨廢疾，務使各得其所。惟一大群瞎子最難安頓，堅決不肯疏散。因為這些瞎子皆有手藝，在成都可以掙錢，一疏散下鄉，飯雖得飽，卻無市場，尹先生感到難於強迫。適逢一夜大風，把旗桿折斷（國民黨規制，各機構每日升降旗有儀式）了，先生遂以鬼神之道誑瞎子說：“這是大禍將至的凶兆。你們不走，只好我陪你們同歸於盡。”數百瞎子聞言大哭。先生猛然想出辦法來，急招管理田地的職員們開會，問明距各鄉場不遠的佃農，得四百多戶，則通知他們克日進城商討要事。先生對佃農們說：“你們種慈善機關的田，應以慈善心情來報答田主。敵機轟炸，救死扶傷，人人有責。今天請你們來，為的是疏散瞎子，希望你們一家領一個回去照料，為我分勞。我亦不忍過分勞累你們，只要求初到你家時，床鋪廁所，使瞎子摸慣走熟，三餐同你們一樣吃飽，待秋收納租時結算，斷不虧負你們。格外有樁最重要的任務，瞎子工作所需的材料，由城裡隨時給他們送來，只是每逢場鎮趕集日期，早飯後，你們照料他們把售貨擔子挑好，牽著他越陌度阡，走到場口找個安穩地址，使他坐定，然後引他行個通場，於場盡處又找個地址叫他坐慣，走不上四、五次，他便熟了。他在在街上幹活，你們的人可先回家，待下午生意完畢，市場散了，瞎子在原地休息，等你們來牽他回去。必使他不走下田，不陷入廁，保證他們的安全。秋後你們納租時減讓多少，憑瞎子說句話，也就算數。你們做得到否？各佃農聽到先生對瞎子如此關心周到，深深感動，齊聲答到：“做得到。”於是先生向眾佃農叩頭，下一全禮，眾佃農無不感動泣下！堂里犒賜他們之後，他們便各引瞎子回家，把瞎子當做自己老人一樣地看待。疏散數年，瞎子無一橫死者。
先生借折斷旗桿來勸說瞎子下鄉，是對鬼神邪說的利用，實則先生一貫善用此法。慈惠堂經營的企業多，財物富，侵蝕偷漏，勢所難免；工人多了，吵嘴鬧架，更是常事，處理起來，十分困難。慈惠堂當初大概是用古廟改建的，廟內靈官神像一直保留不廢。先生覺得靈官很有用處，每逢朔望，必肅衣寇焚香敬禮，堂內出了盜竊財物事件，對可疑之人，以送官威脅，他都不怕，但聽到喊到靈官面前睹咒，他就怕了，於是暗地拋出盜竊的財物，或磕頭認錯，求觀後效，先生必呼入密室，慰教而掩蓋之，不加張揚，由此，犯者日少。
氣類相感，得道多助，這是常理。慈惠堂部門很多，獨無養老機構，先生感到不足，但在抗戰期間，卻突然添設起來了，是什麼人幫助的呢？有一位秦齋余先生，浙江平湖人，錫良任川督時邀參幕府，專辦報銷，今所謂總會計師，直到民國四年陳宦督川時，此人還未出省幕。他有一繼室，一獨子，蔬食布衣，積錢不少，除有良田六百畝外，京滬武漢各地地尚有存款，妻子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錢。他兒子留學美國回南京後，蔣政府給以工作，已娶妻生子，對父母情意淡薄，很少來信。秦老年思子，帶著一筆錢到南京看望兒孫。不料其子初尚以禮相待，同桌吃飯，久則嫌其髒，中餐西吃，再久則約父別居，父就約，始知為寄宿舍，等於趕他出家門了！秦內憤，告歸，付飯錢，兒媳居然領受。秦十分傷感，看破破父子天倫情誼，歸舟至宜昌，即繕就呈文，郵遞重慶四川省主席劉湘，願將所有田產捐贈成都慈惠堂，請省府備案，以免將來子孫來爭奪繼承。劉湘感到奇怪，又是從宜昌寄來之函，疑為瘋子，未予置理。秦回成都，到慈惠堂訪尹先生，略述經過，問慈惠堂已否奉到省府通知。尹疑此老或系一時受兒媳刺激，憤而出此，未必真欲捐產。殊秦復又具呈省府，再申前請，劉湘乃令成華兩縣勘查田產屬實後通知慈惠堂接管。尹先生乃親去回拜此老，攀談之餘，方知他是清末納捐知府，人稱秦太守已多年了。秦向先生說：“我有錢，還老無所終，窮人怎過呀？請仲老將這筆田產收入拿來專辦養老。”先生道：“慈惠堂還無養老機構，我正感歉咎，得公大力相助辦成，欽感無已！但養老機構要設一主任來管理，擬請公來承擔，我來納總，如何？”
從此秦太守便成為慈惠堂職員之一，直到解放，仍留用為省救濟委員會幹部，後安排為市政協委員，我在市政協認識他，年已九十了。聞五幾年漢口銀行清出他一筆七萬元的多年存款，通知領取，他亦捐作救濟費用，一文不取，夫婦皆以布衣蔬食終。
由育嬰堂進入慈惠堂教養成人的男女，先生皆為之擇配，盲不配盲，殘不配殘，審慎周詳，還要給他們辦賠奩，先生既作翁姑，又作岳丈。自甘出外成家立業者，悉聽其便，他們婚後歸寧，堂里還要招待。孤女中有的聰慧貌好，又習有技藝，在慈惠堂受到良好道德教育，因之外間來求婚者亦多，先生慮其受騙，慮其作妾，尤為審慎。外人知先生有盛望，亦不敢欺負堂里出嫁的孤女。有一孤苦少女，被繼母逼其賣淫，女不從，時遭毒打，四鄰不平，擁女奔慈惠堂，叩請先生收留，先生命育嬰堂諸母悉心防護，汲汲為之擇配。婚期已定，繼母欲嗾使惡少多人，闖入禮堂搗亂，先生偵得訊息，臨時挽請四川省主席張群親來證婚，繼母才不敢妄動。
先生既正直幹練，又善理財，劉湘統一四川，將省府由渝遷成都，請先生出任財政整理委員會委員，先生約劉培之和我作財整會秘書，為他幫忙。親見先生審閱公文，絲毫不苟。他因短視，鬍鬚剌紙，簌簌有聲，我們竊笑他是啃桌子的老吏，實敬佩他認真負責的精神。永川專員沈鵬和其他一些由蔣政府中央派來的官吏，由於銀錢手續不乾淨，經先生批斥，被省府調免的不少。
抗戰期間，省外難民流川，安揖撫綏，由省賑會負主要責任，許多流離轉徙的難童，舉目無親，都由慈惠堂一手包攬，數達四五百名之多，疏散下鄉後，又為疫癘所傳染，先生每隔數日，必下鄉看望，聞有死亡，輒哽咽不食，英法兩國在蓉教士和醫生多人，自請效勞，巡行搶救，才將疫患撲滅。
先生終生為人操勞，然閒適之趣，有時也善於尋覓。慈惠堂總理辦公室里僅有硬椅幾把，桌案函電文書，魚麟雜沓。一貫為他義務幫忙制定規章、撰寫公告函電的如郭仲權、李培芝、李重瑤、洪均亮等皆大筆手，筆硯稍閒，先生就與這幾個人論文談天，風生四座。我有一次往，先生說，你來得好，我們到後院去看教瞎子打揚琴。蓋先生本人便解音律，擇堂里青年盲瞽，嗓音清亮者教其彈唱，禮請名藝人、名票友義務傳習，我當天看見的就是先生親戚喬仲權先生正在唱白帝城託孤的老生。成都舊俗，中人之家辦喜事，往往請一棚揚琴藝人來助興，取其熱鬧。由於唱揚琴的多是瞎子，女賓都可環坐而聽。先生說，瞎子唱，可以聽，但確實難看，我要把他們打扮一下。至今回想，真有趣味。當時蘭袍玄掛，是國民黨政府規定的文官禮服，先生為瞎子們各備二套，頭戴紅結六合瓜皮帽，一律墨晶眼鏡，望這儼然，近亦不惡，生旦淨末末分組為朋，外配琴師雜役二人，則用眼睛好的，使其負具偕行。預印有招聘單，或晝或夜，唱戲幾齣，如何招待，給錢若干，都有具體規定。屆期雜役領隊，瞎子並肩魚貫而行，琴師殿尾，衣冠楚楚，赴主家鬻藝。於是慈惠堂揚琴名冠成都市。由來堂內所收棄嬰，多不知其為誰家子女，於是只好或姓嬰，或名慈，或名惠，今市曲藝團揚琴老手洪奉慈，就是當時慈惠堂教養出來今還存在的一個。
先生主慈惠堂不幾年，居然生子，名志純，直至七十四歲壽終，還未納媳。然每進育嬰堂，群兒湧來，爭喚爺爺不置；群乳母爭抱所收養的棄嬰來，爭夸肥碩，先生慰勞分甘，人人滿意。巡庖視廁，勵短引長，細緻周到。史稱郭子儀子孫眾多，問安惟示點額，比諸先生猶不及也。周總理說，只要我們把國家搞好，天下兒女都是我們的兒女，先生就是把堂里所收棄嬰都當成自己的子孫看待。
先生宦達早，不曾教過書，因系大成會員，應徐子休先生聘，為大成學校文專班學生指導過史學研究。我於先生乃考麗澤會課多次受知的弟子，下筆給我改過文字。先生家住馬王廟街，終身為洪均亮作佃戶，疏散期間，借住火柴廠閒房數間。我亦因疏散，主辦外東成城中學，暫居校內，與先生一江之隔，過從較密，先生挈其子來，與我拜門，我不敢當，錄取為成城高中生，畢業後入川大。先生每來我處，無話不說，敘及家私，至為瑣細。他說，法幣貶值，原來每天割肉一斤，只好減為半斤，再減為四兩。牛肉要相因些，近又改吃豬肉為牛肉，兒女知趣，專讓老人肉食。他說：“人家說我善理財，實則慈惠堂各部門諸公之力，不過我不象孔祥熙、宋子文把公家的錢往自己的荷包里裝而已！”先生儘管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卻從未赴重慶或南京出過席；蔣介石來成都，在北較場場接見士紳，談及學生品德問題，先生說：“書有書譜，畫有畫譜，菜有菜譜，茶有茶譜，人更是要有人譜（書名，劉念瑩作），多宣傳這些書史，多標舉正派人物，風氣哪有不轉變的。”他的意思，是說蔣的班底子壞，害了中國。
陝西三原舉人乾于右任，試禮部，已獲選，有人訐其為革命黨，遂遭黜落，返原籍，巡撫派先生查看，先生用打草驚蛇法資其出走，於感甚，終身稱先生為太尊（士紳對知府的稱謂），先生父母皆葬西安，於曾特購飛機票陪先生西飛掃墓。北方淪陷，先生以此生不能返先人骨，作詩頗酸惻，曾為我言，術士說他只能活七十歲，過期數載，雖不驗，實衰矣！一日過我，我和內眷都不在家，而小兒守舍，望先生下車，步履蹇澀，兩兒奔迓，呼太老師，掖入寓齋小憩，先生摩二兒頂，問東問西，久而後去，次日，以函達我，謬讚為有教育，有福分。不逾月，聞先生病甚，馳車往省，抵九眼橋，遇林山腴先生，相問何往？目地適同，因下車皆行，至火柴廠，入室，見先生偃臥藤椅，補被蕭然。前一二年，先生曾私語我，慈惠堂事，他想交文藻青接管，商諸政府，政府認為風浪大，怕文禁不起。所謂風浪大者，蓋如許繁雜的一個機構，幾同獨立國，覬覦者眾，因之遲延至今。當時先生家內有其兄元理及洪均亮在座，先生說，使我能再活一年，看見這八千多鰥寡孤獨有個下落，死亦瞑目！林先生乃牢騷滿腹之人，一中把先生的話打斷，說：“現在睜著眼睛的人都沒路走，你還惦念著你那些瞎子啊！你當想你過去得意的文章，與樊山唱和時的樂趣”。先生果然興奮地答：“山公（當時年輩雖稍長的人，也以山公呼林先生）二十幾歲考尊經書院詩，課題為‘杏花春雨江南’，許多秀句，至今我還背得出來。”洪均亮競爭先背出。先生又扯到慈惠堂去了，以詼諧中語喟然而嘆，說：“我死後慈惠堂要成為北元魏的下文。”（三字經云：北元魏，分東西，先生料今後慈惠堂的閃途，只有被豪紳爭奪，拖爛到分家具了事。）元理先生截斷他這種念頭，說：“我們老四就是這些脾氣。剛才山公喊你想高興的事，你偏要自尋苦惱！”坐了將近一小時，我們告辭，先生還勉強起來與林先生和我握別。走出大門，林先生說：“仲老手冰冷，陽氣不通，恐將作古人矣！”我歸家正午後三鐘。六鐘頃，便有人來告，言在東大街撞見尹三爺買壽衣棺木，我急忙奔赴，先生落氣一小時了！飾終之典，聞出自省政府，因先生是省賑務會主席。
先生行述，出自林先生手筆，遭亂遺失，至今追憶先生行事，時間很難準確，言論事實，遺漏更多，上面所寫，絕無增飾之筆。先生死時，各方哀悼文辭極多，趙堯老（熙）、林先生、商藻亭、周孝懷、江翼雲、李培甫師及謝無量皆有撰述，我舉龐石帚詩中一句“人惜亭寧宰相才”來作總結。
先生出殯前夕，我命兩個還在上國小的兒子大文、大章明日絕早起床，同我去為尹太老師執拂（挽柩以行）。黎明，偕行至宋公橋街，兒子眼睛亮，遠遠望見送殯行列，驚問我：“尹太老師又沒有做官，何以那個高個子警備司令嚴嘯虎也帶著人來吆小菜擔子，為太老師出喪清道呢？”我乘機教育兒子說：“人只要道德文章為世所敬重，就比做官還貴，立德、立功、立言，為之三不朽，尹老太師便是太上立德的頭等人物，所以社會上都尊敬他。”我們行過九眼橋，忽聽前面在吵鬧，蓋舊俗大出喪，必將孝幛、孝聯、用竹桿紮好，用人拿著，像儀仗那樣，綴隊前行，數百瞎子請求充儀仗隊，治喪人員因路不平，慮其顛頓，堅不同意。瞎子們大嚷說：“總理對我們那么好，他百年歸天，這點心都不要我們盡啊！”因而一齊大哭。群情感動，準其所請，但為安全計，一個瞎子配一人摻扶，路人不知，認為是什麼新的典禮。我們送喪，直至宋潛溪祠旁塋地，行禮乃去。後十年，聞塋地被征，遷葬牧馬山。
先生子志純，有父風，在北京工作，女三人，皆能持門戶。舊時曾為先生鑄銅像，在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隨時有人在像前焚香禮拜，以類迷信，遭遷撤。
附註：
（一） 破體字即俗字或簡筆字。
（二） 請安：滿族人禮節，跪一隻腳。
（三） 手本：即手版，用紅紙書姓名、籍貫、出身、履歷。
（四） 於清端公：于成龍，清初能吏。
（五） 大缺：即重要富庶，事繁難治，而縣官陋規收入較多縣缺。
（六） 樊增祥：字雲門，號樊山，當時有名詩人，與先生為同年翰林。
（七） 大肉之賜：是清朝制度，由皇帝物賞臣下吃的肉食。
（八） 索賄：清朝親貴知道某人將要升擢，便遣人向其索賄即代向皇帝吹噓，不得賄須從中梗阻說壞話，使不得升遷。
（十） 不得清靜：先生兄弟數十年不分財，不異居。
敬悼尹仲錫
（成都華西日報1942年12月1日社論）
當此盜跖縱橫，貪鄙成習之今日，尹仲錫先生逝世之噩耗傳來，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憂懼，引筆悼之，略抒胸臆。
綜觀先生之生平，由翰林出仕，而知縣、知州、知府、而審計院長、內務司長、政務廳長、又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中央振濟委員會委員、糧食部顧問，斯可謂榮矣。然而環顧宇內，車載斗量，其生也不見使吾人敬，其亡也不見使吾人悲，先生之文章，或見諸書法，或見諸舞台、或見諸時論，斯可謂美矣。然起視書肆，充斥滿目，其存也固不足使吾人羨，其亡也亦不見使吾人惜。先生之事業，則以慈惠堂為樞紐，以育嬰、養老、義教習工無不展布，斯可謂善矣。然而彰善顯德，以欺世盜名，滔滔者天下皆是。其成也固不足使吾人欽，其敗也亦不使吾人痛。嗚呼先生，其生也使吾人景仰，其死也使吾人悲痛，尤使吾人憂懼，則別有說焉。
其一曰，先生經營之慈善事業，其資產五千餘元起，累至數十百萬、千萬、萬萬；由經營無息借貸起，擴至孤兒弱女之養教嫁娶，其開支款項動輒萬計。而先生年逾古稀，疏散寄居培根火柴廠，與孤兒弱女同起居，其寄居之室無地板，有人啟問其故，答雲經費支絀，無以營所居，噫！慈惠堂有良田八千餘畝，而先生無之；慈惠堂有街房數百間，而先生無之；慈惠堂之財產，為先生手創，而先生僅寄居無地板之房，以終餘年，此鉅萬資財，盡涓滴施之於孤貧老弱，自身競不獲一地板之酹報；孔子云：“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當盜跖縱橫，貪鄙成習之今日，如先生者戛戛乎其難矣！
其二曰，先生經理之慈善事業，大部自強梁手中爭來，且常須經劇烈之搏鬥，而成千累萬之孤兒弱女，亦在先生庇護之下，未遭鷹噬，更在先生庇導之下，賴以生存發展。先生從未一度刊登廣告，以資宣傳；亦未發布新聞，以鳴得意；更未見名人題揭，以事表揚，尤未見受者志感，以肆歌頌。噫！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善言自飾、錦旗自造、碑碣自立、世人已恬然不為怪矣，以視先生，能不耳燒面赤乎？此吾人所以景仰先生，此吾人所以痛悼先生者也，先生逝矣，而待先生乳哺之孤貧老弱，眼前之已有二千數百餘人，來者尚不知多少，其誰能挾已飢已溺之懷而撫之育之？慈惠堂之資產如此鉅大，有先生在，累積日增，養教日廣，先生死矣，誰能挾急公好義之心，而不享受地板之微經以之營之？此先生逝世之噩耗傳來，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憂懼者也。吾人謹盼代表市民之市參議會，主持公益之市政府，特別注意，期無負於五十萬市民悲痛景仰之尹老先生。
商洛中學
作者：張耀華 商洛日報
生命，短暫而脆弱。有的人，卻以己之大德大智和對社會人生的深徹感悟，給一方創造著精神與物質的財富，惠澤後人，生命也因此而不朽。曾任商州知州兼商州中學堂監督的尹昌齡先生，便是這樣一位知行結合之人。
尹昌齡(1868—1942)，字仲錫，晚號約堪，四川郫縣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歷任白河、長安、渭南、鹹寧知縣，邠州、商州知州，鳳翔、西安知府等職。1910年丁憂回籍。清廷腐敗，民心思變，他同情革命，曾在住所內隱匿過被清廷通緝的革命黨人。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三歲的尹昌齡先生，從邠州知州離任赴商州任知州。下車伊始，呈現在這位一向視興學校、廣教化為最的州牧面前的，除了閉塞與落後，別無他物。最能說明此種景象的，是先生手書之《創辦商州中學堂碑記》，概略敘述，當有裨益。
碑記之首，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商州土風不振，弊在無書無師。書院徒存空名，其弊又在無款。雖欲禮羅名俊，講舍宏開，計無所出，束手而已。”此時，西學東漸，“朝命初下，改建學堂”。先生以自己的睿智和憑著對時代機遇的敏銳把握，以及對商州民風淳樸、重教興學之風厚重的洞察，帶頭捐錢，開始了他艱難而又卓有成效的辦學之旅。籌款之艱自不待言，僅引先生之嘆“辦事之難，莫難於籌款”，便可窺測當時情狀。辦學之資稍有初基後，先生欣然地說，從此之後，選拔德才兼備之人管理學堂，可以預想商州弦歌之化百年不衰。
愛教之深切，當為之計深遠。辦學之資，取之於民旨在興教，如何不被“奸人所覬”，確保百年鐸聲傳承，又成了先生思慮的焦點。先生不惜引用《莊子·外篇·月去篋》中“不乃為大盜積者也？”來表示自己的憂患，並對那些可能對其剖豆瓜分者，“以盜官銀論”進行威懾。在碑文結尾，先生警示道：“敢昧此心，神其殛（誅殺）汝！”
世界上，沒有比廣植桃林，啟人智慧、教人向善更重的事情了。學校，是這一重任的主要承載者，可謂任重而道遠。周子曰：“名勝恥也，實勝善也。”先生作為一州之行政長官，其他功業似已缺失不傳，惟辦學之績卻載入史冊，其智德久久彌散在商洛中學一代代學子心中，“翱翔乎道德之林，沉酣乎仁義之府，耳濡目染，日變月化。”曾國藩亦有言曰“地瘠多栽樹，家貧勤讀書”。對於地域經濟不發達，想要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孩子來說，此話尤顯意義深遠。
與其說先生在書寫碑記，不如說是在為後世商州人樹立了重教興學的榜樣，為商州歷代學子開闢了一方精神樂園。歷史也在此定格：據陝西省教育志辦公室考證，商州中學堂即今日之商洛中學，是陝西省創辦最早的中學。1903年元月，陝西巡撫允升，嘉獎尹昌齡辦學成績，通令各府、州、縣“視為模範”。從而在全省興起了創辦新學的熱潮。
為使世代後學能永遠銘記這位先賢——商洛中學的創始人尹昌齡先生，營造濃郁的校本教育氛圍，商中在中心花園塑立了先生銅像，並於碑座之後全文拓刻了先生所撰之《創辦商州中學堂碑記》，讓先生的精神時刻昭示後人。
相關政績
尹昌齡字仲錫，四川華陽縣人，翰林出身，清光緒三十年（1904）曾任鳳翔知府，風骨嶄然，清正廉潔。處清末政治腐敗之秋，銳意改革。到任後，首先由教育著手，於文廟東舊考院地址創建鳳翔府中學堂，並附設師範傳習所，培養師資。將高等國小堂移於儒林巷“鳳起書院”地址，大加修葺。提倡科學，增新課程。對府中學堂的圖書、儀器、標本、教具一律購置齊全。嚴立教規，整飭校紀。延聘品優飽學之士，充任教習。同時，在陳村、柳林、彪角、橫水四大鎮籌辦公立初級國小堂。在縣署下設立勸學所（即今教育局），專司督辦（此處缺十數字）一新。辦理之善，為全省之冠。
清末，外侮迭興，不平等條約，一再簽訂，賠款割地。發不聊生，百業不振，風俗日非。尹昌齡到任後，除興辦教育外，兼重實業，提倡耕織，教發務桑養蠶，在舊試院地址設立鳳翔府蠶桑學堂，在東關成立工藝廠，聘請四川教師講課傳藝。招收學徒百餘人，校廠互用，理論實踐相結合。並研究改進了民間舊式織布機，從而時生產了寬面平布和條子布，並織絲製品綢、縐、綾、緞，一時人爭效仿，起到了改進織布的良好效果，所產布、綢質地優良，經銷全省，鳳絲、鳳繭，名馳遐邇。
尹昌齡認為要發展絲綢業務，必需喚起人民養蠶，而養蠶又必須先種植足夠的桑樹。乃（缺字）湖購回大量的桑樹、桑籽、供人栽種《又缺十數字》直至解放後，大生產開荒地時，才為農民開發，更重點的在府、縣衙署及箭道空曠之地，種植桑樹數萬株，為鳳翔實業開闢了新局面。可惜辛亥革命時蠶桑學堂及工藝廠均毀於戰火，茁壯新業竟遭夭折，實堪痛心。
尹昌齡在任官期間，以下風易俗為己任，每於公餘，常便服出遊，對於為子不孝父母，為弟不敬兄長，以強欺弱之事；打架鬥毆、賭博吸菸，巧取豪奪，奇裝異服，不務正業之輩，一經發覺，立即傳喚嚴加申斥，情節嚴重者，或加笞責。因而，凡街巷遊蕩、懶惰、倚門、閒談的男、女、老、少，一聽“尹大人”來了，即避匿潛蹤，閭閻肅然。其詰奸禁暴，勵精圖治之精神於此可見。去任後，庶民懷德，豎碑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