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頓（Angus Stewart 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是一位個體經濟學家。他曾就讀於愛丁堡斐特思公學(Fettes College)，在那裡他是基金會學者，並在劍橋大學贏得了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他在英國就展現了過人的計量才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影響力無人可比。為普林斯頓大學世界級微觀經濟大牛（計量經濟學雙塔之一），美國經濟協會(AEA）前主席，著作等身，獲獎無數，包括Frisch Medal（獎給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論文作者）。
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Dwight D. Eisenhow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目前，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D·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國際事務教授，伍德羅·威爾森學院與經濟系經濟學與國際事務教授。此前，他曾在劍橋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任教。
2015年10月12日，因為他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獲得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發表聲明說，為了設計出能夠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需先了解個人的消費選擇，迪頓的研究強化了這一認識。通過連結詳細的個人選擇和聚合的結果，他的研究改變了個體經濟學、總量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迪頓對於儲蓄行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關於跨期儲蓄和勞動供給時，介紹了用截面的時間序列構造真實面板數據的方法。這篇文章以及後來的研究被廣泛地引用和運用。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一直以來人們認為消費變動趨勢小於收入變動趨勢的現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當期收入決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對於當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時間序列分析者發現，美國以及其他地方個人平均收入是一個正的一階自回歸的單位根過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頓認為，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對勞動收入的一個單位衝擊就會轉化成對持久收入的很大衝擊。那么對持久收入假說的預測，不是消費比收入平滑（數據顯示的結果），而是收入比消費平滑。迪頓在《消費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論與證據一致嗎？》（1987）一文中，檢驗了影響消費者行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過對消費和勞動力供給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簡單的非參數檢驗，以及對可支配收入的時間序列特徵和基於生命周期模型假設下的消費行為簡單化的研究，迪頓指出持久收入比當前收入更不平滑。對於為何消費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論無法提供一個直接並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因此消費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論來解釋。迪頓在《為什麼消費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從總消費角度出發，通過分析美國季度消費數據的變化規律，構建一個儲蓄和勞動收入的兩變數VAR模型，對霍爾（R.Hall）的隨機遊走（random walk）假說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實上並不比當期收入平滑。相對於持久收入假設中的消費函式形式，由實際的消費數據所計算出的消費支出波動性更小，居民消費沒有像理論假說所描述的那樣隨著收入變化而發生同步變化，居民消費對收入衝擊的反應表現得過於平滑。迪頓將這種實際消費小於理論估計值的消費現象稱為消費的“過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頓的這一思想，即消費支出的變動趨勢小於收入的變化，消費表現出了一個驚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為，在時間序列數據中，消費的變化和預期收入正相關（過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對不可預期收入不敏感（過度平滑性），這一理論後來被稱為“迪頓悖論”。
迪頓於1980年代逐漸將其研究方向轉到經濟發展問題上，並利用家庭調查數據解釋各種發展政策問題。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期間，他加入普林斯頓大學發展問題研究項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並建立了一個對發展問題感興趣的團隊，使得普林斯頓成為研究發展問題的主要基地之一。通過在世界銀行的工作，迪頓促成了生活標準測度調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設計，從而取得很多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迪頓利用這些數據以及其他數據開展了很多有影響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間進行資源分配時的家庭內部歧視，估計需求價格彈性時質量和數量效應的差異，以及規模經濟和食品消費等。他在《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1997）一書中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家庭調查數據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調查的構建、適用的經濟計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發展政策問題。迪頓指出，家庭調查不僅能夠提供各種受政策影響的經濟變數信息如價格，而且是一個研究相關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數據源。他利用這種家庭調查研究方法，分析了象牙海岸、印度、巴基斯坦、泰國和我國台灣地區等幾個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性問題。迪頓（2010a）認為家庭調查數據的數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這些調查不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數據，還提供了關於健康度量特別是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ics）、嬰幼兒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經驗的自我報告數據。同時，經濟發展的概念也從單一的真實收入增長擴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經濟發展因涉及到對低收入經濟體（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經濟體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於大多數經濟學研究領域。經濟發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於勞動經濟學或者健康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儲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釋了商品價格的偏度（skewness）、價格的劇烈波動以及多數情況下表現出的價格自相關。他們又在幾篇合作論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價格投機性存儲標準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認為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對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國家（主要是但不僅限於非洲）的經濟具有很深遠的影響，因此對價格行為的更深入理解會有利於很多貧窮國家的巨觀經濟管理。雖然1992年的文章已經成為理論並對相關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後續的研究表明，該理論並不能很好的解讀實際數據。迪頓對購買力平價（PPP）一直保持較濃厚的興趣，迪頓（1995）曾質疑利用世界銀行提出的購買力平價換算的中國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換算的1985年中國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換算得到的結果卻變為3.26倍。
另外，基於劉易斯的價格模型，迪頓與拉羅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個關於商品價格的時間序列統計模型，並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給量從長期來說是無限彈性的，供給增長率隨當期價格與長期供應價格之差發生變化，而且商品價格固定在供給價格上。通過這個模型，他們說明了價格在短期內會隨著收入發生變動，但長期來看價格相對於收入是不變的。此外，迪頓等（Deaton & Heston，2010）還研究了價格指數問題。他們曾指出，由於國際比較項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計算出的各國價格指數沒有顯示出各國之間收入的差異性，對一些比較重要的國家如中國、巴西、印度等，ICP的農村價格或是沒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過價格比較大國和小國的收入差異不具有說服力。迪頓還曾嘗試著研究推動世界商品價格波動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衡量印度貧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來自NSS的家庭調查數據，但很多學者對調查結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貧困線以及計算印度貧困的消費價格指數提出了質疑。迪頓（2008a）利用NSS關於食品的數據，比較了印度官方價格指數、印度農業勞動者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產業工人的消費價格指數（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發現貧困線的設定確實會受到在衡量通貨膨脹時可能出現錯誤的影響，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印度的貧困度量問題也長期受到懸而未決的調查數據和國民核算之間不透明的影響。
（2）健康問題研究
健康問題是一個很新的研究領域，雖然這方面的研究發展迅速，但目前還不能完全估計出它對經濟學以及衛生和流行病學等領域的影響。近年來，迪頓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對健康狀況、死亡率以及它們與經濟狀況關係的研究上，迪頓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動搖了一些傳統觀點，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了“不平等不會對健康構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經濟學中，收入是衡量個人福利的重要指標，而健康不僅可以作為衡量生活質量的指標，還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夠促進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認為，居民的健康狀態與收入是相關的，但實驗證明，這種相關性遠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頓（1999）通過有關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進行研究，認為收入不平等並不會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隨著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個人收入的提高對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卻越來越明顯。不過這些結果並不意味著影響收入不平等政策的變化一定會對總體死亡率產生影響。通過對人類身高、健康和發展的研究，迪頓（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聯繫—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不能肯定。因此人類身高是衡量生活標準的一個不可靠指標。疾病特別是兒童時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迪頓等（Deaton et al，2009）構建了一個關於發育不良和選擇的模型，為深入了解早期幼兒健康對成人死亡率的影響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為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過政策來糾正，迪頓（2011）認為這取決於健康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通過考察與教育、收入和地位差異有關的健康不平等、貧富國家間巨大的健康差異以及收入不平等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童年時期的不平等是理解這些問題的關鍵，公共干預可以在改善影響兒童未來的不良家庭環境方面發揮作用。針對成年人，應優先採取措施防止因為疾病、喪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療成本太高而使他們成為赤貧。對於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貧窮國家的不健康狀況，迪頓認為把它標記為國際不公平是錯誤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都有責任幫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狀況和物質極度匱乏的個人和群體。這一論斷應出於共同的人性，而非國際正義。
安格斯·迪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