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存古學堂在辦校原則和規格、教學規章、校務管理的劃一模式等方面,具有多數存古學堂的共性特徵;同時,川省辦學員紳對"國粹"及其保存方式的認知與張之洞等人不盡相同,四川存古學堂的實際辦理情形與學部規章也有相當的出入,有其獨特之處。
經過1903年癸卯學制改革，高等、專門和實業學堂體制逐步確立。四川通省師範學堂（1905年）和四川通省法政學堂（1906年）、四川通省農政學堂（1906年）、四川藏文學堂（1906年）、四川通省工業學堂（1908年）、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等專門學堂應運而生，與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等共同構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主陣容。
存古學堂是清季政府以學堂這一新形式保存國粹的嘗試,是官方"新教育"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對立面。清末為“保存國粹”而設立的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首先改武昌經心書院為存古學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川存古學堂
- 創辦人：趙啟霖
- 創辦時間：1910年
- 地址：成都城南黌門街四先生祠
歷史背景,歷史沿革,
歷史背景
清末內憂外患，包括四川書院在內，中國整個書院教育已跟不上時代需求。書院教育逐漸走向衰落，書院改制成近代學堂成為清政府在教育領域改革的當務之急。甲午戰爭之後，書院改革方案被士大夫提上了日程。如何改革書院制度，具體可以歸納為三個方案：第一、變通章程，整頓書院。第二、建立新型的實學書院。第三、改書院教育為學堂制度。1其中，改書院為學堂的方案是在1895年5月由時任順天府尹的胡燏棻在《變法自強疏》中提出。他主張改書院為學堂，可以先在省會城市試辦，如果效果理想，則由省擴展到府，最後再深入到縣。通過這種“自上而下，漸次推廣”2的方式進行。胡燏棻提出改書院為學堂是三個方案中最激進的一個。不過，當時清廷正忙於甲午戰後割地賠款，無暇顧及胡燏棻所提建議。到戊戌改制之前，胡燏棻的方案基本沒受到重視。
在四川，經過王闓運整頓的尊經書院，到了1892年學風再度頹廢，“宋育仁成為尊經書院山長期間，是尊經書院由盛轉衰的轉折點。”4書院裡甚至還有開設內室部分師生在裡面聚眾賭博的情況。尊經書院一些教師在講堂上也是隨意講課，對學生的學業進步毫無幫助。廖平在尊經書院任教時，就曾向時任四川學政的瞿鴻禨建議，希望學政能出台措施對尊經書院的學風加以整頓。雖然經過整頓之後，尊經書院頗有復興之象，5但書院教師卻對廖平懷恨在心而將他排擠出去。此時，尊經書院內部已成為各種權力鬥爭的場所。書院教書育人的本質逐漸退化，甚至朋黨之爭也在尊經書院內部產生，這些因素導致廖平被迫辭去書院教職。作為省辦的尊經書院情況如此糟糕，四川的地方書院情況可想而知。面對尊經書院頹廢局面，有人反思治經與尊經的關係：“經書應尊，但欲借尊經之名，號召學子舍此之外則無他，其不可。”6可見，尊經書院的教育模式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要。
科舉被廢除後，四川官員也希望創辦新學堂以保存國粹，培養中學師資。四川都督錫良認為“科舉既停，舊有之貢廩增附生，聽其廢學，殊為可惜”3，他希望四川能創辦新學堂，接收這批學子繼續學業。存古學堂在各地開辦時間不同，但對存古學堂的教學內容和方式的看法，四川官員們卻產生分歧。1908年，四川地方官員董清峻指出：“欲保存國學，其事甚難。舊學之士雖多，真有學者本少;其真有舊學者又往往不通新學。”4他感到欲保存國學，首先就必須通西學，不能僅保存國粹而盲目排斥西方文化，如果對西方文化一竅不通，根本不可能實現中學保存與發展。但四川另一位官員戴姜福卻認為，西學無助於傳承中學。他向總督趙爾巽建議，如果以教科書方式講授經學，會導致學生不研讀經典，不如讓學生就誦讀《論語》即可。5戴姜福將學堂的教材簡化到只需精讀《論語》即可，顯得有些迂闊。趙爾巽並沒有採納戴姜福的建議，他指出四川“設存古學堂，係為保存國粹，亦即講求科學之基。”6在趙爾巽看來，存古學堂不僅保存國粹，也要講求科學。有人認為“今日之學堂，可以造人材，亦可以召世變。大美所在，而大惡隨之。”7“大美”是看到學堂培養新式人才的作用。“大惡”則是認為學堂接納西學，不利於傳統學術的發展，體現出川省官員對創辦學堂的糾結態度。四川政界和學界就中學、西學如何融入學堂教學而不斷爭論，這種爭論伴隨學堂開設始終。四川存古學堂開辦以後，學堂教學有關中學、西學、漢學、宋學的區別與爭議也一直不曾停止。
四川存古學堂的開辦，最終是由四川提學使司趙啟霖極力推動。1910年，他呈報存古學堂簡章時指出：“川省不及十年，中等以上學堂可任講經課文之教師，不易覯覓，而升入大學經科、文科、通儒院之資格，更無其人。言念及此，實為隱憂。”8這和張之洞的擔憂一樣，近代四川同樣面臨講授經學的中學師資匱乏，傳統學術研習人才斷層的窘境，這亦是趙啟霖急於創辦存古學堂的出發點。
存古學堂選址是一個重要考慮。1907年，四川存古學堂選址在成都城南黌門街四先生祠內。四先生祠祭祀的范鎮、范祖禹、張栻、魏了翁四人，都是宋代川籍理學家。近代四川學風敗壞，“科舉之弊，仍遞嬗於學堂之中。所不同者，科舉多失之腐陋，學堂多失之浮囂。”1趙啟霖將存古學堂設在四先生祠，是為了顯示他對宋學的尊崇，以及對蜀中先賢的尊重。他希望以理學思想整頓近代四川學界的風氣。2四川存古學堂專門設定理學課程，也與其他省的存古學堂課程設定有所區別。王闓運主持尊經書院時反對程朱理學，四川存古學堂卻將理學設為主課，這是王闓運倡導“經世之學”與趙啟霖看重理學教化功能區別所在。這也影響到後來四川國學院的課程設定。國學院課程中理學依然占據較高地位。
張之洞規定存古學堂“畢業擬七年為限。”3但在具體操作中，各地存古學堂的學制標準並不一樣。湖北存古學堂學制定為七年，江蘇存古學堂有所變通，學生三年即可畢業，如果有願意深造的學生，可以在學堂繼續求學四年。四川存古學堂在學制上，綜合了江蘇、湖北的辦法，學生三年可以畢業，而“仍願留堂深造者，即仿湖北學制七年畢業。”4四川存古學堂實行彈性學制，畢業期限最多可以為七年，學生根據自身需求，可以選擇三年畢業，也可以選擇用七年時間深造。
歷史沿革
經過1903年癸卯學制改革，高等、專門和實業學堂體制逐步確立。四川通省師範學堂（1905年）和四川通省法政學堂（1906年）、四川通省農政學堂（1906年）、四川藏文學堂（1906年）、四川通省工業學堂（1908年）、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等專門學堂應運而生，與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等共同構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主陣容。
正晚清之際,在西學的衝擊下,中學明顯失勢。四川官紳擔憂中國固有文化從此衰微,倡導設立學堂以保存國粹,四川存古學堂遂應運而生。民國建立後,於學堂舊址上,續辦國學館、國學學校、國學專門學校,最終成為國立四川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1908年江蘇省仿照設立。1911年清政府頒布《存古堂章程》，在學制方面另成系統。宗旨是為了培養師範學堂和中學堂的經學、國文、中國歷史教員及經科、文科大學的預備生。設經學、史學、詞章三門課程。分中等科（修業五年）和高級科（修業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