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高等學堂，即四川省城高等學堂，起始於1896年創辦的四川中西學堂。就在四川中西學堂正在走上正軌的時候，1901年和1903年，清政府參照西方標準分別發布了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開始推行高等教育學制改革。
根據1901年11與15日清廷“飭各省速辦學堂”的指示，時任四川總督的奎俊積極籌備在成都建立大學堂；1901年，時任四川總督奎俊上奏清廷，提出仿京師大學堂組建四川通省大學堂，清廷於1902年同意辦四川大學堂。
1902年，由四川中西學堂和尊經書院、錦江書院合併創建四川通省大學堂，後朝廷又規定除京師大學堂外，各省一律稱“高等學堂”，於是年底改名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進士出身的翰林編修胡峻被推舉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首任校長（時稱總理）。
1912年，教育家蔡元培擔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頒發了《大學令》、《大學教育規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史稱“壬子學制”，四川高等學堂改名為四川官立高等學校，後歷經百餘年，逐步發展為今天的四川大學。
基本介紹
學堂簡介,歷任校長,歷史沿革,辦學時代,四川通省大學堂關防,張瀾見證兩院入堂,求學體育學堂的朱德,
學堂簡介
貢院中致公堂前牌坊，乾隆“旁求俊義“御書”木匾，建於1739年清貢院中“致公堂”，前牌坊，正中有“御書”木匾，下面有清朝乾隆“旁求俊義”四字。此牌坊建於1739年，1911年為四川高等學堂辦學堂址。學堂內生活區建有瓦頂迴廊，廊外是一道竹柵欄，校園內的草地辟有網球場，外國教員常在這裡打網球，球場一端有一樓一底的房屋建築和長長的遊廊。高等學堂外國教員的住宅環境優美，庭院清新，住房寬整，院內有大塊草坪和盆栽花木。
1912年，學堂停辦，改名為四川官立高等學校，其後再未恢復學堂校名。四川高等學堂是四川近代第一所文理科兼設的綜合性高等學校，在四川的教育史冊中據有重要篇章。學堂教師、職員中人才濟濟，學堂的畢業生中，不乏對四川或中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精英，最為有名的學生就是共和國元帥朱德。
高等學堂的教師們（成都，1911年春）
高等學堂的教師們（成都，1911年春）這所學校開學伊始聘請東洋、歐美教師前來任教，向學生傳授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這在百年前的四川確屬難得。學堂的高級職員和各科國學教員，多是取得過科舉功名的貢生、舉人，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有的還在日本留過學。
歷任校長
四川高等學堂 | 胡 峻 | 1902－1909年 |
周 翔 | 1909－1912年 | |
駱成驤 | 1912－1916年 |
歷史沿革
1896年，四川中西學堂創辦。
1902年，由四川中西學堂和尊經書院、錦江書院合併創建四川通省大學堂，後朝廷又規定除京師大學堂外，各省一律稱“高等學堂”，於是年底改名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進士出身的翰林編修胡峻被推舉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首任校長（時稱總理）。
1912年，教育家蔡元培擔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頒發了《大學令》、《大學教育規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史稱“壬子學制”，四川高等學堂改名為四川官立高等學校，四川通省師範學堂改名為四川優級師範學校和四川高等師範學校。同時，五大專門學堂也相繼改稱四川公立國學、外國語、法政、工業、農業專門學校。
成都四川高等學堂自習的學生，1912年冬，美國路得·那愛德攝
成都四川高等學堂自習的學生，1912年冬，美國路得·那愛德攝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農業、外國語、工學、國學專門學校組合為公立四川大學。
1931年11月9日，國立成都大學、國立成都師範大學、公立四川大學三校合併，“三水匯流”，並由教育部定名為國立四川大學，是當時中國國內13所國立大學之一。
1937年，國立四川大學確立了“在黃河、揚子江兩水的上游廣大地方，建設一個能成為文化策源地的綜合大學”的目標，進一步向先進的歐美大學模式轉軌。
1939年底，國立四川大學南遷峨眉繼續辦學。1939年教育部舉辦全國專科以上學生論文比賽，國立四川大學參加比賽的學生獲獎者達21名，占全國合格者總數176名的百分之十二，僅次於中央大學和中山大學，名列全國第三。1940年教育部舉行第九屆各大學畢業生論文競賽，國立四川大學獲獎者達31名，居全國第二。
1941年8月，恢復師範學院，下設教育、公民訓育、國文、英文、史地、理化、數學、化學八個系，史地、理化、數學三個專修科。
1941年11月，教育部批准學校設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並專管研究生培養。
1943年，國立四川大學遷返成都，學校由市中心正式遷到望江樓附近。1944年秋航空工程系、土木利工程系招生，1945年秋機械電機系招生，理學院擴建為理工學院。1947年四川大學接收兵工署50工廠成都分廠，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工廠。1947年四川大學工學院正式建立，1948年秋新建化學工程系。該院有包括外號“黑寡婦”而有“夜空女王”之稱的P-61夜間戰鬥機在內的各式飛機20餘架和一大批機器設備，航空館、水工實驗室、機械實驗工廠等頗具規模。
1948年，國立四川大學共有文、理、法、工、農、師範6個學院，25個系，10餘個專修科，兩個研究所。學校共有教職工981人，其中專任教授166人；在校研究生、本專科生合計6405人，占全省大學生人數的2/3以上，是當時中國國內規模最大的高等學校。
1952年，四川大學工學院的航空、化工兩系調出，雲南大學、貴州大學、川北大學和西南工專的土木水利系調入。1954年8月27日政務院批准“四川大學工學院獨立建校”，定名成都工學院。1954年11月29日國務院批准四川化工學院與成都工學院合併，學校名稱仍為“成都工學院”。
1956年，新中國建立後，國立四川大學經院系調整，成為一所在文學、史學、宗教學、數學、生物學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的文理科綜合大學。
1994年4月和2000年9月，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原華西醫科大學三所全國重點大學兩次“強強合併”組建而成四川大學。
辦學時代
就在四川中西學堂正在走上正軌的時候，1901年和1903年，清政府參照西方標準分別發布了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開始推行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根據1901年11與15日清廷“飭各省速辦學堂”的指示，時任四川總督的奎俊積極籌備在成都建立大學堂。
四川通省大學堂關防
接到光緒“著即督飭認真舉辦，務收實效”的朱批後，四川通省大學堂正式成立。1902年12月，四川總督岑春煊轉發清廷指令，規定除京師大學堂外，各省的大學堂一律改稱高等學堂。於是，四川通省大學堂於1903年1月正式改名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總督岑春煊在奏報清廷後，用飭令的形式照會四川學務處和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遵改書院為學堂之諭旨，即將錦江書院裁撤，經費田產盡數撥入高等學堂。”“住院諸人於五日內即行移寓，不準延留。”岑春煊將錦江書院併入高等學堂後，其原校址由於“房屋基址頗為宏闊，應即改為成都府中學堂”，並親任校長。至此，四川大學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三強合併，成為當時全川的最高學府和四川新式學堂的範例。
組建四川通省大學堂的奏摺、朱批
組建四川通省大學堂的奏摺、朱批張瀾見證兩院入堂
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張瀾正好在這樣一個轉折時期進入了尊經書院學習。1902年，雖然年屆而立之年，張瀾卻抱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夙願，來到當時四川維新變法的重鎮尊經書院。在此之前，張瀾一直在家鄉私館教書。由於他銳意改革，教學有方，所教學生的成績迅速提高，思維能力亦不斷增強，故而名譽大噪。當時，他不僅受到四鄰鄉人的稱讚，而且還得到順慶府教諭兼南充縣教諭駱文廷的賞識。於是，他被推選到尊經書院學習。
悅樂怡然（成都，1912年冬）在這裡，他正好見證了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和四川中西學堂的合併，和四川大學一起翻開了兩院入堂的新篇章。為“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校期間，他關心國事，飽覽一切新生事物，如饑似渴地學習一切新的知識。一次討論到《辛丑條約》時，許多同學聲淚俱下。張瀾奮而起立，慷慨陳詞。他說，哭有何益，當努力學習，“國強才免於受辱。”
1903年，他因為成績優異，被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弘文書院速成師範科學習。他立下“學習歐日以強國”的遠大志向，要用自己的真才實學，更好地報效祖國和人民。1926年，張瀾回校擔任了四川大學前身之一的國立成都大學的校長，這裡成為了他為國家培植人才、實現教育救國理想的試驗田。
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第一任總理胡峻，字雨嵐，是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和學部二等咨議官。胡峻不僅對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傾注心力，還積極致力于振興四川教育、經濟和社會發展。
校園授課（成都，1912年冬）
校園授課（成都，1912年冬）為了辦好高等學堂，1903年，四川總督岑春煊派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總理胡峻為考察日本學制遊歷官，率王章祜等人東渡日本考察學務。胡峻等在日本遊歷四個多月，除了全面考察日本的教育行政、學制規則和學科章程外，也詳細了解了日本的國力、民情，同時還為學堂聘請了部分日本教習，購買來一批圖書和儀器。回國後，他又考察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既借鑑了國外教育的先進經驗，又參考了國內最高學府的辦學設施，成為當時國內最好的省級學堂之一。1905年，他前往美國考察鐵路建設，也同時考察了美國教育的發展，並且在回國途經日本時加入了同盟會。
求學體育學堂的朱德
體育學堂作為高等學堂的組成部分，最為有名的學生就是共和國元帥朱德。1907年初，年已20歲的朱德從窮鄉僻壤的儀隴縣馬鞍場，步行來到成都，以“朱建德”的名字投考了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他本來想報考四川武備學堂，但是由於家人反對而放棄。朱德最後被錄取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體育科甲班。
朱德
朱德經過兩個學期的學習，朱德於1908年1月在四川省城高等學堂順利畢業。在本科班52名同學中，他名列第10名。在他第二學期的學習成績中心理98，算術90，教練92，器械100，平均成績82。從學習成績來看，他的各門功課都學得相當不錯。考試成績最低的是品行課程，只有65分。作為一個現實的民主主義者和未來的共產主義者，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下，他得到這樣的品行成績也不足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