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1792年），是18世紀的英國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是女權主義哲學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在這本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對18世紀的那些試圖否認女性教育的教育和政治理論家進行了回擊。她認為女性的教育程度應當相稱於她們的社會地位。她主張國家必須要有女性，因為女性教育了她們的子女，且因為她們能夠成為丈夫們的“伴侶”，而不僅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還主張：作為人類的女性應當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基本權利，而不應被視作是社會的裝飾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財產。
英文原版
作品目錄
譯者前言
第五章 反駁某些對於女性抱有近乎侮辱的憐憫態度的作家
第十一章 論父母之責
作者前言
第六章 論早期觀念聯想對性格的影響
第十二章 論國民教育
第一章 對人類權利和有關義務的思考
第七章 論謙遜端莊：在廣泛意義上的討論而非僅局限於女性德行的角度
第十三章 由女性的無知所造成的一些愚蠢行為的例子；
第二章 論關於兩性特質的普遍成見
第八章 因性別而決定良好名聲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會有損於道德
結束語：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期待在女性風貌的變革中看到她們道德的進步
第三章 再論關於兩性特質的普遍成見
第九章 論不合理的社會差異所造成的有害影響
譯者後記·一
第四章 論導致女性墮落的各種原因
第十章 論父母之愛
譯者後記·二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女權辯護》一書是在法國大革命的動盪背景下寫成的。大革命在英國引發了諸多論爭：在現今多稱為《革命論戰（英語：Revolution Controversy）》的這本小冊子中，英國的政治評論家們從代議式的政府討論到了人權，討論到了政教分離。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首次加入這場論戰是她在1790年發表的《人權辯護（英語：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該書是為了回擊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英語：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而作的。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出版六周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人權辯護》：其中的一個關鍵論點是權力不能基於傳統；她認為，權力的賦予是出於合理與公正的理由，而不應考慮它們在傳統中的基礎。
1791年，塔列朗在法國制憲議會上發表了《公共教育報告》一文，沃斯通克拉夫特因而受到激勵，決意對塔列朗進行反擊。在塔列朗關於國民教育系統的提議中，他這樣寫道：我們要教育女性，而不是去謀求在憲法中否認她們的優勢，是去了解與欣賞那些確保她們……。男性注定是世界舞台上的表演者。適合他們的公共教育：應發生在他們看盡人生世態之前：僅是在比例上有所不同而已。父系家庭會更適合於女性的教育；她們不太需要去學習如何處理與他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而更需要去習慣安靜與隱秘的生活。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權辯護》中這樣題獻（英語：Dedication）給塔列朗：“很高興地讀完了您最近發表的小冊子，我將本書題獻給閣下：以勸誘您重新考慮這個議題，並充分地衡量我進一步提到的女權與國民教育。”在同一年，法國女權主義者奧蘭普·德古熱發表了她的《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英語：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the Female Citizen）或稱（女權宣言）》，自此，女權這一問題分別成為了法國與英國的政治辯論的中心。
沃斯通克拉夫特沒有完成《女權辯護》的第二部，儘管她的丈夫威廉·戈德溫在她的《遺稿集》中發表了她生前寫好的“心得”，其中的內容“絕大部分都已經打算納入《女權辯護》的第二部”。不過，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她的最後一部小說《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是《女權辯護》一書的小說化續章。而這部在她生前同樣沒有完成的小說，亦包含在了後來出版的《遺稿集》里。
在《女權辯護》一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個中心論點是：女性應該受到理性教育，以給予她們向社會作出貢獻的機會。在18世紀，無論是教育哲學家還是行為手冊（英語：conduct book）的作者，都認為女性不具備理性或抽象的思維。他們認為女性太易受到感性的影響，並太難達致清晰的思維。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凱瑟琳·麥考利（英語：Catharine Macaulay）和赫斯特·沙蓬（英語：Hester Chapone）這些女性改革家們一道，主張女性毫無疑問地具備理性思維的能力，並從而應當受到教育。在她的行為手冊《女教論》（1787年）中，在童書《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英語：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1788年）中，以及後來的《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均指出了這一點。
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呼籲男性——而不是女性——採納她在《女權辯護》中所提出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她認為未受過教育的女性不能夠改變自身的境遇，而必須要依靠於男性的幫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第九章“社會不合理差別的有害後果”的結尾這樣寫道：因而我願意勸服那些富有理性的人相信我的某些看法的重要性，並且說服他們冷靜地盤算一下我這些觀點的整體意旨。我要向他們的理智呼籲；既然作為同胞，我要以一個女性的名義，要求他們的內心具備一點點同情心。我懇求他們去解放自己的伴侶，從而使女人成為他們真正的配偶！男人只要慷慨地打碎我們身上的枷鎖，並且滿意於跟一個有理性的夥伴共處，而不是滿足於她們奴性的屈從，那么他們就一定會發現我們是更規矩的女兒，更深情的姐妹，更忠實的妻子，更有理性的母親——總而言之一句話：更好的公民。在她的最後一部小說《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1798）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用小說的筆調續寫了《女權》一書。一般都認為《瑪麗亞》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為徹底的女權主義作品。
感性批評
在《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針對虛偽泛濫的感性（特別是當時的女性帶有的）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她認為屈從於感性的女性“就連瞬息而逝的情感也會使得她們的內心波動不已”；因為這樣的女性是“她們的感官的犧牲品”，她們便不能理性地進行思考。實際上，她們不但對自己造成了傷害，她們還對整個文明造成了傷害：她們不能讓文明走向高雅，而會讓文明走向毀滅。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與感性並不獨立；她認為它們應相輔相成。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18世紀的重要哲學家休謨來說，激情是其所有理性的基礎。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整個寫作生涯中都反覆提到的一個主題，特別是在小說《瑪麗：一篇小說（英語：Mary: A Fiction）》（1788）與《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中。
與前作《人權辯護（英語：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一樣，《女權辯護》在許多方面反映出了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沃斯通克拉夫特將處於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稱作是“最能表現出（其）本來面目”的人。她亦頻繁地讚美謙遜與勤奮，以及在當時與中產階級相聯繫的美德。除了站在中產階級的立場上呼籲中產階級的精神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對富有階層進行了抨擊，批評他們用她使用的相同論點去反對女性。她指出，富人是“浮華、邪惡和虛榮的”稱“那些懦弱而虛偽的人們超出了她們同胞的正常需求和情感，她們以早熟的矯揉造作的方式摧毀了惟一的道德基礎，並且在整個社會中傳布了腐化墮落的不良風氣”。
《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為“英美女權主義歷史上的奠基之作”。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與理論具有明顯的逾時代性，在她所生活的那個“厭女主義”（misogynist）社會背景之下，她為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權利所付出的努力屢屢被社會主流所誤解，然而她的女權主義理論卻深深影響了包括埃瑪·戈爾德曼（Enema Goldman，1869一1940）與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 1941）在內的後世作家，以及諸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一1986）與凱特·米利特（Kale Millett 1934一）等當代思想家，奠定了女權主義的論辯傳統與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