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勞教農場

中國作家楊顯惠著有《夾邊溝記事》一書，專題紀錄這段悲慘的歷史。

摘要

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這裡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恰逢中國大饑荒，糧食定量急劇減少，約1500人飢餓而亡。

夾邊溝

地理位置

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是甘肅省勞改總局於1954年7月開辦的一個國營勞改農場，它的場部是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修建起來的，離夾邊溝村約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東北約30公里處，夾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東南面叫臨水，北面叫北灣，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稱作毛家山。這裡土地貧瘠，多為戈壁荒漠，面積約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於清水河在這裡流淌，所以溝渠縱橫、田連阡陌。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縣。這裡的土地大多是勞改犯們在荒灘上開墾出來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長城的土填埋出來的。

歷史背景

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夾邊溝的勞改刑事犯留下了一部分刑滿釋放的骨幹，大多被遷到馬鬃山勞改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教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其後，開始陸續往這裡押送思想政治犯，有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壞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六十八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七十八人，還有些與領導頂嘴不聽話被捆綁來而沒有檔案的，也有單位還沒有定性的，還有在大學裡被拔了白旗的大學生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幹部，也有其它農場不聽話的右派轉送到這裡來的。

夾邊溝

1958年最高峰時，夾邊溝農場向省勞改局匯報的犯人數為3074人。但犯人陸續餓死或逃跑，又不斷補充從別的農場來的不聽話的右派分子和拔了白旗的大學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以，實際來過夾邊溝的勞教犯人，要超過犯人最高峰時的上報數字。夾邊溝農場條件惡劣，勞動強度大，加之從上到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浪潮高漲，管教對犯人越來越嚴厲，所以，當時有些右派聽說要把他轉到夾邊溝農場，嚇得腿子直打哆嗦。夾邊溝農場有共產黨員也有各民主黨派的人士。

其中，1958年時女犯人曾達到32人。勞教犯們住的四合大院是原先勞改犯們住過的地方，周圍是高不可逾的大牆，只有一處大門，大牆角落有高高的崗樓。犯人們都住在可容百餘人的大監舍內。1958年5月份以前全場為一個大隊，10個小隊；6月份開始劃分農業隊、基建隊、副業隊；1958年底開始建新添墩作業站。

組織構成

農業隊為7個小隊（梁進孝為隊長），基建隊為6個小隊，另有科研組、醫療組、工業組、木工組、鐵工組、磨麵組、養豬組等專業小組。夾邊溝農場為科級單位，下設教育股、財務股、生產股、後勤各股。生產股為農業、副業、基建三個大隊。大隊長、教導員、中隊長、指導員由農場管教幹部擔任。各大隊里有若干小隊。大隊和中隊的文書、統計、糧秣、司務長、上士，小隊長、班長，從勞教人員中挑選充任。還有一個直屬中隊，下設三個小隊，即服務隊、園林隊、蔬菜隊。服務隊包括馬號、豬圈、羊圈、磨坊，共40人，下設4個班；園林隊、蔬菜隊各30人，各設3個班；直屬中隊共100人。一個中隊是一個一伙食單位。直屬中隊100人，加上在場部工作的右派，共120多人，是一個一伙食單位，就是馬號的人原來吃飯的食堂。這個食堂由於有豬圈、羊圈、磨坊和蔬菜，家底比較厚，一伙食相對比較好。

其他

還有一個醫務所。場部設一個食堂。由於管教幹部不足，勞教犯人不能當中隊長，實際便沒有中隊幹部的中隊稱為小隊，小隊長由犯人充任。到了明水農場後，增加了輕勞隊和病號隊場內有供銷社、郵電代辦所、場部醫務室、伙房等等。場部共有管理幹部和警衛三、四十人。農場黨委書記為張鴻，場長劉振玉。

事件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這個位於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昔日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么多人。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飢餓。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知識不甚了了，於是一年四季里，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

飢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他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藉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7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他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一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他們只能煮乾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掉，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瀉，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顧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裡。

到了明水之後，這些人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死神無情地降臨到他們頭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誰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幾個犯人怕什麼？乾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

由於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埋人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人們稱之為“鑽沙包”。

相關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了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夾邊溝農場被撤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