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顯惠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甘肅東鄉
- 出生日期：1946年
- 職業：作家
- 畢業院校：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
- 代表作品：《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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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教育
1975年畢業於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
工作
1965年參加工作，歷任蘭州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小宛農場農工、服務社營業員，酒泉農墾中學教師，輕工部大清河鹽場宣傳科幹事，河北省作家協會契約製作家，輕工部塘沽《鹽場報》編輯，天津市作家協會作家。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楊顯惠
楊顯惠成就
作品1
簡介
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對丈夫的一腔忠貞，她完全不明白這場橫禍是怎么來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螻蟻一樣說餓死即餓死了，死後拋屍荒野無人收。她帶來的食物分給諸難友的爭搶場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現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嬌弱，越是顯現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與荒涼的夾邊溝形成強烈反差，她幾千里尋夫、哭夫、直至堅持背回丈夫遺骨的行為就越是讓人肅然起敬，作品悲劇性的控訴力量也就越強。小說的結尾很妙，多年後，小說的敘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尋覓這位上海女人終又放棄了尋找，上海女人遂從作品中徹底逝去，給讀者一個悵惘的遐想空間，可謂餘味無窮。事實上，《逃亡》、《飽餐一頓》、《賊骨頭》《夾農》《李祥年的愛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的淚下之作？
梗概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的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位於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5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評價
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對生命的珍重，對人的權利和尊嚴受到深重傷害的深層次表現——主要不是從政治的層面，而是從文化的和人性的層面。作者筆下的人是複雜的，兼具感性與理性，意識與潛意識的豐富的人。
作品2
梗概
這部《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的絕境”，“夾邊溝”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專區”是1960年左右的“大饑荒”在甘肅省內的一個“重災區”。作者在忠實史料事實和當事人陳述事實的基礎上，創作出一個個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獨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紀實性的語言，平實的語調，將一幕幕飢餓與死亡的慘烈情境撕裂在人們眼前。其實，對中國當代歷史略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饑荒 ”的災難有一定的心理預期，為什麼這些作品會一次次衝破人們的心理疆界？這是因為現實“絕境”的殘酷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是作家虛構不出來的。這些以細節構成的個人的故事，使慘絕人寰的災難變得具體可感，將之銘刻在我們的情感記憶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數字和話語所模糊遮蓋，逼迫要繼續活下去的人們不得不面對、反思。我們常說，文學的力量在於虛構，但在這樣的真實面前，你會覺得一切虛構都失去了力量。
定西孤兒院
定西孤兒院評價
這些年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不斷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於它 “寫真實”的能力被許多人所質疑。楊顯惠的作品再次向人們顯示了，當代作家繼續使用寫實手法可能達到的表現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觸目驚心的歷史現實尚未被文學有力地表現、甚至被刻意遮蔽的當下環境中，這種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作品3
梗概
《告別夾邊溝》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它們畢竟是藝術品，是小說——紀實性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由於事件本身長期的隱蔽性和一朝揭開真相帶來的震驚，由於素材來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這部以夾邊溝事件為原型的作品很難不採取紀實小說的方式，它甚至也無法擺脫採訪體和轉述體等等新聞手法的運用。應該承認，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來自基本事實的驚人，但是，倘若沒有作家主體的創造性重構，也絕不可能擁有現在這樣強烈的震撼力。
告別夾邊溝
告別夾邊溝目錄
序：陰霾里的一道閃電
上海女人
走進夾邊溝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
驛站長
賊骨頭
憎恨月亮
飽食一頓
逃亡
堅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關
一號病房
許霞山放羊
夾農
在列車上
這就好了
醫生的回憶
鄒永泉
告別夾邊溝
後記
口述親歷
餓
我祖籍在甘肅東鄉縣，到我父親那輩人已經來到蘭州，我就是在蘭州長大的。饑荒年代，城市裡還算不錯，基本能保證不餓死人。1960年前後我在上國中，每月口糧30斤，到高中時變成32斤。1970年趕上工農兵大學生第一屆招生，我在甘肅師範大學念數學系，每月還有30塊錢的工資。為什麼學數學？名額就是數學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師大有個農村來的同學，跟我同歲，後來當了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倆去搞過兩次“外調”———在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就會收到有些地方寄來的舉報信，說某某學生家庭有問題，有過什麼歷史污點之類的。因為當年工農兵學員都是推薦上大學，僧多粥少，肯定會有人認為推薦不公平。系黨支部要核實這些舉報信的情況，就派我和這個同學去基層調查，我們跑了兩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區，我同學家在定西的通渭縣，1975年的那天，在縣城裡，他說我們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們就往他家走，沿著山路到離縣城很遠的村里去。到了他家，我很吃驚，太窮了，連一間房都沒有，就是拿土塊壘的拱形窯洞。他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當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弟弟，三個人睡在炕上，合蓋那一床被子。他母親和衣睡在廚房裡，他父親吃過晚飯就出門了，我想可能是去親戚家睡了吧。
這同學就給我講，他家在1960年饑荒的時候拆掉了房子，木頭都換了糧食吃。他親生母親當年餓死了，這個是他繼母，他還有個妹妹也餓死了。沒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兩三年，直到饑荒過去，十五年了，他家還是住在窯洞裡，蓋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村里轉悠，走到生產隊的麥場上。他指著一堆麥秸說，昨晚他父親就睡在這裡。
然後走到一個院子門口，他說這裡住著一個朋友，我們去看看。我見有隻黃狗在地上臥著，就說你先過去，把這個狗抓住，不然狗認識你，不認識我，咬我怎么辦。他說沒關係，這狗不咬人。我看他說得肯定，就走過去。
經過那隻狗旁邊的時候，狗抬起頭，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們走進院子。他說：你知道那狗為啥不咬人？
我說：為啥？
他說：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田間聊天
那已經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這個同學家裡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值不上我兩個月的工資。他們吃的是人民公社，憑工分能分到一點糧食。你知道一個工分多少錢嗎？一個人勞動一天，掙十個工分，換算下來等於兩分錢。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糧食，用了多少柴火，會計都有記賬的，到年底公社結算，你勞動掙的錢還不夠吃掉的錢。
那兩天給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寫第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寫上了這段見聞。那篇小說題目叫《隴上七月》，後來發表的時候，雜誌編輯覺得“隴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寫甘肅的，就給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後，我一生都在寫甘肅。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幾年來我從沒寫過天津，寫農村，寫歷史，這輩子可能都寫不完。到農村去，貧困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在學校里我們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鬧饑荒，餓死人了，沒想到直到1975年他們仍然吃不飽。2003年我重返定西調查孤兒院的情況，問過那裡的老人，什麼時候才吃飽肚子了？老人們說，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頭一年承包了還不行，因為土地在集體經營時代已經貧瘠至極，要經過一兩年的農民自主耕作，糧食才能打下多一點。
師大畢業以後，我又回到農場當教員，有一回帶著學生去勞動，碰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農場場長。我們在田間地頭聊天，他就給我講起了夾邊溝。
夾邊溝在酒泉境內，沙漠邊上，最初這裡建立農場，是因為有一小片鹽鹼地，開荒出來的話能養活四百人。咱們國家解放後關押了很多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舊職員，罪行嚴重的槍斃了，罪行輕的就判刑。到上世紀50年代有些人刑滿釋放，不能讓他們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業農場”，夾邊溝是其中之一。
只能養活四百人的鹽鹼地，來了三千多右派，於是很快就缺糧。對外告急沒有用，全國都在鬧饑荒。那時候勞教其實比坐監獄還慘，監獄有國家調撥的囚糧，勞教農場只能自己種糧，種不出來，就得餓死。
後來我多次到夾邊溝實地探訪，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確實超乎想像。零下二十幾度的冬天，沒有任何辦法取暖，人們住在“地窩子”里。我當知青時也住過這種地窩子，就是地下挖個坑，拿大圓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點草蓋上，人就睡在坑裡。1959年夾邊溝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長期吃這么少，勞動強度卻很大，誰也耗不起。
不逃走
人在餓到不行的時候，不會逃跑嗎？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控制嚴密。你到哪都會碰到查戶口的，要是沒有單位介紹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連旅館都不給你住，飯店都不賣飯給你。其二，右派們很多都是國家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我跟著黨走了這么多年，幾年後釋放回家，還能找個工作，重新做人。
況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講個真實的故事吧：定西地區通渭縣和鄰縣交界的路上，當年設有一個哨卡，幾個民兵守著。一天來了一家人，是夫妻倆帶著幾個孩子，說餓得不行了，想到鄰縣去。民兵們就給攔住了，說你們回家去，並且派一個民兵押送這家人回去，我們暫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裝了幾個饅頭背在身上，準備把這家人送回去，再把饅頭給他們。
一行人就這樣上路了。過了兩三個小時，民兵甲回來了，饅頭還背在身上。別的民兵就問他：怎么這么快？
唉，走到一個山樑上，他們說沒力氣，坐下歇會兒，說什麼也不走了。我沒辦法，就回來了。
那你怎么不給他們饅頭呢？走不動了就吃饅頭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說。
這件事是當時在場的另一個民兵後來講給我的，就叫民兵乙吧。過了兩天，民兵乙走這條路去辦事，就看見那一家人還坐在山樑上———他們坐下去就沒起來，大人孩子好幾口，全都餓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斷的年代，有餓死的，也有撐死的。夾邊溝有個右派，趁麥收時到地里偷吃生麥子，吃完還喝了開水，結果到晚上，麥子在他肚裡發酵脹大。他翻滾號叫了一夜，還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幹部召開批判大會，指著他的屍體說：“這種人不服改造，挖社會主義牆腳，現在自取滅亡！”這個右派的老婆就在現場，都不敢哭出聲來。
夾邊溝
地名，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總面積4.7萬平方公里。夾邊溝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饑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
那個年代
我再講個故事。有個生產隊，隊長是從外村派來的。當大家飢餓的時候，知道隊里倉庫還有一點糧食，村民們就跟隊長說，大伙兒餓得不行了，你把糧食分點，給大家吃。隊長說不行。村民們想來想去，一定要想辦法把糧食分了，怎么分呢，就決定把隊長打死。
有一天隊長從村外回來，路過生產隊的羊圈。幾個村民就在羊圈裡待著，有人出來喊隊長，說你進來一下，我們有點事跟你說。那時候隊長已經覺得村民們對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裡都提著一根鐵棍。隊長就進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還是不高，對方好幾個人呢。隊長和他們講話的時候，背後就有一個青年，拿根繩子突然套住隊長脖子，然後一使勁，把隊長扛起來，就勒死了。
那天下著雪，羊圈後面山谷里有個水衝下去的深坑，我們西北人把這種地方叫“窟泉”。幾個村民就把隊長的屍體扔進了窟泉，然後把羊趕出來，在附近亂踩一通，破壞現場。可是公社裡本來通知這個隊長第二天去開會，隊長沒去，公社就派人來找。雪地里有隊長留下的腳印，到羊圈附近就變得亂七八糟，雜亂的痕跡一直到窟泉邊上。最後，隊長的鐵棍找到了，繼而窟泉里的屍體也被發現。那幾個村民就承認打死了人，糧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組下來，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誰？最後就抓了用繩子勒隊長的那個青年。抓走還沒判刑呢，青年就餓死在監獄裡。
那時候每個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兒院，有的不叫孤兒院，叫幼稚園。很多家庭，父母餓死了，剩下孩子，聽說孤兒院管飯吃，大點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給送去。可是孤兒院也吃不飽，孩子們還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時吃慣了草籽、樹皮，突然到孤兒院裡吃上了白面，腸胃適應不了，上吐下瀉，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坐著坐著就倒下去。
我在農場當教員的時候，就聽說附近還有個飲馬農場，那裡有個連隊，都是從定西地區來的孤兒，是農場到定西孤兒院招的農工。2003年我寫完夾邊溝，準備寫定西孤兒的故事，就到飲馬農場去尋找，認識了一個當年的孤兒。他給我講，他們那個大家庭五十幾口人，1960年以後剩下11口。這個人同意給我帶路，連續三年時間，我訪問了150多個定西孤兒。他們如今大部分都是農民，依然貧窮，有些是國家安排工作，當了工人，上層右派，原本是縣級幹部，摘帽以後還回去當幹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國小教師之類的普通職員，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資三四十塊錢，或者高一點到五六十塊錢，1978年以後給他們恢復工作，還是每月幾十塊錢。他們的人生，有20年時間在農場度過，恢復原工作乾不到三五年，也就該退休了。等到改革開放，全國人民的工資都上漲，咱們掙兩三千的時候，他們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塊錢。
我覺得，如果以後還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話，夾邊溝問題的餘地還很大。但是要抓緊時間了，十幾年前我開始調查的時候，估計倖存者應該有二百多人，現在活著的還有沒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過些年，可能他們去世的會更多。沒有親歷者在世，就再不會有故事，夾邊溝就要變成純粹的學術問題了。
消失傳統
至於我自己，我不寫饑荒了，作家不能總是重複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學》連載《甘南紀事》系列，寫的是甘南藏區牧民生活，寫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化前進的腳步。甘肅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環境差異非常大，甘南很美，山清水秀，民風淳樸。
這幾年我總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變化，比如吃飯，除了傳統的蕨麻米飯、青稞炒麵、酥油奶茶之類，他們也開始吃漢族人的饅頭、烙餅、麵條。服飾方面，他們平時也都是夾克西裝。傳統的習慣慢慢淡化，但他們內心還是保留著民族的特性，在社會轉型期，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狀態。比如兩個年輕人打架，動了刀子，打死一個。他們不會立刻報警，藏民的處理方式是，首先由雙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員會主持談判，談出一個賠償的命價，比如20萬塊錢。兩家人協商同意的話，就不去法院了，賠錢了事。可是有時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讓，法院覺得你殺人了難道法律管不著你？就去把人抓掉。
兩個男人因為偷牛的事情打起來，打死一個，活著的被抓起來，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說我家給你家賠命價，你們去公安局說說，讓他們放人吧。結果公安局不聽，把殺人的判了個死緩，死者家就沒拿到賠款。
過了十多年，死緩改有期，表現好再減刑，殺人的這個男的就獲釋了。聽說仇人釋放回來了，死者的遺孀就把三個兒子叫來，她這三個兒子最大的二十多歲，小的也有十八九歲。這女人就說，你們的殺父仇人放出來了，你們都成人了，知道該怎么幹嗎？
三個兒子回答：知道。
過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個法事活動，這弟兄三人覺得他們的仇人會去參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動結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那人已經很老了，看了一會兒面前的三個小伙子，說，不知道。
是你殺了我們的父親。
喔，老人明白了，說，好吧。
這三兄弟，老二老三擰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來劃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斷了。
然後他們就去投案。老大被槍斃，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結束後，村里人就說那個婦女：你早該知道，在兒子們面前不要講過去的事情，你非講，你的兒子一個斃掉了，兩個判刑了，你高興啦？
我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只是虛構了地點和人名。那個孤獨的女人回答說：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事，兒子長大了，就要活得像個男子漢。
專訪
作家楊顯惠採訪到甘肅定西的一個老人，這位1960年春天參加過搶救人命的幹部告訴他一個慘絕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還有一個當年的孤兒也告訴過楊顯惠人吃人的故事。
這樣的細節，後來都被楊顯惠寫進了有關大饑荒時期的紀實小說《定西孤兒院紀事》。
從2004年初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系列相繼在《上海文藝》上發表。一個讀者給編輯打電話反覆問：“小說里寫的吃人都是真的嗎？”於是這位編輯給楊顯惠打電話，說自己看到這些文字，也脊背發冷，他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些故事是真的嗎？”
楊顯惠回答：“‘吃人’的事絕對真實，這種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虛構的。”
他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知青的楊顯惠就在閒談中零零星星聽說，甘肅十一師四團——位於玉門鎮的飲馬農場——那兒有一個從甘肅定西專區來的孤兒們組成的連隊。他一下子就記住了“定西孤兒”——1990年，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飲馬農場深入生活掛職任副場長，利用這個機會弄清了一個問題：災難的3年過去，定西專區緊急成立了一個專區兒童福利院，接納過六七百名孤兒。同期，定西專區的各縣、鎮，重災區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兒童福利院或幼稚園，共接納孤兒超過5000人。這個時候，寫“孤兒院”的想法從他心底冒了出來。
楊顯惠
楊顯惠在通渭地區的村子裡，一位老人給楊顯惠講，他那時候（1959年）還是個孩子。他家鄰居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頭一天他去鄰居家，看見那個小女孩在院後的菜園裡拔韭菜，過一天再去，女孩不見了，毛角子（小女孩的頭髮用頭繩紮成兩個小刷子）在水缸上搭著。
於是，楊顯惠在《黑石頭》一文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扣兒娘把扣兒煮著吃了，“一推開門，扣兒娘正燒火哩……他剛進灶房就聞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鍋里冒出來的……他突然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他立即嚇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軟了。扣兒娘扭過臉問他：你站著咋哩？他看見扣兒娘被灶火照得紅赤赤的眼睛……”
一個孤兒還記得，1959 年春天，大煉鋼鐵失敗了，他大（爸爸）說過，就煉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當時家裡還在地下埋著兩缸苞谷（玉米），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里叫把家裡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共產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裡存糧食乾什麼！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產主義，只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
可是搜糧隊拿著鐵棍把院子、豬圈、廚房和住所都搗遍了，漿水缸都用鐵棍攪著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來了，還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說，不敢吃，叫隊里知道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裡不準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家裡人都快餓死了，大半夜裡煮了兩次，第三次就叫隊上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大被批鬥得鼻青臉腫，眼睛腫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隊長帶人把苞谷挖走了，連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餓死了，瘦成了一張皮。“她趴著睡，就像一塊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著，給些谷衣湯她就喝上一口，不給也不出聲。後來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為谷衣、蕎皮湯喝上後她排泄不下來，掏都掏不出來。”
食堂給清湯湯喝，出門要飯也不敢白天走。上頭不叫要饃饃去，說要饃饃影響不好，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哩。食堂關門以後，孤兒鄭成義記得，村里餓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還不埋，用麥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溝里，狼吃狗啃。這是一種習俗，沒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為安。
另一個孤兒記得搜糧隊把人腿打斷，大冬天把別人家炕打塌。爺爺餓死了，家裡人都沒有力氣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東一個西一個撇著沒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過去。死去的爺爺就在炕上放了3個月，“臉皮都乾乾的，胳膊腿也乾乾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紙貼在木頭棍子上，爺爺變得輕輕的了，翻過身後背上的骨頭就扎出來了，原來爺爺的後背腐爛了。”
和姐姐一起要飯的孩子，在臘月二十幾的夜裡，快要凍死的路上，碰上一個羊圈，放羊人咋說就是不讓他們呆：“我答應你們兩個在這達過夜，你們給我啥好處哩？”姐姐哀求著：“乾大，你可憐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門就得凍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說：“是你不可憐你兄弟！領上你兄弟走，滾出去！”
年紀還小的弟弟問姐姐：“他要做啥呢，咋這么凶？”
姐姐光是哭，終於對弟弟說：“睡吧，你先睡。姐等會就睡……”
放羊人這才笑了，說：“這就對了。把你個要饃饃的，還高貴得很！你當你是啥人？皇親國戚？青枝枝綠葉葉？”
楊顯惠
楊顯惠在《走進孤兒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凍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書記帶著人突然走了過來。餓軟了的人體質虛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來，書記已經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無法無天了！”說著話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腳，“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嗎？我是黨委書記！你膽敢在我臉前尿尿，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你們給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負責！”
楊顯惠採訪的一位老人，當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勞改隊里勞動改造。因為老婆憋不住尿，她對負責人說：“我要尿尿。”負責人說：“你尿什麼呀尿？是想偷懶了吧！”她說：“我真的要尿！”負責人說：“那你就在這裡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湊巧，公社書記就在附近，書記拿起田埂上的钁頭，把她一頓毒打，理由是她“在書記面前尿尿了”，“不給書記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陽穴上，當時就死了。過去了40多年，老人給楊顯惠講起來還是老淚縱橫：“我女人，一聲沒出就死了，一個人就沒有了。”
楊顯惠少年時代學過繪畫，他一直記得，俄國畫家蘇里科夫畫了相當於一個小城鎮人口的素描，才創作了《給沙皇寫信》一畫中的哥薩克群像，所以那幅畫驚心動魄——因此，楊顯惠訪問了100多個右派，寫了一部《夾邊溝記事》；訪問了150名孤兒，寫了一部《定西孤兒院記事》。他為自己作品的真實做了這樣的解釋：“我的作品是用誠實的態度講述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但‘真實的故事’是除了個別的故事寫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虛構；這十之八九又都隱約晃動著真人真事的影子，虛構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實的細節。”
錐心的黑眼睛
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一書的寫作一個月之後，楊顯惠不得不停下來，他的心臟痛得厲害，不得不住院治療。在醫院裡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裡開始寫作。那段時間，他“整天以淚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間還有這樣的事情”。
楊顯惠說，自己是個笨人，不會打字，收集來的素材都寫在本子上，交給女兒打，女兒打累了，妻子再幫著打。經常的，女兒流著眼淚打不下去，妻子接過來，也流著眼淚打不下去。
女兒說，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歲的孤兒秀秀到死也沒合上的黑眼睛。
當時各地送來的孤兒把孤兒院擠得滿滿的，拉痢疾的，換肚子的……大的，十二三歲，小的，才兩三個月。進了孤兒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頭，他們原來的頭髮里長滿了虱子。他們的步態就像剛學步的嬰兒，有的又像是殘疾人一樣，走路時一顛一顛的，就要跌倒的樣子。他們有的浮腫，頭就像南瓜一樣大，身體像水缸一樣粗，有的瘦得像樹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蕩蕩的。有的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頭歪在肩膀上，垂在膝蓋上，坐著坐著就躺倒了。曬太陽的時候，東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們的骨頭沒有支撐頭顱和身體的力氣了。
雖然在孤兒院能吃上麵粉了，可是孤兒們是吃過野菜野草的，心裡有一種可怕的飢餓感，總是餓得心慌。娃娃們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進嘴裡的東西，抓起來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則去偷糧店的苞谷面和紅薯乾。
最頭痛的還是換肚子。
這些娃娃在家裡沒了父母，沒吃的，成天在麥場拾麥顆顆，吃草籽，吃蕎皮，吃葛蓬。榆樹皮磨成面煮湯是他們最好的吃食了。他們的腸胃已經習慣了吃草，進了兒童福利院，吃白面饃，吃豌豆面的散飯和攙了洋芋塊塊的禾田面的湯麵條，很多孩子的腸胃反倒不適應了，拉痢疾，嘔吐，頭上長瘡，人軟得站不起來。娃娃們和福利院的老師以及保育員把這種現象叫“換肚子”。
3歲的小姑娘秀秀當時就在換肚子，腿軟得站不起來，在台階上坐著，看見幾個恢復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從台階上爬下來，往人多的地方爬。
這娃娃除了一雙大眼睛撲棱撲棱地動，身上已經沒一點精神了，靜靜地躺著，臉白得像一張紙，頭皮光溜溜的泛著青光。秀秀的臉上有一道傷疤，從鼻樑到左臉。她告訴保育員上官芳，這是二媽砍的。為了搶媽媽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媽提著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給，二媽砍了一刀。
福利院開辦以後還是經常死人。有些孩子雖然什麼病也沒有，但生命已經到了盡頭——太虛弱了，一天吃6頓飯，吃寶貴的點心，吃奶粉，死亡的結局也不能逆轉。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時候一天就死幾個。
秀秀又拉血又拉膿，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聲也不吭，總是睜著一雙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著痛苦。
最後一個夜晚，3歲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員上官芳的一個手指頭，說：我大我娘（都已經餓死）從床頭出來了，他們看我來了，我存下的饃饃還有五六個，你給我娘給給。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來醫院，護士說秀秀沒了，臨死難受得眼睛睜得圓圓的，死了還睜得圓圓的，眼皮沒合上。上官芳說，你把太平間的門開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兒去。護士堅決地拒絕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開了，那護士很堅決地說：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閉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新舊五代史上也曾記載：“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戰爭往往是大災荒、大瘟疫的根源。飢餓可以使人瘋狂，可以使人獸性大發。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隨之而來的 1960年的飢餓，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是一個模糊的幻影——這是一段並不遙遠的歷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沒有戰亂和大旱大澇的年代，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
1998年，曾經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位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在書中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和規律。
在饑荒分析領域，他向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傳統觀點認為饑荒最重要的解釋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是惟一的解釋。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國、愛爾蘭、中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發生的饑荒後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農作物的歉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即使農作物歉收了，饑荒也可以通過認真的再分配政策來抵禦”。
1958到1960年，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地區和河東的定西地區是重災區。在楊顯惠仔細讀過的《通渭縣志》（1990年版）第三編中有這樣的記錄：“1959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縣是一個28萬人口的中等縣，3年大躍進過去，僅剩18萬人口——7萬人死亡，3萬人外流。80年代修志時，編撰者把這次慘烈的饑荒單列一章撰述，因為省地方志委員會的干預，他們不得已將這一章取消，而將其內容散布於各章之中，同時使用了“人相食”這樣不那么刺激的語言。《通渭縣誌》的編撰者們認為，縣誌若不能反映那次災荒的慘烈，他們就無顏面對全縣的父老鄉親。
這樣的編撰者更激起楊顯惠寫作的勇氣。
《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飢餓的絕境”，在這絕境中，他又寫到兩位特殊的母親。
1959年，孤兒殷占嶺的娘把他14歲的二姐叫到一個窟泉跟前去，說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來。二姐下去了，娘再沒往上拉她，二姐就餓死在窟泉里了。
娘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餓得皮包骨頭，走路都搖搖擺擺的，有一天二姐餓得受不了啦，鑽進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隊長看見了，隊長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飯停掉了，不給湯了。隊長還跟娘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哩！三四天過去了，隊上還是不給打湯，眼看著一家人都要餓死，娘就把二姐丟進窟泉去了，“沒辦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顧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計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頂門哩 ……可是隊長又把這事反映到大隊去了，說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溝里絆死了，我娘被抓起來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為我把監獄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釋放了。她手裡還拿著兩個在火車上買的麵包，沒捨得吃，給我拿來了。”
母親去世後，朋友說，有條件去城裡頭生活，這個山溝里有啥蹲頭！殷占嶺說，我的老娘埋在這達了，我想守著我的老娘紀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兒土寶寶的大妹子餓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見了，他問村裡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飯。村裡的人看他可憐，東家給一口湯，西家給一口湯，再就是在麥場上抖麥草，拾糧食顆顆，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時一天能抖出一二兩，有時一顆糧食也抖不出來。有一次，草垛塌了，把兩個娃娃壓死了，也沒人來找，沒人來救一下……後來才進了孤兒院。14歲從孤兒院回來，土寶寶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沒有認娘。直到要娶媳婦了，他進了娘的家，叫了一聲娘，說我看你來了。娘正在餵豬，看見土寶寶，聽見孩子喊他，啪嗒一聲，手裡的豬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雙手蒙住了臉，放聲大哭，哭得站不起來。
土寶寶也有了孩子，這已是1980年。土寶寶問娘：家裡咋個相？娘說，好了，吃飽了。娘又問他：你那裡咋個相？他說好著呢。娘說，好就好，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一家人又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終相信，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就在為了孩子能去孤兒院有口飯吃、把自己吊死的母親身上，就在光景好了還守在山溝里、想陪著去世的老媽媽紀念老媽媽的兒子身上，就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
如今，在定西專署兒童福利院的舊址之上建起了定西縣醫院，從前兒童福利院的痕跡幾乎找不到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孤兒大多是沉默的，在楊顯惠的再三詢問下，他們依然閃爍其詞。但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著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採訪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個笨人”，但或許當今中國文壇不缺少“聰明人”，惟獨缺少“傻子”——“我沒有多么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歷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