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合邦論

大東合邦論

大亞細亞主義”理論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90年代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面對歐洲列強對亞洲的滲透和侵略,日本應當與支那中國)“合縱”,應當與朝鮮“合邦”,統一建成一個新的國家,名為“大東”,以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

基本介紹

  • 書名:大東合邦論
  • 作者樽井藤吉
  • 類別:政治
  • 出版時間:1910
作者簡介,全書十六章,基本主張,朝鮮合邦,中國合縱,比較,

作者簡介

樽井藤吉(1850~1922),號丹芳,出生於奈良縣的一個木材商家庭,但年輕時即因參與政治活動不得志,轉而專心琢磨日本如何對外開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鮮半島未遂,後又參與組織“東洋社會黨”,因違反政府集會條例被監禁一年,出獄後積極參與“玄洋社”等右翼團體的政治活動。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來華,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動,為了培養在中國活動的人才,樽井和平岡浩太郎、中江篤介等人策劃在上海成立“東亞學館”,回國後繼續從事政治活動。樽井早在組織“東洋社會黨”時,就有了“大東合邦”的思想,據樽井在《大東合邦論》的“凡例”中稱,他在入獄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寫好了《大東合邦論》的草稿,入獄時丟失。又經過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東合邦論》為題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當時他為參加眾議院選舉而臨時改的姓名。該書全部以日本式的、不無生硬的漢語文言寫成,樽井自稱這是為了使“朝鮮人支那人皆讀之”,聲稱即使“大東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補學理者矣”。1910年該書再版,再版本於初版本稍有添削,但內容基本相同。

全書十六章

序言》《國號釋義》《人世大勢》(上、下)、《世態變遷》(上、下)、《萬國情況》《俄國情況》《漢土情況》《朝鮮情況》《日本情況》《日韓古今之交涉》《國政本源》《合邦利害》《聯合方法》《論清國宜與東國合縱》等。

基本主張

樽井認為,當今國際關係中存在著“競爭”和“親和”兩種不同的形態。在歐洲那樣的“異種族混合”的社會中,優勝劣汰的競爭是自然的,“競爭”也帶來了西洋文明的發達。但是,在東洋這樣的統一的“單一種族繁殖”的“黃人”社會中,“競爭”是有害無益的,而應該奉行與“競爭”相對立的“親和”原則。樽井把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民族都看成是“單一種族”。當然他所謂的“單一種族”,絕不是科學的民族學的概念,而只是一個國際政治的概念。眾所周知,單一民族的標誌不僅僅是膚色,還有語言、歷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區域等多種複雜因素。樽井把歐洲說成是“異族混合的社會”時,沒有考慮歐洲是“白人”的社會,而在把東亞說成是“單一種族”的時候,卻僅僅以“黃人”的膚色為根據。他堅持這一雙重標準,目的顯然就是要說明東亞是“一種族”的,因而有著“親和”的基礎。他在《世態變遷》(上)中寫道:
凡社會由一種族成者,親愛之情為厚;親愛之情厚,則倫理自存。倫理存,則和順之習成性,和順成性,則尊父老;尊父老則裁製者起;裁製者起,則協力分勞;協力分勞社會因以創焉。故社會以一種族成者,其秩序自成族制;族制既定,則人民自治。而自治所重在教化,不在法律也。故漢土上古,以無為治天下。
既然是“單一種族”,就需要“親和”,而“親和”的結果,就是要“大東合邦”。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樽井藤吉提出了“大東合邦”的構想。他提出了“大東合邦”的兩個步驟。第一就是與朝鮮“合邦”,第二是與中國“合縱”。

朝鮮合邦

樽井藤吉認為,為了使朝鮮免遭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中國的控制,必須把朝鮮置於日本的保護之下,使其與日本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在序言中指出:“日韓合併之事,假令不成於當日,而他日豈無契約之機哉!就宇內大勢而察之,二國各自獨立者,非千歲之長計也。”

中國合縱

樽井在《論清國宜與東國合縱》一章中說:其實大東合邦,應該包含清國,但清國太大,並非僅僅依靠協定就可以合邦,何況境內之韃靼蒙古西藏等,恐不服從。所以當前只能指望與清國“合縱”。即使日本與清國難以“合邦”,也可以先實現“合縱”。這種“合縱”是“大東合邦”的基礎,而“合縱”則對清國極有必要,他認為“清國今日之憂,實在西南及北方,倘失策於東方,則四面皆敵也”,清國面臨被西洋列強分割的危險,而清國只有與日本聯合起來,才有能力抵抗西方的侵略。而且“今清國與我東方合縱,而根本鞏固,則〔漢人〕雖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勞兵,而制漢族之心也”。樽井認為,“合縱”應該以日本為主導,因為日本已經“文明開化”,成了先進國家。而清國則不然,樽井在《漢土情況》一章中,列舉了“支那”的九條壞處,其中包括:支那人首先與西方人簽訂不平等條約,甘受西方白人的侮辱,開了一個“惡例”;而“我國欲除此惡例,使我同種人一新面目者有年矣,顧清廷漠然不介意”;清廷割讓香港,使英國人有了進一步侵略東方的根據地,必殃及東方各國;清廷屈服俄國壓力,使俄國勢力侵入黑龍江以南,使日本和朝鮮增添了北方的憂患;清廷將藩屬國越南拱手讓給法國,使法國人得以利用越南與東方同種各國為敵;清廷沒有對緬甸採取應有的懷柔措施,致使緬甸為英國人所據;清國盜賊橫行,人民萎靡,男人喜食鴉片,女人願裹小腳,思想拘束,學問不長進……如此等等。總之,他認為清國惰弱頑鈍已成積習,一旦為白人所據,而又奈之若何。所以“清國長計,在使其不足恃者為足恃……大東合邦,清國有益無害……日韓致盛大,則是為清國之強援也”。在他看來,通過同一種族“親和”的方式,以日本為盟主,建立“大東國”,對清國和朝鮮都有好處。樽井強調“大東合邦”的目的是為了應對西方的入侵,在《世態變遷》(上)中,他說:“今日百人所以呈毒爪銳牙者,欲為宇內之贏秦也,我黃人甘為六國乎?余復何言哉!不甘為六國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講也。”他強調,當前是世界劇烈競爭、優勝劣敗的時代,“且競爭劇,則優勝劣敗亦甚速。猶春秋之列國,遂為七雄,七雄亦不久,遂為。嗚呼,東亞諸國不講使彼不得為秦之策,則彼遂為秦矣”。

比較

樽井的“大東合邦”論,不同於維新佐藤信淵吉田松蔭的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論,相反,卻是以儒家教化德治加以包裝的、建立在近代種族主義基礎上的具有“懷柔形態”的日本侵華理論。它與佐藤信淵的武力犯華論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軟硬兩種理論形態。但它比起佐藤的理論,更具有欺騙性和虛偽性。他的建立東亞強盛國家以與西方相抗衡的觀點,對後來日本的侵華理論影響甚大。樽井之後,“單一種族”論就被進一步發展為“同文同種”論,成為“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淵源之一。而後來的所謂“興亞論”、“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之類的理論主張,都與“大東合邦論”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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