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事件經過,影響,
事件經過
明朝中期以前，武昌楚王府曾與西安秦王府、開封周王府、成都蜀王府並稱“天下四大富藩”。楚藩始祖楚昭王朱楨娶王妃王氏，為定遠侯王弼之女。 楚定王朱華奎襲爵後，萬曆二十四年八月，京師留守後衛百戶王守仁上奏說，遠祖王弼死時，兒子幼小，為姐姐也就是楚王妃撫養，而王弼留下的黃金六萬八千餘兩，銀二百五十萬兩，珠寶“不可勝記”，也都暫存於楚王府庫中。此外王弼還有明太祖皇帝欽賜的莊田八十六處，永樂以來莊田田租也由楚府代收，累計應有八百餘萬兩。兩項累計，當折銀一千三百餘萬兩。王守仁以他自己和王弼六世孫王錦襲的名義，表示要把所有這些財產捐獻給朝廷，以重建火災燒毀的三大殿。
王守仁所說的這個故事令貪財的萬曆皇帝激動無比，並且高度關注。他命令司禮監帶著王守仁前往湖廣，會同湖廣巡撫、巡按和楚王府長史一道查明王守仁的“恭進家財”。但是朱華奎上奏說，王弼當年坐藍玉之黨羽，被賜死，哪裡可能留下這么多財產？開國之初百廢待興，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金銀珠寶之賜？楚府曾於宣德六年、天順四年、天順六年、成化十八年屢發大火，其中成化十八年八月一月之內連發三次火災，王府燒為白地；而且又經朱英燿殺父弒逆之變，武岡王朱顯槐兩次兼理府事又侵吞大量財產，目下楚府只有存銀十八萬兩，別無其他庫藏。甚至表示願意舉家搬出王府，讓朝廷挖地搜掘。事後調查結果，果真證明王守仁所說全為不實之辭。都察院、刑部、戶部和湖廣布政司眾官要求將誣陷宗室、誆騙皇帝的“神奸”王守仁、王錦襲斬首，但萬曆帝十分掃興，統統不予理睬。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楚王朱華奎決定向皇帝敬獻兩萬兩白銀，“以助殿工”，萬曆帝這才龍顏稍悅。但在巨金運送途中，不滿朝廷對偽楚王案處理方式的楚宗室人，以朱蘊鈐為首糾約了幾百人，在漢陽進行攔劫，時被稱為“劫槓”（按“槓”乃抬送重物所用的粗棒，有時也代指箱櫃，民間舊時呼進貢的東西為“皇槓”）。
地方通判等官當場拘捕了帶頭行劫的宗犯32名（一說36名），送往獄中。繼而飛揚跋扈的楚王宗族群起鬧事，突入府院，想要奪回銀兩和被捕的宗人。兵巡副使周應治（鄞縣人，任廣東參政時在惠州建“天泉書院”，見葉夢熊《天泉書院記》）等無法約束，甚至被毆，只得匿身民間。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湖廣巡撫趙可懷，本熟悉楚藩情況，因之前辦理“偽楚王”案中順沈一貫意，宗藩對趙可懷不滿。趙可懷在提訊被捕犯宗時，走下大堂，溫語訊問。不料朱蘊鈐和朱蘊訇兩人突然掙斷刑枷，猛砸趙氏頭部，致使巡撫趙可懷當場死亡（一說趙可懷本不該死，被朱蘊鈐等人脫械毆打後僅受傷，被從吏扶入室內。不料朱蘊鈐隨之在公堂案上發現了一封奏草，正是“劫槓”之疏，因此才群毆趙可懷立斃）。趙可懷死後，人心洶湧，官員紛紛逃避，惟獨湖廣右參政薛三才與湖廣按察使李燾堅守崗位。巡按御史吳楷即向朝廷以楚叛告變。
《太白劍》載：“萬曆中，楚宗人訐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慾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率過漢陽府公館，奪其私書並解京銀四攫焉。本府閉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鄞人也，倉惶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焚其書，捉獲宗人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而鳴金鼓以入於會城。諸宗人見之，憤甚，初五日麇至撫院，遇應治並學院竇某，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神櫥，趙出諭，語復不倫，登時打死，碎屍，應治乘間棄敕印逃。”楚宗行劫目的在於獲取所謂楚王“通賄”的私書證據，毆殺地方官則是對他們心懷不滿，藉機報復。
《明神宗實錄》記載：“辛丑，大學士沈一貫等言：臣等接得湖廣廵按吳楷揭帖，內開楚王進助大工銀兩，至漢陽縣被惡宗數百提刀臂門，捆綁解官，盡行劫去。本府通判等官擒獲三十二名，並贓銀二千九百餘兩。閏九月初五日，惡宗三千餘人各持兇器突入撫院，將副使周應治、竇子偁俱毆重傷，將巡撫趙可懷登時殺死，搶去劫扛、盜宗等。因臣等面問，承差口稱，可懷家眷已歸，止有一子在傍，混逃不知下落。周副使被赤剝亂打，生死未審。各惡仍圍困布政司，要劫庫銀，縱橫城中肆行搶掠。楚府不知訊息，巡按出巡荊州，聞報即馳歸省城。本系荊州發行，臣等聞此不勝驚駭，竊惟楚人輕剽好亂，本難撫治。而楚宗繁衍武昌城中有三千餘人，雖多善良，實繁凶暴。撫按以皇家支，不敢施法。若有舉發止是啟王戒飭，而楚王近以華趆之誣，身且被辱，安能鈐人。此輩目中既無撫按又無楚王，復何忌憚？是以劫扛搶獄，甚至手刃鎮撫，旁及憲臣，尚可逭誅乎？今彼處情形雖未盡悉，要之必不遽靖，蓋其積漸然也。惟因假借過優是以釀成大惡，巡按職在澄肅，正宜大振紀綱，豈得顧忌宗室。猶有假借捕治何疑，但眾勢方熾，不易為力，宜且先發嚴旨，又即補巡撫刻期到任。一面著各兵備集兵，恊擒庶幾有濟，若少緩時日，恐其滋蔓，益難圖也。--- ---。上震怒曰：惡宗劫搶扛銀，戕殺撫臣，好生悖逆，玩法既系強盜，豈得以宗室顧忌，著該撫按盡法擒拿。奏內言聚黨數千，恐有一時觀看之人，務拿真正兇犯，毋得濫及無辜，亦不許因而縱弛，致逋天誅。巡撫員缺著，便推猷畧堪用者去，其河南鄖陽二處近楚地，前推巡撫亦令推來點用，仍諭揀選各處兵備以聞”。
被人為誇大的“不詳揭告”致使明神宗未知實際事態如何，沈一貫據吳楷上奏情況，將其性質與正德年間的寧宗藩“宸濠之亂”等同。甚至動用軍隊，命鄂境嚴兵戒備，防止擊殺大臣的罪犯外逃。附近地區因而哄傳楚宗室“稱兵謀逆”，人心驚惶不安。鄂西北的鄖陽巡撫胡心得等，甚至集結兵馬，請求會師進剿，宗室之亂被定性為起兵叛逆，本來是一件刑事犯罪案件其性質卻被人為擴大成“稱兵謀逆”。
《明神宗實錄》記載：“己酉，大學士沈一貫等言：臣等昨暮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書揭言，在承天府調兵候旨進討，城中賊黨縱橫城外，官兵圍守，逆宗肆出榜文，約以二十二日舉事，至雲順流而下，鎮坐南京，謀反已真。御史方候旨進剿，恐失事機，請皇上發一特諭，天威震臨，人方盡力，不然，恐其猶礙宗室二字畏首畏尾，養癤成疽，流毒愈大。得旨：逆宗反形大著，祖宗法度，治安國家，既系強劫叛亂，何論宗人，且楚地遼闊，逋逃眾多，討惡安善，務保萬全。”
吳楷的再次上揭，說楚宗人出榜文，並約定舉事日。這便成了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目的的叛逆事件，甚至提出為避免官兵因宗室有顧忌，請皇上下特諭。既如此，被蒙蔽的萬曆皇帝下旨討叛。其實質是有人意圖通過擴大事態的手法，藉此以徹底打擊與沈一貫對立的政治勢力，還可以此作為立功的機會。據《明史分稿殘編》記載，當吳楷上奏楚宗反叛時，薛三才其實已經以“今日之事，謂同強賊可也，豈可比寧濠輩？”為由說服了吳楷，不以楚宗反叛罪上奏。但是人微言輕，最終還是無濟於事。各地調動了三省共五路兵馬，準備征剿。沈一貫擬發兵會剿，命未下。《明神宗實錄》記載：“巡按吳楷以楚叛告。一貫擬發兵會剿。命未下，諸宗人悉就縛”。在這千均一發之時，湖廣按察使李燾並未理解當事者的意圖，見事態被張揚，上奏懇罷五路徵兵，積極勸說宗藩，只派出胥吏就控制了局面，帶頭鬧事者被束，事態未被擴大。避免了一場大兵征剿楚宗藩的戰事。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劫槓”案定讞。朱蘊鈐、朱蘊訇兩名，解送湖廣承天府顯陵（明世宗父母葬地）處死，勒令朱華堆等三名自殺，朱華焦等23名監禁，朱蘊鍅等22名（一說25名）被革爵幽囚、拘發遠府閒宅，朱英遶等33宗被押發高牆（明朝安徽鳳陽的皇家監獄）禁錮，其餘多人或降爵、或革祿，處分不一。
影響
事態穩定後，吳楷上奏：“叛宗就擒”。並奏：“叛宗既獲，省會稍寧，乞止各處調兵並分布本省兵防守，從之”。停止了各地調兵。而對事後的處理亦完全順應吳楷等的意志，那些不回響集兵的官員被參劾，“罷紫荊關參將朱國忠，以原任湖廣都司按臣吳楷劾其兵事不修，怯於應變”。為了對五路徵兵有合理的說詞，主事者不但模糊李燾定楚亂的功績，瞞報諸宗被束的過程，抑之不報，而且委蛇邀譽以圖首功。“庚申，湖廣巡撫梁雲龍，以收縛楚宗，敘錄文武大小各官，撫按胡心得、吳楷以下九十二員，命兵部看議以聞”。一件本來就簡單的案件卻調動三省兵馬，張大其事者不但沒被追究責任，反而敘功。更甚者，犯宗被處以嚴刑，被獄者四十餘人，帶頭鬧事者被處極刑，處理為過，極度張揚，有失公允。行刑之時而恰逢地震，民心多言天怒不公。宗藩不是夷狄、胡虜，是皇親國戚，楚宗藩人不過區區三千多人，而參與鬧事者不過幾百人，且多是因對“偽楚王案”不滿而參與，並無“謀叛”的政治意圖。因何如此大動干戈？因何如此嚴刑懲罰？當事者的行為和目的一直受到質疑。
以沈一貫為首的朝中“浙黨”對楚宗藩的處理方式不斷受到質疑，爭論並未休止。有不少冒死上奏者。其中雲南道御史史學遷言：“故輔朱賡臨死一疏，惓惓以楚事妖書為辯，蓋一生病痛全在於此，身家禍根亦全在此，故諸臣千參萬彈，俱不關念，獨於此一事為諄諄也。楚事方興，萬萬金錢遂入都中，沈一貫、朱賡、司禮監田義、東廠陳矩、通政司沈子木、科臣錢夢臯，當日饋遺之單目可證，過送之姓名可問。此等奸貪隱情皇上知之否乎？重賄既入，若張似蕖、若姚文蔚、若司巡、若司捕；或運籌幕中、或張羅通衢。既逐發覺贓私之郭正域，又波及同心同德之沈鯉，中外搖手閉目，如坐陷阱，此等機械隱情皇上知之否乎？毒心已逞，不殺不休，妖書之出，不先不後，密尾楊村之船，擒拏幾盡，兵邏次輔之宅，水泄不通。長班、醫生、仆隸、奶口、書識各加研刑。（郭）正域、（沈）鯉危瀕旦夕，若非御史沈裕極力危言，當時不知作何景象，此等奸惡毒手皇上知之否乎？撫按趙可懷輩，始未嘗不具悉楚情，而後漸變更也。則一貫之授意已定，故諸宗之冤抑不伸。誣曰：‘劫貢’，手足扭鐐，號令通衢，標曰：‘逆賊’。常人不堪何況諸宗？撫臣因是殞命。此等奸惡隱情皇上知之否乎？坐以反叛，諸宗束手待縛。畢竟殺死一家四命者，為誰張掛榜文者？為誰搶奪人財劫倉庫污婦女者？為誰粧成異變調動三省兵馬？當時一布政薛三才，不然其事，終於告病，一推官胡嘉棟，不平其獄，麾之他出。此等冤枉隱情皇上知之否乎？殺死撫臣自有應得之罪，應抵之人而濫列三等、二等嫌輕，拔之前列，身首異處，從來未有之刑。梁雲龍、吳楷、胡心得、陳鳴華輩，惟閣臣之教是聽，行刑之時，承天地震數日，行人皆仆，此等冤情隱惡皇上知之否乎？今日中外飲恨無過此事，皇上親裁處斷，尚未盡悉其情，臣是以不能已於言也”。
“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堪憐！”這是當時著名文學家袁宏道對本案發出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