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到姓
- 拼音：dào
- 注音：ㄉㄠˋ
- 歷史名人：到彥之、到仲舉
- 郡望：彭城郡
姓氏淵源,源出一,源出二,郡望,家乘譜牒,歷史名人,
姓氏淵源
源出一
源於羋姓，出自春秋時期楚國大夫屈到，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屈瑕（公元前？～公元前699年），屈氏始祖，荊山人（今湖北南漳）。春秋初期楚國莫敖。
當楚國征伐絞國時，楚都東南的羅國企圖偷襲楚都。羅國君命其大夫伯嘉到彭水(今南河)偵察。伯嘉一而再、再而三地點算楚師渡彭水的人數，被楚國人發現。伯嘉帶回情報。因為楚師主力沒有全部出動，羅國也未輕舉妄動，以為就此了事。
但楚國沒有忘記要懲罰膽大妄為的羅國人。就在楚國伐絞國的第二年，楚武王熊通遣師伐羅國。主帥就是屈瑕。年事已高的斗伯比為屈瑕送行，見屈瑕有驕矜之色，深為擔憂，因此他請示武王派兵增援屈瑕。其實，此次楚國伐羅國是全軍以出，已無援兵可派。
楚武王聽了斗伯比的話，不以為然，斗伯比也沒有詳說力爭。楚武王回宮後還在想斗伯比那個近乎荒唐的建議，不知所為何來，於是告訴夫人鄧曼。鄧曼明達事理，善解人意，她對楚武王說：“大夫斗伯比所擔心的，怕不是士卒寡不敵眾吧？他所擔心的是莫敖輕敵致敗呢！”
楚武王恍然大悟，派人追告屈瑕，可為時已晚。屈瑕只能指揮單打一的戰役，對涉及多方的戰役和變化多端的戰局則束手無策。伐羅國不像伐絞國那樣單純，當時鄧國、盧國、羅國在楚國發兵後，則立即聯合起來。屈瑕為了儘早攻克羅國都城，督催全軍儘快渡過鄢水(今蠻河)，佇列錯亂也在所不惜，以致於軍隊渡過鄢水之後已經不成佇列了，行近羅國都城時，正面有羅師迎擊，背面有突然出現的盧師偷襲，屈瑕和他的將士都大驚失色。
楚軍腹背受敵，迅即潰敗。屈瑕因退路被盧、羅兩國聯軍截斷，不得已南逃。由於盧、羅聯軍的追擊，屈瑕一行狂奔不止，竟逃到荒谷一帶(今湖北江陵)。
後來屈瑕覺得無面目見君王、父老，乃自縊而死；其他將領則自囚以聽罪。楚武王宣告臣民：“這是寡人的過錯”。他寬宥了全體將士。屈瑕的自縊開創了楚國統帥以身殉職、以死謝罪的先例，其人其事，於當時雖有過，於後世則不為無功。
屈，是屈瑕的封地，在史籍《左傳》中記載楚國屈地的位置：“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這裡的“楚子”是指楚平王，“州屈”顯然就是指楚國的“屈”地區，即今天的洞庭湖地區。
屈氏家族從春秋初年到戰國末期，一直是活躍在楚國政治舞台上的大家族。據史籍《左傳》記載，僅在春秋時期，就有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盪、屈申、屈生等七人先後被封為“莫敖”，其中可考的，屈瑕與屈重，屈到與屈建，屈建與屈盪等都是父子相承。與此同時，別的家族未見一人被封為“莫敖”。
此外，在史籍《戰國策》、《史記》等史籍中，還記載了屈氏家族先後湧現出一大批楚國的軍政大臣、其中對楚國政局產生過影響的人物，就有屈完、屈禦寇、屈盪、屈朱、屈巫、屈固、屈罷、屈春、屈廬、屈宜臼、屈匄、屈蓋、屈署等。這樣，屈氏家族就成為楚國一個最為古老的又最為穩定的大旺族。一直到戰國末期，仍是楚國“三閭”中的一個大家族。
典籍《莊子·庚桑楚》在評述楚國昭、屈、景三大家族特點時說：“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這裡的“甲氏”，學者馬敘倫考證仍為屈氏。莊子將屈氏稱為甲氏，多少有稱第一家族的意思。這裡“著封”，就是以受封著稱。同時這樣的“著封”還包括“武王之童督”。
按照先秦時期的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銅戈，是名副其實的“尚方寶劍”，對屈瑕來說，是權力和功勳的象徵；對屈瑕的子孫來說，則是家族的護身符，在王族不斷進行權力再分配過程中具有穩定和保證作用。
在屈瑕之後的屈到、屈建父子接承為“莫敖”之後。其後裔子孫以先祖為榮，有以先祖名字為姓氏者，稱到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到南北朝時期，南朝宋國著名的廣武將軍到彥之，就是楚國莫敖屈到之後裔。
源出二
源於姬姓，出自戰國時期著名法家慎到，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據史籍《通志·氏族略》記載：“慎到為韓大夫，著《慎子》三十篇。”
慎子，即慎到，是戰國時期法家代表。慎到，公元前390～前315年，趙國人，原來學習道家思想，是從道家中分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
齊宣王時期，慎到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為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在史籍《史記》中說他著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家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可惜後來很多都失傳了。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慎子》一書，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徐廣注釋道：“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總目》記為三十七篇。現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見，《慎子》的佚失情況相當嚴重。
慎到在《慎子》一書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道家和法家的特點。一方面，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所以，他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意思是說，任其自然，則萬物亨通，化而變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在《民雜》中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
“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這樣才能富足。另一方面慎到又強調法和勢。法就是法律、法規，勢就是權勢。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他明確地說過：“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寅?豈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龍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藉雲霧的威勢，一旦雲霧消失，龍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
所以，慎到主張“搶法處勢”；“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把法看成了國家的根本，是維繫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慎到認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國，不能只是擺設。他說：“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什麼都要用法來實行、判斷、裁定，不能有所遺漏。法有種種作用，所以，“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然而，“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否則，法就會衰敗，就會走向死亡，所以，作為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
表面上看來，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與以法治國是矛盾的，實際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順其自然，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很明顯，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家的合流。
對於慎到的學說與思想，歷史上的評價分歧頗大。《莊子·天下篇》把慎到與彭蒙、田駢等量齊觀，認為他們都是道家，他們“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由於莊子是道家，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所以，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讚揚性質的。
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說慎到的思想學說：“尚法而無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在《荀子·解蔽》中又說：“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由法謂之，道盡數矣。”後來楊倞在注《荀子》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楊倞的這種解釋和發揮對幫助人們理解荀子的觀點很有裨益。
荀子認為，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眾的學說，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散亂而不成系統，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忽視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這又走向了極端。但是，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非毫無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
在典籍《韓詩外傳》中說：“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這個意見既是正統儒家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見。後面的幾句話與荀子的評論相同，或者本來就來源於荀子，但是口吻卻有天壤之別了。
在慎到的學說中，確實存在著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著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張絕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它對稍後的法家具有啟蒙的意義，也可以說是法家的開創者。
清朝時期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慎到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
在慎到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名字為姓氏者，稱到氏。
郡望
彭城郡：彭城郡原為西漢時期的楚國所置。漢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公元前69年)以楚國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縣(今江蘇徐州)。歷史上的彭城郡，其統轄範圍大致包括今山東省微山縣、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沛縣東南部及邳縣西北部，安徽灘溪縣東部及山東微山縣一帶。
家乘譜牒
遼寧建昌到氏宗譜，著者待考，明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現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歷史名人
到質：(生卒年待考)，著名漢朝東平太守。
到彥之：(公元？～433年)，字道豫；彭城武厚人(今江蘇沛縣)。著名南朝宋國將領。
根據《宋書》、《南史》等史書記載：
東晉末期，到彥之隨劉裕鎮壓孫恩起義，每次都有戰功，是南朝宋政權的一員猛將。
晉安帝司馬德宗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到彥之任鎮軍行參軍。
晉義熙六年(公元410年)，盧循逼近都城，到彥之與盧循手下將領荀林交戰失敗，被免官。後來又以軍功封為“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軍、驃騎諮議參軍，不久又做了司馬、南郡太守、南蠻校尉等，進位為侯爵，先後鎮守東南荊楚、南豫州二十來年，深受愛戴，威望非常高。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到彥之參與消滅謝晦，於是被改封在豫章建昌，做了“建昌縣公”，直到他去世為止。
南朝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到彥之以中領軍率軍攻打北魏王朝，從淮水轉入泗水，連續攻占了滑台、虎牢等地。後來因為軍中缺糧，加之軍隊中瘟疫流行，結果在魏軍的反攻中失敗，於是被免官下獄。
後復起用為護軍將軍，但到彥之固辭不就，不久於南朝宋元嘉十年（公元433年）病逝，被南朝宋文帝贈予諡號叫“忠”，還被配饗皇帝的家廟。
到仲度：(生卒年待考)，到彥之二子；彭城武厚人(今江蘇沛縣)。著名南朝宋國將領。
到仲度承襲父職，並且還擔任過“驃騎從事中郎”。到仲度兩兄弟‘並有才用’，不過都早逝。
到撝：(生卒年待考)，字茂謙，到仲度之子，一作到捴；彭城武厚人(今江蘇沛縣)。著名南朝宋國大臣。
南朝宋明帝劉彧（公元465～472年），將到撝封為建昌公國侯，因此又稱到撝為建昌公。
後來南朝宋明帝喜歡上了到撝家的愛伎陳玉珠，便強行奪娶，這使到撝非常生氣，以至最後鬧到宋明帝抓起了他，準備殺掉，他這才感到害怕，一夜白頭，於是宋明帝甚為憐憫，他被免於死。
後來，南朝宋明帝故意把“建昌公國”賞給到撝的弟弟到賁，直到南朝宋明帝死後才歸還。公元479年，南朝齊國建立，他的侯國被廢除。
到仲舉：（公元517～567年），字德言，到撝裔孫；彭城武厚人(今江蘇沛縣)。著名南朝陳國將領。
也因為戰功，被陳文帝改變封爵，重新又分封做了建昌縣侯（公元560～567年）。
祖父到坦，南朝齊國中書侍郎。父到洽，南朝梁國侍中。
到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為長城令，政號廉平。
當時陳文帝陳蒨居鄉里，嘗詣到仲舉，時天陰雨，到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陳文帝至，到仲舉異之，乃深自結托。陳文帝又嘗因飲，夜宿到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內，由是祗承益恭。侯景之亂，到仲舉依陳文帝。
及南朝宋年間，陳文帝為吳興郡守，以到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陳文帝賓客。陳文帝為宣毅將軍時，以到仲舉為長史，尋帶山陰令。陳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南朝陳天嘉元年（公元560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南朝陳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
到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疏簡，不干涉世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
是時，陳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使到仲舉斷決。南朝陳天康元年(公元566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陳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陳文帝崩，陳高宗受遺詔為尚書令入輔，到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陳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北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到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初，到仲舉之子到郁尚陳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陳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為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
到仲舉既廢居私宅，與到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到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韓子高謀。韓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陳高宗陳頊收韓子高、到仲舉及到郁並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劣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暗，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袞。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腹心，蜂蠆有毒，敢行反噬。到仲舉、子高，共為表里，陰構奸謀，密為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托，以朕沖弱，屬當保佑。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鹹知宗仰。而率聚兇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到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奸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並克今月七日，縱其凶謀。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並知其事。二三颭跡，彰於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到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盪，並所不問。”
南朝陳光大元年（公元567年），到仲舉及到郁並於獄賜死，時年五十一。到郁諸男女，以帝甥之身份獲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