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代的乾隆皇帝，在書畫中經常使用的印璽，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中收錄了172方。故宮博物院的一些古代繪畫精品，其中大多數是清乾隆皇帝最珍愛的收藏。乾隆皇帝印璽成為鑑定乾隆皇帝御覽、御筆書畫真偽和斷代的重要依據。乾隆帝印璽在書畫上的鈐用與他的政治態度、文化修養、文人情趣是緊密相連的，乾隆皇帝自詡文採風流，對歷朝書畫藝術珍品無不廣為搜羅、精心收藏，過目書畫之多、收藏鈐印之繁，罕有可相匹者。能過他眼的，多在上面“塗鴉”和鈐印。中國古典書畫藝術，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鑑藏印璽的干擾，便難以欣賞，難以讓人獲得審美的愉悅。從這個角度來說，乾隆朝大規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讓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護性劫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乾隆鈐印
- 朝代：清朝
- 年代：乾隆
- 出處：《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
收藏與使用,收藏,使用,鈐用規律,手段的優劣,
收藏與使用
收藏
（1）數量
清代各朝皇帝的印璽均有印譜，稱寶藪。《乾隆寶藪》記錄了乾隆印璽1000餘方，根據《乾隆寶藪》（線11485—114186）統計：
兩套從乾隆御製詩文中選出帶福字的《寶典福書》和帶壽字的《圓音壽耋》各120方，計480方；其中一套壽山石印為和珅進獻，一套銅鍍金印為金簡進獻的。另外，還有兩套《寶典福書》和《圓音壽耋》各60方，計240方，共有720方未集入《乾隆寶藪》中，所以，乾隆皇帝一生製作印璽有1800餘方。故宮現存乾隆皇帝印璽1000餘方，瀋陽故宮、承德避暑山莊等也有收藏，佚失的有數百方。
（2）材質與鈕式
乾隆寶石料閒章套印，16方共裝一木匣，分別是：碧玉虎鈕連珠文“寶親王寶”“長春居士”印，碧玉螭鈕“愛竹學心虛”，白玉螭鈕“掬水月在手”長方印，紫晶橢圓螭鈕“樂善堂”印，青玉獸鈕“千潭月印”長方印，粉瑪瑙龜鈕“抑齋”長方印，白玉螭鈕“追逐其章”長方印，瑪瑙獸鈕“齊物”長方印，紅瑪瑙螭鈕“菑畲經訓”方印，青金石螭鈕“大塊假我以文章”方印，青金石螭鈕“月明滿地相思”方印，青玉螭鈕“眾花勝處松千尺”長方印，白玉螭鈕“如如”方印，白玉螭鈕“落花滿地皆文章”長方印，紅瑪瑙螭鈕“半榻琴書”方印，白紅瑪瑙螭鈕“隨安室”長方印。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封弘曆寶親王，印應在此後製造。乾隆即位後仍繼續使用，說明乾隆皇帝對這套印的喜愛。
根據天秀先生在《乾隆的圖章》中所述，乾隆帝經常使用的印章有500餘方。這些印璽均收錄於《乾隆寶藪》中。在《乾隆寶藪》中印璽有大、中、小、方、圓之分，乾隆帝經常使用的印章鈕式有交龍，盤龍、蹲龍、螭、鳳、龜、麒麟、獅、牛、羊、馬、象、虎、鶴、鴛鴦、松、竹、梅、菊、桃、荷花、葡萄、石榴等，另外，還有乾卦、回紋、萬字紋等，圖畫類有松亭、樓閣等。如：黃壽山螭紐“乾隆救命之寶”，壽山石螭紐方形璽，四周仿刻商周青銅器紋飾。昌化石隨形雕鴛鴦荷花“乾隆宸翰”印，此印通體青黃色，中有血斑，隨形雕鴛鴦荷花，使整個印章四面非常緊湊。此印將昌化石的色彩與西湖的美景相結合，篆刻刀工圓潤、流暢，是一件很好的工藝品，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愛。明代以前，田黃石統稱“黃石”，並不為世人所重。清代開始，人們才逐漸認識田黃石，其身價劇增，名揚四海。如：田黃石料的“所寶唯賢”璽，瑞獸鈕，陽文篆書。
白玉乾隆印章
白玉乾隆印章（3）特點
乾隆皇帝的許多印文均出自經史典籍，歷代詩文中的名篇佳句，皇帝有感而發的所作詩文。他處處效仿其祖父，他當太子時就刻有印章70餘方。乾隆前期經常使用的代表印有：昌化石隨形雕鴛鴦荷花方形“乾隆宸翰”璽，陽文篆書“乾隆宸翰”，鈐於御筆書畫上。宸：原指北極，即紫微垣，後借指帝王居所；翰：古以羽翰為筆，凡用筆所書者日翰，宸翰專指帝王筆墨之跡。此璽通體青黃色，中有血斑。隨形雕鴛鴦荷花，印面四周陰刻詩文三首。乾隆“惟精惟一”璽，此璽為雕山石河流、樹木花卉隨形方形璽，陰文篆書。出自《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乾隆以此言為君治民之法。他認為：為人君者，應“精一”兼執，修行己身。此璽與“乾隆宸翰”璽一起用於御筆書畫上。此印巧妙利用昌化石的顏色，隨石色彩安排畫面，雕刻線條有利，做工細巧。
“古稀天子之寶”璽，在統治社會天子就是指皇帝，他享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乾隆帝在《古稀說》曰：“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乾隆帝藉此誇耀自己是古稀全人。他還刻制了“古稀天子之寶”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聖壽時，乾隆帝把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為此他特撰寫《古稀說》，曰：“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其次章而即繼之曰‘猶日孜孜’，蓋予宿政有年，至八旬有六即歸政而頤志於寧壽宮，其未歸政以前，不敢馳乾惕。猶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勵己躬也。”表明乾隆帝雖然自負但不自滿。另刻“猶日孜孜”璽，作為“古稀天子之寶”的副章相配使用。
“八徵耄念之寶”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聖壽之時製作。同時又鐫刻“自強不息”璽作為“八徵耄念之寶”的副章，進一步表明了他的用意。“十全老人之寶”的“十全”是指乾隆在位期間，十次遠征邊疆，全部取得的重大勝利。此璽既是乾隆自己的功勳紀念之物，也是他的自勵之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其含義是：頌祝乾隆皇帝八十聖壽，享受五代同堂的天倫之樂。“太上皇帝之寶”璽，刻於乾隆歸政之後。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在乾隆即位周甲之年，宣布立皇十五子顒琰為皇太子，待第二年新正時舉行授受大典。乾隆成為清代唯一的太上皇帝，並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寶”璽，但乾隆退位仍訓政，直到嘉慶三年十一月他去世為止。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的“五福”指《尚書·洪範篇》中第九疇之第九“向用五福”，即：一日壽、二日富、三日康寧、四日好德、五日考終命。乾隆帝在74歲時已是五代同堂，但當時並沒有題堂，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在紫禁城內景福宮增書“五福五代堂”之額，同時刻制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璽。其含義是：頌祝乾隆皇帝八十聖壽，享受五代同堂的天倫之樂。在天祿琳琅《通鑑總類》等書上鈐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璽。
使用
乾隆帝有多方“乾隆御覽之寶”，書畫上經常鈐用的有兩方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一方正方形“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形“乾隆御覽之寶”，一方為壽山石，尺寸為4.1×3.4cm，在鄒一桂《山水卷》鈐用此印；另外一方為4.2×3.5cm，在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冊》中鈐用。兩方在鐫刻上略有不同：在乾字的“乙”、之字，御字、覽字的“臣”等多處鐫法不同，正方形“乾隆御覽之寶”為壽山石，7.9cm見方；經常鈐用的還有漢玉“乾隆鑑賞”圓形印，直徑2.8cm，陰文；“壽”字，長方形漢玉，陰文，4.2×2.5cm。乾隆皇帝即位後鐫刻的第一方印璽就是“乾隆御覽之寶”銅印，在《乾隆寶藪》中著錄。乾隆元年正月初四日檔案記載，“司庫劉山久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交出銅寶一方，傳旨：著刻‘乾隆御覽之寶’，欽此。於正月初十日篆得陰文、陽文字樣二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覽。奉旨：著準陰文，欽此。於二月二十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理白世傑將刻完字銅寶一方交太監胡世傑、高玉呈進訖。”
宮殿璽：“乾清官鑑藏寶”，長方印，3.5x2.3cm；“養心殿鑑藏寶”，長方印，4×2.8cm；“重華宮鑑藏寶”，長方印，3.6×2.6cm；“御書房鑑藏寶”，橢圓印，4.4×3cm；均為碧玉，陽文；四方印為一匣。
乾隆皇帝書畫常用兩方“石渠寶笈”長方形印，尺寸為2.7×2cm；橢圓印2.4×1.2cm，“秘殿珠林”2×1.3印為洞石，“秘殿珠林所藏”長方印，尺寸為1.9x2cm，陽文；“秘殿新編”力印，2×2cm，陽文；“珠林重定，方印，2×2cm，陰文，均青漢玉。圓印“石渠定鑒”，直徑2.6厘米，陽文；方印“寶笈重編”，2.3×2.3cm，陰文，為青玉。
故宮現存有兩套“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印璽。一套為乾隆青玉螭紐“三希堂精鑒璽”（4×2.2cm），陽文；漢玉瓦紐“宜子孫”方璽（2.4X2.4cm），陰文；與“乾隆鑑賞”一起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初、續編上鈐用。一套為白玉獸紐嘉慶“三希堂精鑒璽”（4.4×2.3cm）和青玉蟠螭紐“宜子孫”（方2.9cm）璽，與“嘉慶鑑賞”一起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三編上鈐用。嘉慶這套印是仿乾隆印，尺寸稍大，鐫刻略有不同。故宮現存“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璽，青玉交龍鈕，方3.35cm，通高6.1cm，鈕8.7cm。乾隆晚期製作了“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璽。
故宮博物院現藏乾隆皇帝“乾隆宸翰”9方，“惟精惟一”4方。“乾隆宸翰”與“惟精惟一”在一起使用有兩種：一種是“乾隆宸翰”印陽文篆書在上邊，“惟精惟一”陰文古篆書在下邊邊；二種是“惟精惟一”印陰文粗道篆書在上邊，“乾隆宸翰”印陽文篆書在下邊。另外，在元代錢選《孤山圖卷》（元人仿）有：“乾隆宸翰”印文。乾隆皇帝的田黃石三連印曾經被末代皇帝溥儀帶出宮，其印文為“乾隆宸翰”“惟精惟一”和“樂天”，1950年歸還，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珍寶館。
這裡要特別說明“古希天子”圓印，在書畫中經常鈐用，因為乾隆“古稀天子”印有多方，筆者根據此印鈐在書畫上的尺寸和鐫字大小，與《乾隆寶藪》對照；此印直徑為4.5cm，漢玉。印譜文下有這樣一段文字：“古玉軸頭，長二寸，圍一寸有分寸五，截為二。一則琢襟（射音），一則就圍圓刻寶+寶文日：‘古希天子’，用以抑埴書畫。可蝶則做之，覺太粗，中規削半留半，取削者玉質乃全呈留者縟華，原作玉或者用之，日以長受汗氣，仍珍磷吐，既思臂病，用不數刻詠何為意，徵憮。乾隆壬寅秋御題。（下鐫乾隆連珠小璽）”乾隆壬寅年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從文中我們看到在書畫中經常鈐用“古希天子”圓印，原來是古玉軸頭改制而成，一半製成印，一半製成班指。為乾隆四十七年鐫刻，此印為鑑定書畫的一個重要依據。
雖然以上印璽有的已經不存在了，但我們從《乾隆寶藪》中依然能夠看到乾隆印璽的重要信息，在原印譜中有不同質地、尺寸、幾方為一匣的記載，有的還在重要的印譜旁作了注釋，為今人鑑定古代書畫提供了重要依據。
鈐用規律
乾隆對晉唐兩宋繪畫比較喜歡，用印較多，空白地基本鈐滿。現存最早的山水畫是隋代展子虔的《游舂圖卷》，開卷有：“太上皇帝之寶”“石渠寶笈”“寧壽宮續人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中間有：“乾隆御覽之寶”，結尾處有：“古希天子”“壽”“八徵耄念之寶”等印文。
燕肅《春山圖卷》開卷有：“乾隆御覽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賞之寶”“石渠寶笈”，中間有：“養心殿精鑒璽”“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結尾處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古稀天子之寶”“八征耄念之寶”等。
北宋王洗《行書自書詩詞卷》有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方大印豎排排列，還有“乾隆鑑賞”“乾隆宸翰”“淳化軒”“信天主人”“古稀天子”“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石渠寶笈”“寶笈重編”等印璽。
董其昌《臨柳公杈蘭亭詩卷》開卷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題跋後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長方印）“古希天子”“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定鑒”“寶笈重編”，後有：“乾隆鑑賞”“重華宮鑑藏寶”“青”“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八征耄念之寶”“研露”“即事多所欣”等印璽。
乾隆皇帝不僅鑑賞名人字畫時鈐蓋璽印，還親自繪畫和在書畫上題字作詩，抒發自己的感情，表達文人情趣。故宮現藏書畫中很多都鈐有乾隆帝的印璽，乾隆皇帝的《盤山圖》很有代表性。其上有乾隆帝34處題跋，詩後均有乾隆鈐印。它翔實地記錄了乾隆帝印璽的鈐用情況：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在《盤山及行宮總述》後用：“乾隆宸翰”“機暇臨池”“奉三無私”印；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在《花朝游盤山》後用“乾”“隆”印；同年存《少林寺》後用“惟精惟一”“乾隆旋翰”；存《靜寄山莊》後用“泰卦”“古香”印；在《東竺庵》後用“德充符”“會心不遠”印；在《雲罩寺》後用“機暇怡情”“得佳趣”印；在《萬松寺》後用“宸翰”印；在《江山一覽閣》後用“絮矩”印；在《天成寺》後用“澄觀”“朗潤”印；在《盤谷*後用“乾隆宸翰”印；存《盤山夜雨》後“涵虛朗鑒”印；在《古中盤》後用“思無邪”印；在《千相寺》後用“古香”印；乾隆十五年，在《天成寺》後用“妙意寫清快”印；乾隆十七年，在《西甘澗》後用“聊以觀生意”“取意在廣求”印；在《古中盤》後用“中心止水靜”印；存《雲罩寺定光塔》後用“靜中觀造化”印；乾隆二十年，在《雙峰寺》後用“古香”“泰卦”印；乾隆二十五年，在《泛寫盤山》後用“朗潤”印；乾隆二十八年，在《泛寫盤山》後用“機暇怡情”“得佳趣”印；乾隆二十九年，在《盤曉景山》後用“比德”印；乾隆三十一年，在《盤谷夜月》後用“比德”印；乾隆三十四年，在《讀畫樓》後用“比德”“朗潤”印；乾隆三十五年，在《靜夜》後用“會心不遠”“德充符”印；存《得楷軒》後用“朗潤”印；乾隆二十二年，存《夜陰》後用“比德”朗潤”印；乾隆三十九年，在《老杏》後用“比德”“朗潤”印；乾隆四十年，在《曉霽》後用“會心不遠”“德充符”印；乾隆四十七年，在《膳榆》後用“古稀天子”“猶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年，在《梅杏》後用“比德”印；乾隆五十年，在《讀畫樓》後用“會心不遠”“德充符”印；乾隆五十四年，在《受宜屆》後用印；“古稀天子”“猶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六年，在《杏花》後用“八征耄念”“自強不息”印；乾隆五十八年，在《庭松》後用“八征耄念”印。這些題跋和印跡記錄了乾隆皇帝從35歲到83歲近50年的歷程。在乾隆十二年，這一年乾降皇帝12次作詩題跋，乾隆十七年3次作詩題跋，乾隆三十五年2次作詩或題跋，題跋後均鈐不同的印文。
乾隆對古代藝術非常重視，他在位期間對藝術品進行了飲定，編纂了《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西清古鑒》《寧舟舉占》《西清硯譜》等書籍，並將收入書目中的藝術品鈐上相應的印璽。如：《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乾隆帝還親自指揮，從書畫的刪選，到著錄文字的審校，乃至書畫的裝裱、御璽的鈐印，都要過問。《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是清代宮廷編纂的兩部大型書畫著作。兩書分初編、續編、三編，是乾隆、嘉慶二朝相續將內府所藏書畫編纂的著錄書。全書的編纂過程，前後長達74年，可稱我國古代書畫收藏史上的巨觀。每件書畫一經編就，除在本幅加蓋“乾隆御覽之寶”或“嘉慶鑑賞”等五璽或八璽外，並在書中分別註明該件收貯處所，以重典守。尤以《石渠寶笈》初編收錄書畫的水平最高。
《石渠寶笈》初編以書冊、畫冊、書畫合冊，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台軸為次序，編成登記目錄，共44卷，於乾隆年完成。書內將每件作品的尺寸、款識、印跡，歷代收藏家的題詠跋語及御題等全部記錄無遺。《石渠寶笈》所載存貯書畫地點按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官、御書房、三希堂、學詩堂等貯藏之所序列，每一藏處又按書、畫、上下等的序列為目；所收錄書畫的著錄內容，上等書畫詳明，次等書畫簡要，所收錄書畫加鈐諸御璽。在該書基奪完成之後，又按照乾隆帝的特別喜好，增添了一些書畫，並分貯於三希堂、學詩堂、畫禪室等處。另列“漱芳齋”一處，附於《石渠》之後。乾隆和嘉慶時期編纂《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後，凡經著錄的古代書畫都要鈐蓋印璽。《石架寶笈》所載存貯書畫地點共14處。內府藏書畫原來分為四等，後歸併為上下兩等。《石渠寶笈初編》“凡例”中說明：“書畫分貯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御書房四處，俱各用鑑藏璽以別之。又‘石渠寶笈’‘乾隆御覽之寶’二璽，冊、卷、軸皆同。上等者則益以‘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三璽。既分貯四處，所編字號仍分部排次，取其便於觀覽。”按“凡例”的規定，凡收錄書畫均鈐收藏殿所等三璽，上等書畫又加鈐“乾隆鑑賞”等三璽。即上等書畫鈐六璽，次等書畫鈐三璽。從《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書畫看，乾隆用印是有規律的。《石渠寶笈》續編、三編的書畫鈐御璽，少變化。《石渠寶笈續編》著錄的書畫，不分上下等，除所說的“乾隆五璽”外，又加鈐了“石渠定鑒”朱文圓印、“寶笈重編”白文方印，並按收藏殿所，加鈐“乾清宮精鑒璽”等，共成“八璽”。
康熙皇帝用印在《康熙寶藪》印譜下面一般註明用途，如：“廣運之寶”在手敕上或有關於政事的御製詩文上用。“康熙御筆之寶”凡舊人畫幅手卷於空處寫“御覽”二字，上用“康熙御筆之寶”，畫幅在正屆中用。手卷或前或後、看空闊處寫御覽二字加寶。”宣文之寶”用在內府所藏書籍上並賜臣下書籍法帖上。“康熙御覽”舊人之字畫用康熙御覽寶。“萬畿餘暇”幾暇摹古宜用於御臨舊人字帖上居中及前後俱可用。“稽吉右文之章”稽古右文之章隨便可用。而乾隆帝印璽在《乾隆寶藪》中沒有具體規定和註明，但從故宮藏書畫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出它的使用規律。
關於印璽的鈐印部位順序也並不完全固定，不可能每枚印章都蓋得一樣清晰，這在清朝宮廷繪畫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乾隆印璽質地多為玉質材料，質地堅密，扣出印文飽滿、線條輪廓清晰。一股在畫心騎縫處的大印文多為玉質材料，鈐蓋時用印泥往印上拓勻，再鈐於畫上；而石質和木質分量輕，為質地稀疏的印材，在鈐蓋的時候印材吸收了很多印油，鈐在畫心上的印文較淺。
故宮博物院的一些古代繪畫精品，其中大多數是清乾隆皇帝最珍愛的收藏。通過對這些繪畫作品的鑑賞，可深入了解畫中人物的精神及繪畫主題和繪畫技巧等。乾隆皇帝印璽成為鑑定乾隆皇帝御覽、御筆書畫真偽和斷代的重要依據。書畫印璽和收藏鑑賞印，在印文、印形、印質、印色方面，各時期也有一些變化。儘管現在乾隆皇帝的許多印璽已經佚失，但從現存書畫中仍然可以欣賞和讀到乾隆皇帝的印跡，領會到他的思想情趣和文化內涵。乾隆帝印璽在書畫上的鈐用與他的政治態度、文化修養、文人情趣是緊密相連的，從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書畫上用印可以體會到。
手段的優劣
在善本圖書與書畫名跡上鈐印，以為鑑定、欣賞、收藏之標識，這在中國，可以說是歷史悠久。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刻子母連珠文印，四處加蓋。宋徽宗的“雙龍小印”、明代幾個皇帝都用的“廣運之寶”也是廣為運用。清朝乾隆皇帝在這方面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鑑藏印很多。除了當皇帝時常用的五璽、八璽，當太上皇用的印璽外，他還有用於紀錄收藏地點的宮殿璽、用於表達欣賞狀態的格言詩文璽，還有放置宮內各殿、避暑山莊、圓明園等處，以方便即興創作、御題詩文時使用的印璽等等。據說，乾隆鈐蓋的鑑藏印，少則一方，多則十餘方。
乾隆皇帝這些鑑藏璽用於何物、用於何處，都是有規定的。據故宮的專家介紹，《石渠寶笈》收錄的書畫一般鈐“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宮殿璽。如果被鑑定為“上等”的，則加鈐“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諸璽。《石渠寶笈重編》收錄的又加鈐“石渠定鑒”與“寶笈重編”璽。當了太上皇以後，乾隆又命人在一些作品上加蓋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和“八徵耄念之寶”諸璽。又據故宮圖典經常引用的、清末民初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石渠寶笈所鈐之璽》記載，乾隆鑑藏璽的使用格式是：作品“上方之左曰‘乾隆鑑賞’，正圓白文。左曰‘乾隆御覽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鑒璽’，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如此看來，乾隆鑑藏諸璽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制的，當年如果有人亂用，是有殺頭之虞的。
可是，就是乾隆鑑藏印璽這樣的重要標識，在許多宮藏作品上，不僅鈐用混亂，而且體現了收藏者在妄自尊大的心理狀態下表現出的無知放肆與品位低下。
在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上，“乾隆御覽之寶”騎蓋在前三行字的上面，中間的空白處，又填上“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十分霸道。
元代錢選所作《浮玉山居圖卷》，乾隆不僅在上面題了一首詩，還把他的鑑藏印璽加鈐其上，把作品上部的所有空白處，塞得幾無插針之處。
明代陸治所作山水《仿王蒙還丹圖》上，“乾隆御覽之寶”一方朱紅方印，大大咧咧，蓋在畫蕊頂部正中，無異於當頭棒喝。清代宮廷畫家的許多作品都享受了這“五雷轟頂”。
長壽的乾隆幾乎把宮藏的作品看了個遍，也鈐了個遍。清雅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滿紙烏煙瘴氣；清和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四處壅塞淤堵；清朗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垂頭喪氣；清逸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濁氣沖天；清新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難以負重；清遠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璽蓋得暮氣沉沉……中國古典書畫藝術，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鑑藏印璽的干擾，便難以欣賞，難以讓人獲得審美的愉悅。
從這個角度來說，乾隆朝大規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讓中國古代書畫作品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護性劫難。
如今，在收藏群體浩浩蕩蕩的時刻，真讓人擔憂：在某個窗明几淨之處，又有一方格調不高的收藏印信，被鄭重其事地、難以逆轉地強加在某一件前人的書畫作品上，又一件藝術珍品被其心愛之人再一次作踐，且難以避免。
所以，有必要籲請天底下的收藏家，切莫以乾隆為榜樣，意氣用事，把一己之喜愛附加在天下人的喜愛之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