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勞動經驗的傳授 四、五十萬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考古資料，為研究中國教育的起源提供了較具體的實物依據。北京猿人幾十人為一群，居住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天然山洞裡，靠採集和狩獵生活。他們已能製造多種粗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狀器等，懂得了用火。根據北京猿人大腦發展的完善程度推斷，他們已有了語言。北京猿人就依靠這種勞動經驗，以語言為交際工具,結為群體,與自然作鬥爭,以獲取生活資料。他們為了種族的延續和發展，把勞動經驗傳給下一代，打制和使用石器，利用天然的火等，就成為教育的主要內容。隨著勞動技術的不斷創新，教育內容和方法也日漸豐富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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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6000年左右的西安半坡文化遺存，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繁榮時期的生活圖景。這個氏族村落是以農業為主，兼有漁獵、制陶等生產活動。石器已由打制過渡到磨製，出現了光滑、鋒利、準確而合乎規格的各種細石器,如斧、錛、鑿、刀、鏟、紡輪、網墜、箭頭等；還有魚鉤、針、錐之類的骨器。最有特色的手工藝是製作陶器。陶器的種類有缽、盆、碗、壺、瓮、罐、甑等，它們既是實用的工具，又是一種藝術創作。像彩陶器上的紋飾：賓士的鹿、飛翔的鳥、張著大口的魚、同心擴散的水波，以及人面魚紋的圖案……，既有生動逼真的對自然和生活的描繪，也凝結著人們的想像、宗教觀念和對美的感受。制陶是一種專門工藝，一般是由有經驗的婦女掌握。年輕一代學習這種技術，由這些成人有目的有意識地給予指導。古書記載：“（燧人）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白虎通》卷一）。“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尸子》)。 “神農耕而作陶” (《太平御覽》引《周書》佚文)。“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白虎通》卷一）。這些傳說,從內容看,所反映的正是遠古從原始人群到進入母系氏族公社之後的生產和教育的歷史。
關於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創製發明的傳說，愈加豐富，而且集中在黃帝（部落聯盟的首領）的身上，如：“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溫”（《初學記》卷二十四引《白虎通》佚文）。“黃帝見百物，始穿井”（《初學記》卷七）。“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古史考》）。“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史記·封禪書》）。“黃帝作弩”（《古史考》）。“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五帝本紀》）。“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史記·曆書》索隱引《系本》）。這類傳說，雖不能據為信史，但總的來看，是反映原始社會末期，生產技術和文化有了多方面的進展，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教育的內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武器的製作和作戰的訓練成了教育的新課題。
道德習俗教育 教育的職能不僅是勞動力的再生產，而且是“社會人”的再生產。原始社會每個人也是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勞動的。所以，以鞏固原始社會生產關係為基本目的的道德習俗教育在當時也是存在的。原始社會時期，一般說來，還沒有形成明確的道德標準，道德觀念即體現於風俗習慣之中。那時候的道德習俗教育也是在勞動和生活實踐中進行的。圖騰崇拜（在中國影響最廣的是龍、鳳圖騰）以及由此派生的歌舞和神話故事（如女媧補天、精衛填海之類），是氏族形成以後進行道德習俗教育的重要形式，它們有助於增強氏族共同體的觀念，激勵人們為集體利益而獻身。
學校的萌芽 《禮記·明堂位》記：“米廩，有虞氏（舜）之庠也。”“庠”為學校名,本義為“養”,即把有道德、有經驗的老人養在那裡，專門從事教育工作。原始社會末期，開始出現了勞動產品的剩餘，少數人得以在別人勞動產品的供養下主要從事教育工作，因而產生了近似學校的教育場所，這是合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
參考書目
賈蘭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出版社，北京，197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北京，1963。
袁柯:《山海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北京,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