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 經濟形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 存在時間：清朝末期1840年後
- 形成原因：本國經濟發展微弱等
總體特點,經濟特點,
總體特點
中國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封建社會
這一時期，中國出現了代表新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近代企業，是從入侵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開始的。中國境內的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時間上處於領先的地位。
外國在華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廠──廣州柯拜船塢，成立於1845年，先於中國的江南製造總局20年。外國在中國內河的第一家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成立於1862年，先於中國輪船招商局10年。外國在華的第一條鐵路──上海吳淞鐵路，建成於1876年，先於中國自建的唐胥鐵路 5年。而外國在華第一家銀行──麗如銀行，1845年即始設分行於廣州，先於中國通商銀行52年。外國在華的最早的保險公司，可以上溯到鴉片戰爭以前的於仁（1835）、諫當（1836）兩保險行，先於中國的保險招商局40年以上。
外國資本主義企業的入侵，雖然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但最終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壓制。到20世紀30年代，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外國資本已占壓倒的優勢。1931～1936年這一段時期中，外資控制的企業占有中國生鐵產量的95%以上，機械採煤量的65%以上，發電量的55%以上，棉布產量最高達到65%（1935），捲菸產量最高達到58%（1935）。外國工廠的生產，是帶有壟斷性的大規模生產，如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的發電量，相當全國各華廠發電量的總和；英商頤中菸草公司的產量超過所有華廠的產量。同樣，30年代的交通運輸業中，外國資本也占很大的比重。1937年中國鐵路由外國直接經營和控制的，分別為47%和44%。1936年航行長江的三大外國輪船公司──怡和、太古和日清所支配的船舶噸位,為中國輪船招商局的3.5倍。在金融業中,17家主要外國銀行在30年代吸收的存款,將近14.1億元，而25家主要中國銀行的存款為13.6億元，後者反居前者之下。外國銀行經手對中國的貸款，在中國政府的全部外債中，占有最主要的份額，具有左右中國資本市場的力量。而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外匯結算，由外國銀行擔任的達到90%，具有操縱中國外匯市場的力量。由於它的雄厚資力，上海金融市場包括外匯、金銀市場的控制權，實際上是操縱在外國銀行的手中。
經濟特點
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微弱
這一時期，中國的本國資本主義經濟雖已出現，但很薄弱，在國民經濟中不占主導地位。
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近代企業，開始出現於19世紀下半期。60年代中期起，中國出現了一批新式軍火生產的工廠。第一家規模較大的兵工廠是1865年成立的江南製造總局（見彩圖）。70年代中期，在民用工礦業和航運業中也開始出現了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國第一家新式煤礦是適應福州船政局用煤需要而開辦的台灣基隆煤礦，籌建於1875年。第一家輪船公司是適應漕運需要而設立的輪船招商局，創辦於1872年，而作為航運附屬事業的保險招商局，也於1876年誕生。在輕工業中，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籌辦於1878年。第一家繅絲廠廣東繼昌隆絲偈,開工於1873年。8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企業擴大到鐵路、電報、金融、貿易乃至耕植、畜牧各業。中國自辦的第一條鐵路、專供開平運煤的唐胥鐵路（見彩圖）和第一家電報局、溝通津滬電訊的電報總局，同時開辦於1881年。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於1897年。至於海外貿易公司和國內耕植畜牧公司的創立，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也開始有所嘗試。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發展，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企業,在某些經濟部門中，占有一定的數量和相當的比重。例如 1934年中國新式銀行共有170家,資本達到3.6億元（當時幣值），約為當時舊式金融業的錢莊、票號資本的三倍。在1936年交通運輸業的總收入中，包括航空、水運、鐵路、汽車、人力車、搬運、電訊、郵政在內，屬於現代企業經營的，估計約占一半以上。
但是，整個看來，中國本國的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的發展仍很微弱，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仍然不占主導的地位。以資本主義的主要部分現代工業而言，在1933年所達到的水平,仍然是很有限的。包括所有僱工在30人以上、使用機器的小廠在內，全國新式工廠一共不過3100餘家,產值只相當手工業的1/4。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足10%。金融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整箇中國資本主義企業中，屬於畸形發展的一類。即使如此，中國銀行資本的薄弱，也是顯而易見的。1934年全國銀行資本,只合美金10800萬元。而美國在華一家大銀行──大通銀行的資本,為美金14800萬元。中國所有銀行之資本，猶不及一外國銀行資本額多。
官僚資本主義畸形發展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但既有居於劣勢的本國資本主義，又有占據優勢的外國資本主義，而且在本國的資本主義中，既有發展不足的民族資本主義，又有畸形發展的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的畸形發展，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結束後。僅在1941～1946年的五年中，在官僚資本控制下的某些重要工礦業產品，有著驚人的增長。例如電力增長了83倍，鋼增長了55倍，汽油和煤油都增長了19倍以上，棉紗、棉布分別增長14倍和18倍。抗戰期間，官僚資本壟斷了煤鐵、電力、機械、化學以及有色金屬等重要工礦部門。它們在大後方工業中所占的比例：機械達73%，化學產品達75%，電力和電工器材達89%，冶煉達90%，汽油、煤油以及有色金屬如鎢、銻、錫、汞、銅、鋅的生產，完全為官僚資本所獨占。抗戰勝利以後，日偽工礦企業幾乎全部為國民黨政府所接收，官僚資本控制的範圍更加擴大。除了重工業以外，輕工業中也滲入了龐大的官僚資本。以棉紡織業為例，國民黨政府設立的中紡公司在1946年就獨占了全國49%的紗錠、68%的布機、39%的棉紗產量和73%的棉布產量。
中國近代經濟的買辦化和附庸化，貫穿於生產和流通的全過程，隨著對外貿易的增長，中國的市場結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貿易中心向通商口岸特別是沿海的通商口岸轉移。在1936年40個商埠的埠際貿易中，上海、天津、青島、廣州四埠的埠際貿易占55%以上。這表明參加埠際貿易的商品，一半以上是在沿海四口岸流轉。然而通商口岸貿易的發展，並沒有改變內地廣大地區經濟聯繫的落後狀態。交通的隔絕，市場的狹小，貨幣、度量衡的不統一，一直到20世紀，仍然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另外，中國和世界市場聯繫的加強，反而使國內不同地區之間原有的經濟聯繫削弱，出現了華南與華北、華中的貿易有時要通過香港的離奇現象。
在通商口岸中出現了為外國洋行進行購銷活動的新式商業。其中一部分由封建社會傳統的舊式商人轉化而來，大部分是新生的、依附外國勢力而興起的買辦商人和洋行買辦。隨著內河航運的擴展和鐵路的興建，一個從通商口岸到窮鄉僻壤的買辦商業網逐步形成。進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買辦賣給批發字號，再由客幫、轉運商運往內地，轉發農村。出口商品由小生產者通過農村小販，向城鎮貨棧集中，經轉運商販往口岸，再由行棧賣給洋行。在整個商業網中，既包括洋行買辦和買辦商人，也包括了城市行會商人乃至農村經營商業的富農和地主。
中國農產品被捲入世界市場，但在中國出口貿易中，市場的控制權卻基本上掌握在外國洋行的手裡。例如上海生絲的對外貿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國人手中。洋行的買辦,絲號和它的絲通事以及絲棧等等,或者直接服務於洋行，是洋行收購生絲的工具和代表；或者和洋行發生密切聯繫，是洋行收購生絲的中間環節。洋行通過買辦放款給中國絲廠，以達到包攬生絲出口的目的。在這種條件之下,交易的一方,實際上處於債主的地位，中國絲廠在貿易上不受制於外國洋行，幾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