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性
資本壟斷特殊性在於,壟斷形成前期,其產品價格不是上漲,而是下跌,這往往造成
自由競爭的假象。
形成和發展
壟斷資本是同
資本主義的
壟斷一起形成和發展的。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
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資本的社會化形式也有了相應的發展和變化。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
生產集中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許多部門中少數大資本已居於壓倒優勢的地位,它們就採取
卡特爾、
辛迪加、
托拉斯和
康采恩等各種
壟斷組織,並迅速發展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形式。在壟斷資本的發展過程中,工業壟斷資本和銀行壟斷資本又進一步溶合為一種新型的壟斷資本,即金融資本。這就使資本具有了壟斷資本家集團所有的形式。最後,當上述各種
資本社會化形式仍然容納不下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時,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推動下,私人壟斷資本就同國家壟斷資本相結合而發展為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更使資本具有了
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所有的形式。在國際範圍內,隨著
生產國際化即生產社會化在國際範圍內的發展,資本的國際化形式也有相應的發展,它們採取各種不同組織形式,形成了在
國際經濟各個領域中進行活動的國際壟斷資本。
地位和作用
在帝國主義階段,所謂壟斷的統治,也就是壟斷資本的統治、金融資本的統治。壟斷資本在國內的統治地位,主要表現為:它們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各個主要部門的生產,操縱了市場的供求和商品的價格,壟斷了原料來源、交通運輸和科學技術發明等等。同時,它們還運用自己的巨大力量,控制國家機構和操縱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壟斷資本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主要表現為:它們瓜分和壟斷資本主義世界的銷售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並通過對外
經濟擴張而竭力加強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經濟落後國家的控制、剝削和掠奪,從而使資本主義的
國際經濟和政治關係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
壟斷資本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兩重作用。一方面,壟斷資本作為資本社會化的新形式,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某些要求,這就使社會生產力和
生產社會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主要表現是:它們擁有更大的力量來進行科學技術的開發,採用新的技術、設備和擴大生產規模;它們能夠在自己所控制的更大範圍內,有計畫地組織各種生產的分工協作、
原材料的供應和商品的銷售;它們還使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擴大,國際範圍的生產專業化和協作更為加強;等等。這些,都對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壟斷資本不僅沒有改變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性質,而且使社會化的
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進一步被極少數壟斷資本家所占有,這就必然進一步加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主要表現是:它們既然能夠依靠自己的壟斷地位和規定壟斷價格來獲得高額利潤,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改進技術的動力,甚至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人為地阻礙新技術的套用和傳播,從而引起生產和技術發展的停滯趨勢;它們加強了對國內外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這就限制了勞動民眾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長同國內外市場的擴大,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同消費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它們為了追逐高額壟斷利潤而大規模地進行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的經濟擴張並展開激烈的競爭,這就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範圍加劇了生產無政府狀態,等等。所有這些,都對經濟發展起了阻礙作用。
和新的全球化
約翰·B.福斯特題為《壟斷資本和新的全球化》的文章,認為所謂的全球化只是壟斷資本在全球範圍積累,它將導致資本主義矛盾在全球展開,世界將更深更普遍地捲入帝國主義危機。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到20世紀30年代,可以說,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存在三條線索:
(1)
資本積累和危機理論;
(2)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的開始(基於馬克思的
資本積聚和
資本集中概念);
(3)帝國主義理論。
列寧將第二條和第三條線索即壟斷的增長和帝國主義之間聯繫起來。但奇怪的是,沒有任何理論分析將第二條線索與第一條線索聯繫起來。但是,歷史的發展要求指向這種結合。在20世紀初的美國,大合併浪潮被廣泛看作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現實。
第一次將危機理論和壟斷理論結合起來的人是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他發展出“壟斷”的概念,用以標明公司能夠為
直接生產成本加價的程度。這樣,卡萊茨基就將壟斷權力同
國民收入的分配以及
經濟危機和停滯的源泉聯繫起來。這種分析由約瑟夫·施泰因德爾(Josef Steindl)繼續深入下去。施泰因德爾在其《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和停滯》(1965年)一書中認為,大公司都試圖提高
利潤率,但總是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威脅,原因在於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以工資為基礎的消費所具有的弱點。新投資可以緩和蕭條局面。但是,這又會增加生產能力,也就是說,就會擴大潛在的商品供應。但是,在現有的
生產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時,大公司是不會進行新的投資的。面對呈下降趨勢的最終需求,壟斷公司就不會降價,而是削減生產量、降低生產能力和減少新的投資。這樣,它們就會儘可能地保持現有的價格和利潤率。因此,與自由競爭體制下的情況相比,壟斷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大公司傾向於擴大利潤率(或提高剝削率),產生大量過剩生產能力,從而產生走向經濟停滯的強大趨勢。
斯威齊在其《資本主義發展論》一書(1942年)中吸收了
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對經濟停滯作了複雜的分析,在危機理論和
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之間建立緊密聯繫。他對馬克思關於壟斷的分析作了引伸。但是,這兩種因素在這部著作中仍然是分離的。為此,施泰因德爾主張一個更統一的理論可能從馬克思有機地發展出來,並建立在卡萊茨基的資本主義動力模式上,後者將實現危機和經濟中日益加深的壟斷程度聯繫起來。
保羅·巴蘭(Paul Baran)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一書(1957年)中改造了起源於卡萊茨基和施泰因德爾的壟斷資本主義理論,還分析了帝國主義在加深第三世界經濟不發達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通過歷史分析,他指出,在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的入侵窒息了殖民地幼稚工業的發展,這是不已開發國家貧困的主要原因。正是對全球其餘地區的征服和掠奪產生了直至今日仍存在的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和邊緣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在這種意義上,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不可分的。
國際分工中邊緣窮國的生產和
貿易,更多地服從於核心富裕國家的需要而不是邊緣國自己人民的需要。
在《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
巴蘭用剩餘概念分析了美國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積累和停滯問題。這種討論在另一部著作《壟斷資本》(1966年,與斯威齊合著)之中進一步展開。作者指出,
資本家獲得剩餘並以積累更多的剩餘為其主要目標。他們將總收入的很少一部分用於個人消費,而主要部分則用於投資以獲得更多的剩餘。投資就會提高生產力,使產品供大於求,造成生產過剩、價格下跌以及利潤率下降。為了避免這種困境並保證價格和利潤率,壟斷資本就會抑制生產水平,提高閒置生產能力的數量,並謹慎投資。而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實際或潛在地能生產出來的剩餘已經超過了它的吸收能力。結果則是,
經濟成長率越來越落後於它的實際能力。
這種理論認為,壟斷並不是阻礙資本積累的惟一歷史因素,
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on)所提出的“成熟”現象也同樣重要。大多數產業都經歷過高度競爭階段,在這一時期,價格呈下降趨勢,投資的積極性很高。但是,一旦這些產業“成熟”了,生產能力已超出它們可使用的程度,並且一旦這些企業被三四個壟斷企業所操縱,那么,投資就會呈下降趨勢。而且在已開發國家經濟體中,越來越多的產業面對的是
成熟市場。
這種理論指出,停滯不只是資本主義的反常現象,而是植根於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運動規律之中。但是,當這部著作正在寫作時,現實情況則是,資本主義不是停滯而是高速發展。如果資本主義趨向於經濟危機和停滯,那么為什麼美國保持了20年的經濟成長而沒有出現大的經濟危機呢?
巴蘭和斯威齊指出以下原因:
(1)50年代的汽車化帶來的劃時代經濟刺激作用;
(2)冷戰軍費開支;
(3)銷售努力進入生產,使成本上升(最早由
凡勃倫指出);
(4)資本主義金融上層建築(financial superstructure)的大規模擴張,甚至使生產本身相形見絀。通過這些手段,美國經濟吸收了剩餘產品,並避免了嚴重的經濟危機。
但是,所有這些抵消性因素要么有其自我局限,要么為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增添了另外的矛盾。汽車化是經濟的整個基礎的變動,一旦變動完畢,這個過程就會放慢,而且同樣規模的劃時代創新尚未出現;軍費開支使美國成為全球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一旦冷戰結束,它必須為大量的和日益擴張的軍費預算尋找新的理由;銷售努力滲透於生產過程意味著生產大量無用的東西,如不必要的包裝、一次性產品等;
金融結構的迅猛發展只不過為資本主義世界增加新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然而,《壟斷資本》嚴重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勞動過程本身和對工人的剝削。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做的批判中,這個問題處於核心地位。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繼續了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布雷弗曼在《勞動和壟斷資本》中闡明,在壟斷資本主義體制之下,通過極度的
勞動分工和工作的非人性化,從
直接勞動者那裡掠奪
剩餘價值的力度更強化了。同時,“市場的普遍化”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所有的社會存在都依賴於它。這構成了“消費社會”出現的背景。
對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的另一種引伸是由哈里·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做出的。馬格多夫在其《帝國主義時代》(1969年)中批評了認為美國經濟很少捲入世界經濟的流行觀點,強調了向外
直接投資的影響。他指出,對美國非金融公司來說,從海外投資中所獲得的收入占納稅後公司利潤的比例,從1950年的10%上升到1964年的30%。當回答“帝國主義是否必要”這一問題時,馬格多夫強調說,帝國主義是以全球面目出現的資本主義,它就像利潤的驅動力一樣,對這個體系來說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他還指出,“二戰”後建立的
關貿總協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
世界銀行促成了一種美國處於霸權地位的國際秩序的發展。他還強調了基於
美元霸權地位的美國資本的
國際擴張以及同時進行的第三世界國家債務陷阱的發展。
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全球體系。人們儘管可以講“全球化的新階段”,但是其實這個新階段是一個漫長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它是與帝國主義分不開的。在這個全球體系之內,邊緣國的剝削率遠遠高於中心國,同時剩餘價值從邊緣國吸收過來迎合中心國的需要。結果,邊緣和中心在收入和財富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兩者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時常採取革命和反革命的形式。同時,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衝突也仍然存在。
資本集中、中心國的停滯趨勢、帝國主義對邊緣國家的剝削、
金融全球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組成了壟斷理論所描述的世界總體圖景。以這種觀點來看待最新階段的全球化,就迥然不同於今天通行的看法。這個體系的中心國家的主權並沒有消蝕。世界既不是缺少有力的組織力量的混亂一團,也沒有形成所謂的由
世界貿易組織等世界組織領導的新的資本國際。
美國訴諸先進的軍事力量以及經濟和金融力量來保持著世界霸權。但這並不意味著霸權是穩定的,更不會是永久的。相反,正在出現的是“潛在的帝國主義的垂死階段”,表現在:
(1)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的衝突日益升級;
(2)美國領導層越來越擔心中國的潛在威脅;
(3)美國試圖以擴大霸權的
地緣政治範圍的方式來迎接這種挑戰。那種認為全球化已經使世界一體化並消解了所有中心的說法,完全是痴人說夢。民族國家主權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並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混合形式繼續存在,美國利用他國國家主權中有利於己的因素為自己的霸權服務。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現階段的資本全球化是與日益加強的壟斷即世界級的資本集中分不開的,這必然導致更大的矛盾和危機。正如斯威齊所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的最近歷史存在三個重要的趨勢:
(1)總體增長率趨於緩慢;
(2)壟斷的
多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增多;
(3)資本積累過程金融化。這些趨勢正是資本積累過程的產物,而不是產生於全球化。
當今資本主義絕非是
亞當·斯密所說的
看不見的手在全球規模上的實現,而是競爭越來越激烈:生產在世界範圍內的集中以及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意味著剝削的全球化。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並沒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現了,並且常常以更加隱蔽的形式進行。
全球化是民族國家主權的終結,是新的世界秩序,是所有民族的融合,或者是別無選擇的現實——所有這一切說法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精心炮製的神話。要揭穿這些神話,就必須理解與壟斷資本日益向全球規模發展所緊密聯繫的那些歷史變遷。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壟斷趨勢還是它的帝國主義特徵,都絕不可能被新的全球化所超越。這些矛盾呈現出更普遍化的形式。當今世界是一個以美國霸權帝國主義為領導的、全球壟斷資本主導的世界。它比以前更嚴峻地要求我們做出明確的選擇:要么是毀滅性的野蠻主義,要么是人道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