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的演變

內容簡介

☆《詩經》的自然史（“詩”的結集）與周禮相始終。詩的創作和規範套用與周禮的關係如下：一部分詩是應禮的需要而製作，成為禮的組成部分；另一部分也是在禮的規範下創作，在禮的規範下套用的，換言之，即是禮的具體實踐。可以說，《詩》的形成即禮的成熟。《詩》與禮的特殊關係，使我們擁有了這種用來研究西周禮樂制度的可靠材料。具體的研究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詩經》的自然史——創作與成書過程來探討周禮的淵源與歷史。二是通過對《詩經》文本的闡釋來解釋周禮的性質、內容與演變。本書通過較為堅實的考證，發現和解決了《詩經》研究中的一系列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啟發的意義。 ☆導論《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極其特殊的崇高地位，就其對一民族文化的意義而言，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部詩歌總集。我們所進行的這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於具體闡明此種意義，並試圖通過...(展開全部) ☆《詩經》的自然史（“詩”的結集）與周禮相始終。詩的創作和規範套用與周禮的關係如下：一部分詩是應禮的需要而製作，成為禮的組成部分；另一部分也是在禮的規範下創作，在禮的規範下套用的，換言之，即是禮的具體實踐。可以說，《詩》的形成即禮的成熟。《詩》與禮的特殊關係，使我們擁有了這種用來研究西周禮樂制度的可靠材料。具體的研究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詩經》的自然史——創作與成書過程來探討周禮的淵源與歷史。二是通過對《詩經》文本的闡釋來解釋周禮的性質、內容與演變。本書通過較為堅實的考證，發現和解決了《詩經》研究中的一系列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在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啟發的意義。 ☆導論《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有著極其特殊的崇高地位，就其對一民族文化的意義而言，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部詩歌總集。我們所進行的這項研究的目的之一，即在於具體闡明此種意義，並試圖通過這一課題的討論，說明中華民族基本文化特徵形成過程的某些問題。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在一個民族的形成過程中，逐步形成該民族不同於他民族的獨特民族文化。這是判斷一個民族是否成熟的根本標誌。一個成熟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但具有鮮明的外部特徵，而且具有強烈的內聚力，並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都能在保持其基本特色的同時不斷更新自身，從而擁有強大的生命力。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一個民族，由於其民族文化內涵的豐富性，任何斷代史式的論述均不足以全面闡述其特徵，但無疑卻有可能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材料和奠定良好的基礎，尤其是其基本形成時期的研究，更是必不可少和富有意義的。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其“原史時期”（protohistory）的歷史，由於文獻不足征，不便詳述。較為簡單的辦法是，追溯到中華民族的直接前身—華夏族的形成。所謂華夏族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春秋時期，見於《左傳》《國語》的記載。華夏亦稱“華”“夏”“諸夏”等，是中原地區接受周禮的具有較高文化的諸族的總稱。不具備以上條件的其他諸族則被稱為“蠻夷戎狄”。可見周禮在文化上對華夏民族的維繫作用及象徵意義。當然，“華夏”與“夷狄”又是相對而言的，二者通過不斷地交流而走向融合，因為周禮本身就是先秦諸族文化融合的產物。為了說明這一問題，下面我們稍稍追溯一下到春秋中期為止的華夏民族的形成過程及周禮的歷史淵源。從傳說時代，我們在歷史學中稱為中原地區的黃河流域，就活動著許多部族、部落，他們是華夏族的先民。其中，最著名的是黃帝和炎帝兩族。傳說中的唐堯、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先祖，據說都出自黃帝一族。同時，炎帝族也不斷地通過婚姻、結盟和戰爭等方式，與黃帝族進行交往和融合。文獻與考古發現都證實了三代文化是疊相承繼的。孔子所說的殷周對於前代文化的繼承絕非揣度之詞。武王克商，周人取代商的天下共主地位而成為政治上的正統，並以克商前後全面吸收、承繼商文化而成為文化上的正統。關於殷周文化的異同，前人作過不少研究。現在看來，更應注目於周人對前代文化成果的集成與改造加工。由於這種集成帶有瓜熟蒂落的性質，所以周文化的發展從程度上來說十分驚人。古代文獻和考古研究告訴我們，周人在青銅禮器製造、建築藝術、文字等各個重要的文化領域都得益於商人的文化積累並充分發展之。周人與前代相比最明顯的文化成就是周禮的制定與實施。按照孔子的說法，周禮是周人鑒於二代而有所損益的結果。即我們前述包括加工、改造與完善的文化之集成，這完全可以從理論上加以證明。禮是一個歷史過程，它的萌芽隨著原始人群的出現而出現。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禮也逐漸完備。直到成文法出現前（中國成文法的形成以春秋中葉刑書、刑鼎的出現為標誌），它一直是普遍適用的行為規範。在古代社會中，禮不但調整著人們直接的現實關係（法的關係、道德的關係），而且規範著人們非直接的現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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