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
《詩經》的組成部分。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合稱“三頌”。
對於《頌》的解釋，最早見於《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毛詩正義》說：“頌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詩集傳》說：“頌”與“容”古字通用。據阮元《□經室集·釋頌》的解釋，“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讚美“盛德”的舞蹈動作。如《周頌·維清》是祭祀文王的樂歌，《小序》說：“奏象舞也。”鄭玄《毛詩傳箋》說：“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討刺伐時的情節、動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可以證明祭祀宗廟時不僅有歌，而且有舞，“載歌載舞”可以說是宗廟樂歌的特點。近代學者也多以為《頌》是宗廟祭祀之樂，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周頌》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樂章，也有遲至昭王時的作品。《魯頌》是春秋時期魯國的頌歌。《商頌》是春秋時期宋人追述祖業（宋為殷商後裔）之作。
《周頌》的作者已不可考。
《魯頌》 4篇，《小序》以為都是頌魯僖公的。首篇是《□》，《小序》說，因為魯僖公治國很節儉，寬厚愛民，很重視農業、美馬，魯國人尊重他，“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是魯國貴族，魯文公、宣公時為掌權大臣，諡號“文子”。史克，即太史克，亦即里革。《左傳·文公十八年》載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的一大段話，可以看出他是個學識淵博的史官，《小序》說《□》是他所作，當有所據。後人有的以為《魯頌》都是太史克的作品，有的則認為只有《□》一篇是太史克所作。
《魯頌》中有《□宮》一篇，朱熹《詩集傳》認為它是魯僖公自作，並不足信，有人根據詩中“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的話，認為此篇是奚斯的作品。奚斯，名魚，魯公子，《左傳·閔公二年》有關於他的記載，事跡很簡單。也有人認為“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的意思是說奚斯督造新廟，他是一名“監工”，並非說他作頌。《魯頌》中大致可以確定作者的，只有《□》一篇，其餘三篇可能出於其他史官之手。
《商頌》原為12篇，今傳本《詩經》只有 5篇，其他7篇何時散佚，不可知，舊說孔子以前已亡佚，又有說是被孔子刪去了，都是揣測之詞。《商頌》的第一篇是《那》，《小序》說：“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國語·魯語》載閔馬父的話：“正考父(與甫字通)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毛詩正義》解釋這段話說，校，是校正舛謬，《商頌》5篇本是商朝作品，宋戴公時，正考父只是就周太師校正訛誤而已（宋戴公當周宣王之世，周太師，宣王時的太師）。而《史記·宋世家》卻說，宋襄公時，大夫正考父為讚美他，於是追述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史記集解》也引《韓詩章句》之說，認為《商頌》 5篇都是正考父所作，與《國語》所說不同，在時代上與《小序》所說相差兩百多年。清代姚際恆《詩經通論》力主《小序》和《國語》之說，方玉潤《詩經原始》同意姚氏的說法。近代學者王國維等多從《史記》和《韓詩》之說，認為是正考父為了讚美宋襄公而作，所謂《商頌》，實即《宋頌》（《觀堂集林·說商頌》）。
三《頌》主要是周王和諸侯用於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的樂歌，其內容多宣揚天命，讚頌祖先的功德。如《周頌》中的大武舞曲就是頌揚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功業的歌舞曲。《昊天有成命》便是強調天命、歌頌成王的詩。《魯頌》的《泮水》、《□宮》也是頌美祖先的詩歌。《商頌》5篇都是宗廟祭歌，也充滿了祝頌之辭。 《頌》詩中也有一些反映當時農、牧、漁業生產情況的作品。如《周頌》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報賽的祭歌，對西周農業生產的情況和規模都有具體的描述；《魯頌》的《□》旨在頌美魯僖公的牧馬之盛，同時也說明魯國畜牧業的發達；《周頌》的《潛》寫周王以各種嘉魚獻祭宗廟，反映了當時的漁業生產情況。
另外，《周頌》的《有瞽》寫了各種古代樂器，《商頌》中的《長發》、《玄鳥》保存了關於殷商的神話、史實，是研究中國歷史和神話傳說的重要資料。
《頌》詩多空洞抽象的說教，缺乏形象性和韻律美，也極少運用比、興手法。其中《周頌》時代較早，語言典雅莊重而欠清新活潑，叶韻也不甚規則；但一些描寫農業生產的詩如《載芟》、《良耜》用白描、比喻、誇張等手法，把耕耘、收穫、祭事祈福等描述得頗為生動具體。《魯頌》的時代較《周頌》為晚，創作上受到《風》詩和《雅》詩的影響，如《泮水》、《□宮》的風格便很象《雅》，而《□》、《有□》則採用復沓的章法，反覆詠嘆，其韻味又很象《風》。正如孔穎達《毛詩正義》所說：“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商頌》可能也因時代較晚，一般篇幅較長，文字簡練，敘事具體，韻律也較和諧，其中《那》、《烈祖》、《玄鳥》均雙句，不分章，結構近於《周頌》；《長發》、《殷武》篇幅更長，且分章，其風格類《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