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劉安子》）是西漢皇族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收集史料集體編寫而成的一部哲學著作。
《淮南子》相傳是由西漢皇族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故而得名。該書在繼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綜合了諸子百家學說中的精華部分，對後世研究秦漢時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其歸入“縱橫家”，《四庫全書總目》歸入“雜家”，屬於子部。
《淮南子》在繼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糅合了陰陽、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屬於道家。“鴻”是廣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東漢高誘《淮南鴻烈解序》）。作者認為此書如道一樣包括了廣大而光明的通理。
《淮南子》原書中有內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至今存世的只有內篇，現今出版版本，大多對內篇進行刪減後再出版。“說林、說山、人閒諸篇多紀古事”。這部書的思想內容以道家思想為主，同時夾雜著先秦各家的學說，故《漢書·藝文志》將之列為縱橫家類。梁啓超說：“《淮南鴻烈》為西漢道家言之淵府，其書博大而和有條貫，漢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適說：“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書又集道家的大成。”劉文典寫有《淮南鴻烈集解》。
基本介紹
書籍作者,書籍目錄,內篇,中篇,外篇,書籍內容,書籍版本,研究著作,道家典籍,涉及思想,兵略,陰陽五行學說,整體觀，天人相應,養生術，靜漠恬澹,推病由，情志環境,談施治，理法兼備,論藥物，首重實踐,書籍影響,與先秦道家,與先秦法家,與先秦儒家,相關歷史,藝術形象,
書籍作者
關於《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較含混和比較明確的不同說法。
比較含混的說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稱淮南王“招致賓客方術之人數千人”，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門人賓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參與了《淮南子》的撰著，於是又有一種比較明確的說法，認為是淮南王劉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高誘《淮南鴻烈解序》）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後來，這裡出現的八個名字又被統稱為“八公”，於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為淮南王劉安和八公了。梁啓超說：“《淮南子》匠心經營，極有倫脊，非漫然獺祭而已。”
《淮南子》書中有較多的《莊子》的影響，已與晚周至漢初南方黃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區別。道家由以黃老為主轉移到以老莊甚至以莊列為主，這一轉變在《淮南子》書中已可見其端倪。作為楚文化重要內容的黃老道家兼陰陽數術的思想傳統，到《淮南子》的成書，已經是殿軍之作了。此書撰著於景帝一朝的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於朝廷。
書籍目錄
內篇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墬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修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中篇
卷一《枕中》（正一道有《太上老君枕中經》）
卷二《鴻寶》
卷三《苑秘書》
卷四《重道延命方》
卷五《淮南萬畢》（語出《莊子》：“通於一而萬事畢”）
卷六《淮南變化術》
卷七《淮南中經》
以上諸篇漢時漢武帝親自驗證隋唐猶存
外篇
卷一《莊子後解》
卷二《莊子略要》
卷三《解說第三》（篇名不詳）
書籍內容
《淮南子》著錄共分為內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內篇論道，中篇養生，外篇雜說。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陰陽等家，一般列《淮南子》為雜家。實際上，該書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闡明哲理時，旁涉奇物異類、鬼神靈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話材料，像“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嫦娥奔月”、“塞翁失馬”等古代神話，主要靠本書得以流傳。
書籍版本
通行本為二十一卷。明正統《道藏》本將《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主術》、《氾論》分為上下卷而成二十八卷本。
研究著作
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中《淮南子》部分，俞樾《諸子平議》，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劉家立《淮南子集證》，吳承仕《淮南子舊注校理》，楊樹達《淮南子證聞》。
建國後有張雙棣《淮南子校釋》，何寧《淮南子集釋》，陳廣忠《淮南子斠詮》。重要註疏（近）方勇《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
高誘在序中指出此書的思想內容：“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
道家典籍
《淮南子》引用過的道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老子》、《文子》、《莊子》、《列子》等。此外，郭店楚簡中《太一生水》篇對《淮南子》也有明顯影響，也可歸入此類。
《淮南子》分析了《管子》產生的原因：“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要略》)顯然把它作為富國強民的政治著作看待，劉向也認為：“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①《淮南子》在《道應訓》引述了《管子》的話②，《管子》一書，以道家為主包舉百家，《淮南子》的“氣”論及“法治”等方面的思想，都能在稷下黃老著作《管子》那裡找到它的源頭。
《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道應訓》實際就是以歷史故事、寓言傳說等闡釋《老子》的旨義，僅此一篇，涉及《老子》41章中的56處文字，它與《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樣，都是關於《老子》的較早的注釋，足見《淮南子》作者對《老子》的重視。《淮南子》所受《老子》的影響，最明顯的是以道作為全書的指導宗旨，並對“道”做了更加詳盡的描述和規定，其中《原道訓》，楊樹達認為：“此篇全衍老子之旨，故以《原道》名篇。”③
《淮南子》引用《莊子》直接說明的只有一處，見於《道應訓》：故《莊子》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這句出自《逍遙遊》，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是，“其暗用《莊子》者觸篇皆是。今本《莊子》三十三篇，惟《說劍篇》之文，不見於淮南。其餘三十二篇，則均有稱引”④。劉安對《莊子》是熟悉並深有研究的，他還做過《莊子》的注釋工作。《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並引淮南王《莊子要略》云：“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張景陽《七命》注引淮南王《莊子後解》云：“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鬥者，庚市子毀玉於間，而斗者止。”據此可知，淮南王劉安曾有《莊子要略》和《莊子後解》，惜已失傳。
《淮南子》與《文子》關係殊難判斷，《文子》的內容有十分之五六與《淮南子》相同，兩者孰先孰後的官司打了上千年。《漢志》載：“《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然而，1973年，河北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的竹簡中就有《文子》，這為認識《文子》提供了新的機遇。①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內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見於今本的佚文，說明《文子》是有淵源的，為西漢就已經存在的先秦古籍，它與《淮南子》的關係，絕非簡單的誰抄誰的問題。
《列子》的“共工怒觸不周山”的神話和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的感嘆，在兩書中都出現過，顯然有某種繼承關係。《漢志》所著錄的“《列子》八篇”，是劉向整理過的，它在流傳的過程可能有後人摻入的成分，但絕非“偽書”，其內容大部分可信。《尸子》說：“列子貴虛。”（《廣澤篇》）劉向以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日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列子書錄》）②在景帝時十分流行的《列子》，想必劉安也能見到，《淮南子》也有貴“虛”的一面，不能說沒有《列子》的影響。
至於《黃帝四經》（唐蘭認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就是《漢志》所說的《黃帝四經》）有《道原》，《淮南子》有《原道訓》，《淮南子》文字明顯出於前者的有近三十處，唐蘭已作過梳理。①
《太一生水》，抄於郭店竹簡《老子》丙組之後，是講宇宙生成的。許抗生認為：“《太一生水》篇，從宇宙演化學說史上說，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間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它發揮了老子的思想，又具有不同於老子思想的獨創性。它與《管子·內業》等篇和《淮南子》有著不同的思想發展路向，同時又對《淮南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天為氣的思想和‘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的思想皆對《淮南子·天文訓》產生了影響)。”②
涉及思想
兵略
其一，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軍事上才能取勝。《兵略》認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即是與天地順、與四時合的最高行為準則。得道者，眾之所助，雖弱必強；失道者，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證軍事上取勝的基本條件。政治上得道的軍隊可以車不發軔（防止車輪滾動的木頭），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本國的社會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亂，即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只要對敵國招義而責之，就可以大國必朝（前來歸附），小國必下。《兵略》還回顧了古時的戰爭，認為五帝時期的戰爭是得道的。那時的戰爭不是為了擴張土地，也不是為了貪金玉之略（掠奪），而是為了禁暴討亂，為了消滅殘賊天下、令萬民不得安生的貪昧饕餮之人，如黃帝擊敗炎帝，顓頊誅殺共工，堯舜討滅不義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戰無不勝。他們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導之以德，不聽，則臨之以威武，再不從，則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櫛發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謂聖人之用兵。殷商以後，至春秋時期的用兵是所謂霸王之兵。這個時期的戰爭，多是為了消滅加虐於民的敵國之君，為義兵之舉，因此往往克（攻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這種戰爭非以亡（消滅）存（存在）也，將以存（保存）亡（殆盡的東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戰國時期的用兵則是失道的晚世之兵。這時期的戰爭，無道之君往往設渠塹，傅（防守）堞（城上女牆）而守，進攻一方也不是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廣壤，都是為了個人的私利。為個人私利進行的戰爭，不僅失道，而且造成人員的巨大傷亡，同時這種戰爭最終也不會獲得勝利的，因為它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其次，軍事上取勝的根本，在於加強政治統治，即為存政，建立牢固的統治基礎。《兵略》認為，軍事上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眾多）等物質條件，以及奇謀詐術的巧妙運用和良臣猛將的合理任用等主觀條件，雖然是克敵制勝不可缺少的條件，但皆佐勝之具也，並不是保證戰爭必勝的根本條件。軍事上的必勝之本在於政治上的強大，即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略足以知強弱之勢。《兵略》認為：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並指出：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它主張修政於境內，使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這樣就可以修政廟堂（朝廷）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揮）而天下回響，《兵略》認為這是用兵之上也。它還列舉楚懷王、秦二世敗亡的教訓，以及武王伐紂的事例，說明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提出：全兵（獲得徹底勝利的軍隊）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的思想，主張：制勝於未戰。它說：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這樣可以費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張先以德勝敵，然後再與之戰，可以獲得全勝，並指出：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反對窮兵黷武。它強調：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所謂廟戰，即在採取軍事行動以前，就敵我雙方的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積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的比較、分析，加強不足之處，保證最終取得全勝。《兵略》認為：只有進行充分的廟戰，運籌於廟堂之上，才能夠做到決勝於千里之外，並指出：廟戰者帝。
其二，比較精闢地論述了軍事行動中動與靜的辯證關係。《兵略》認為，軍隊出擊，要如神出而鬼行，運於無形，出於不意，使敵人無法察覺，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達到出敵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兵略》同時認為，軍隊不動則已，動則應發如疾風，疾如駭龍，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使敵人未見其發，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貴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敵之虛，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勢，迅速發起進攻，並窮追猛打，使敵人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為此，《兵略》強調軍隊採取行動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裝備上、後勤保障等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一旦出擊，就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這樣就如同以水滅火，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為了保證兵出而不徒歸，《兵略》還指出，善於指揮作戰的軍事將領，必須掌握三勢、二權。所謂三勢，即氣勢、地勢、因勢。氣勢即激發兵將的高昂鬥志；地勢即善於利用險要地形，能控制戰略要地；因勢即能把握戰機，乘敵之虛，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喝（中暑）採取軍事行動。所謂二權即知權、事權。《兵略》強調在採取軍事行動前，一定要詳盡偵知敵情，並據此制定出完備的作戰計畫，同時要很好地隱蔽自己的軍隊，做到出敵不意，使 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兩軍交戰，能夠靈活有序地調遣軍隊，布陣迎敵，使本方受刃者少，而傷敵者眾，此謂事權。《兵略》認為掌握好三勢、二權，選拔出精兵強將，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戰術之後的軍事出擊是所謂必勝之攻，是所謂勝定而後戰，可以攻不待沖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戰接刃而敵破。它強調軍隊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盪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並指出，在這樣的軍隊面前將野無校（對抗）兵，國無守城，無人能擋。然而，《兵略》由於受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最推崇的還是所謂以靜制動，以無形制有形，以無為制有為的戰術思想。它指出，靜以合躁，治以持亂並認為以靜制動，以無形制有形，以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人也不可得勝之道也。並稱：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疲）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疲）則威可立也。它還提出：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靜制動，並非被動地待敵先動而後擊之，而是要視其所為，根據敵人所犯的錯誤，制定相應的作戰計畫之後，出擊致勝。當敵無隙可乘時，《兵略》認為要餌之以所欲，以罷（疲）其足（滿足），引誘敵人出錯，一旦敵人有間，就要抓住戰機， 急填其隙，迅速出擊，打敗敵人。相反敵人若止而不動，《兵略》認為，己方應相應調整部署，待敵動做，侍機出擊。若己方已先敵而動，也要盡力改變這種不利局面，變我靜而敵動，重新掌握主動。《兵略》反對在敵人未顯現錯誤之舉前，便冒然對其發動攻擊，提出：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旗幟牢固樹立的樣子）之旗，強調敵容未可見，以數（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強調以靜制動的同時，還強調以無形制有形。它認為：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並舉例說：風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開閉，是因其無形的緣故。它認為，兵家所恃，無非是天時、地利、巧舉、人和。而此四者皆為有形之舉，因而都有相應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無形者無可奈也，沒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謂無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實際上就是無法無儀、無名無狀，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高深莫測、變幻無窮的軍事韜略。《兵略》認為，善用韜略者，可以打敗一切敵人。
其三，為將帥具體提出了一些統兵、用兵之要。①將帥必須使部下與自己同心齊力。《兵略》認為：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因而強調將吏一定要以民為體（身體），而兵民則一定要以將為心，並指出：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它還強調：民誠從其（將帥）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認為戰爭的勝負，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將的齊心與否而決定好了。《兵略》不僅強調兵將要齊心同力，而且還強調將帥應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它認為：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稱類似犀牛的一種野獸）之角，若鳥之羽，若蚈（百足蟲）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將帥統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同時要止如丘山，發如風雨，如此則戰無不勝。《兵略》還指出：夫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挃（搗）；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認為將帥能使部下用力諧，不僅能致勝於敵，而且還可以以少勝眾，以弱勝強。它分析了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寡勝眾的問題，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只能是在人眾一方勢不齊，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如果人眾一方做到人盡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勝之，則自古至今，未嘗聞也，從這個角度再次強調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將帥要善於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勢。所謂兵勢，即指戰無不勝，攻無不破的氣勢。《兵略》認為： 兵之所隱議（占卜視兆）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它根據用兵的方略把將帥分為上中下3等，認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並善於把握戰機，利用兵勢，戰無不勝，從不失敗，是所謂上將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然未必能獲得全勝，但也能勝多敗少，是所謂中將之用兵；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結果動輒敗北，是所謂下將之用兵。《兵略》還十分重視兵勢的作用。它認為在天時、地利、人和齊備的情況下，若兵無勢，仍不會取得任何戰果。它要求將帥利用兵勢，要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員石於萬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軍隊都無法抵擋，這樣才能百戰百勝。③將帥要威義並用，要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認為：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謂威義並用，就是要賞罰分明。《兵略》明確指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賞能使士卒冒死征戰，罰則使他們令行禁止。只有賞信而罰明，軍隊才有戰鬥力。此外，《兵略》還強調將帥必須愛護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愛戴。它說：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並指出：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因此要求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這樣他們作戰時才不會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拚死殺敵。《兵略》還具體提出將帥要做到：暑不張蓋，寒不被裘，險隘不乘（乘車、騎馬），上陵（山丘），必下（下車、下馬），以體驗士卒的辛勞，同時還要做到軍食孰（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與士卒同饑渴。不僅如此，《兵略》還要求作戰時，將帥必立矢射之所及，與士卒共安危。《兵略》認為，將帥能夠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積德、積愛於自己的部下。它還指出：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如此，何敵不可戰勝。④將帥必須具備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質。所謂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指治國不擁兵自負，為主不獨顧自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剛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謂十守，指頭腦清醒，謀略深遠，意志堅定，明辨是非，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濫發議論，不推卸責任，不輕易歡喜，下輕易動怒。總而言之，就是要求將帥做到，發（舉措）必中詮（公允），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道理），同時還要做到，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兵略》認為，只有這樣，將帥才能使自己的政敵無隙可乘，做到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它還認為：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同時指出：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⑤將帥要善於利用己方之實，攻敵方之虛。所謂實者，即指主明良將，上下同心，氣意俱起，同仇敵愾；所謂虛者，指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為將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積怨深重。《兵略》認為：虛實之氣，兵之貴也。兩軍相遇，實則斗，虛則走。氣虛一方是無法與氣實一方對敵的。但《兵略》也指出：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認為虛實之氣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它引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強盛及敗亡的教訓，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踐在內的一系列戰爭的勝利，擁地2千里，帶甲七十萬，是由於用民氣之實的結果。其後，夫差驕溢縱慾，拒諫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國滅身亡，是越王勾踐因制其虛的結果。由此，《兵略》指出：善於治國統軍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繼承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優秀的軍事理論，同時又有許多獨到之處，因而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陰陽五行學說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首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月、日喻陰陽。如《天文訓》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裡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了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達，……其人慧聖而好治。”以上所述雖未必盡然，但大體上說明了五行所屬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對人體的影響。
整體觀，天人相應
該書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如《本經訓》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間，和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這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的天人合一觀點不謀而合。
四時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人體而形成疾病。如《時則訓》記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時氣，其氣不和則導致人體疾病的發生。同時告誡人們：人體必須順應四時，適應自然界季節氣候的變化，才能在宇宙間健康生存，正如《本經訓》所言：“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還有整體觀對疾病症候的影響，如“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前者言其體內臟腑患病，而引起體表的色澤變化，即“有諸內必形諸外”；後者指出局部的病變可影響整個人體。
養生術，靜漠恬澹
推病由，情志環境
書中推究疾病發生的原由，認為情志變化、地理環境對人體影響極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訓》和《原道訓》均指出：“人怒破陰，大喜墜陽，……。”“薄雲發，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以上言情志過極，積而成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暴怒傷陰，暴喜傷陽”的觀點是相同的。這種病因認識一直指導著後世臨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來愈大，如楊雪琴教授調查後指出，“銀屑病的發病和復發患者中70%～80%的人發病前有焦慮和抑鬱，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環境亦直接影響人體而為致病之由。如“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此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的體質、生育、發病和壽夭等均有影響，為導致疾病發生的原由之一。這種醫學思想本源於古代文獻而有所創新，如《呂氏春秋·盡數》記載：“……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祍與傴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癰疽和生瘰癧病；水味苦澀地方的人，多患雞胸和駝背。
談施治，理法兼備
該書對疾病治療方法的論述亦較詳盡。如《時則訓》提出四時治療疾病的法則為：“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這裡規矩權衡治法與《黃帝內經》中的規矩權衡合四時脈象不同。如《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脈象的變化隨季節不同而各異，即脈合四時；後者則根據脈象的浮、沉、滑、澀，而了解疾病產生的原因。可見，《黃帝內經》以規矩權衡論脈象；《淮南子》則以規矩權衡論治法，各有所指也。
書中談及治療疾病要全面考慮，不能顧此失彼，以免釀成大病。如《說林訓》中指出：“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
書中還有對疾病應早期治療的記載。如《人間訓》告誡人們：“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胘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這裡根據上下文意雖是以醫學喻為政處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預防醫學思想確能啟迪後學，這與《黃帝內經》中“病已成而後藥之”，其理相同。
論藥物，首重實踐
該書對藥物的記載注重實踐，從藥物採集、炮製及品種鑑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首先，採集藥物要親口嘗試。如《修務訓》云：“神農乃始教民撲五穀，……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古代醫家在實踐中尋找和發現藥物的真實寫照。其次，根據藥物性能，按照季節採收藥物。如“蟬始鳴，半夏生”言其夏至時蟬鼓翼始嗚，正是半夏成熟的採收時間。其三，告誡人們注意藥物炮製方法。“牛膽塗目，……取八歲牛膽，桂三寸，著膽中，百日以成。”此言將桂放入牛膽中，經過百天才能藥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藥物的鑑別。如“夫亂人者，芎窮之與蒿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也皆相似者。”這種注重實踐，使藥物名實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藥的保證。
他如書中還有關於臟腑的論述；疾病命名的記載及形、氣、神的論述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與《黃帝內經》同時代或稍晚時的《淮南子》蘊含著一定數量的醫學內容，我們應當挖掘整理取其精華，以豐富中醫學寶庫。
書籍影響
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產物。
思想及特點
《淮南子》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於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子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取”獲罪，流徙途中絕食而死，後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致賓客數乾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其中《內篇》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中篇》八卷，《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畫和安排。但從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家”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家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家、法家、陰陽家之言。范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向。”
與先秦道家
在宇宙觀生產論方面，《淮南子》繼承發揚了先秦道家的唯物思想。該書《天文訓》說：“道始於虛霩”、“道始於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既“萬物有道”，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
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明確指出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真正內涵：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曾引述對老子的“無為”之涵義的一種誤解“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這種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聖”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闢地樹谷，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休風榨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闊”；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指出道家“無為”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
《淮南子》的作者說：“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權自然之勢，而曲故（按：巧詐也）不得容者。非謂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引文“若夫”後的句子意思是說，如果試圖用火來烤乾井水，把淮河引到山上去，就是背離事物自然本性而僅憑自己的主觀意志的行為，這就叫做“有為”。
老子筆下的聖人是道的化身，是聖明的君王，他們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但聖人卻是“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二章）如果說無為就是“無所作為”，那么何以又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又何談“功成”呢？而且老子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行為視為“玄德”即最高的德行。（五十一章）可見“無為”決非“不要有任何作為”，而是為了使人們能夠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發展趨勢更好地“為”，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大有作為。與此相反，如果出於一己的私利或個人意志，根本違逆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發展趨勢而強行所為或妄自作為即“有為”，那么一定會事倍功半，甚至遭到嚴重挫折或失敗。所以老子告誡我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也有密切的關係。漢初假託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處也很多。如《人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與先秦法家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黃老學派、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氾論訓》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
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式都是先擬定計畫，次分頭撰寫，最后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採眾家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所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與先秦儒家
首先，《淮南子》繼承並發揮了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家而又高於先秦儒家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氾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
《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
相關歷史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辯論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年）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採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范，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術訓”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並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於建元二年臨朝乾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干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七八歲，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國舅田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於劉徹的後事問題，並屬望於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著“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於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決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家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家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後，劉徹才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於政治。但是，後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鬥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學術著作。
藝術形象
《淮南子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