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教化

社會教化是我國古代意識形態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即通過一定的途徑對百姓進行教育感化。教化是一種上對下的信息傳遞，目的是“訓經宣達，遠近畢理，鹹承聖志”(《史記·秦始皇本紀》)。教化的主要內容是政治化的倫理道德，如忠、孝、仁、義、禮、信等等。教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一)宣傳。從三國時代起，已有“宣傳明教”一語(《魏略·李孚傳》)，即以正面宣達道德為主，維護已有的社會秩序，使不穩定的輿論因素消弭於未然。(二)表彰。這是教化的一種主要社會形式，通過表彰典型，使悖逆者順服，怠惰者勉力。“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匾表其門，以興善行。”(《續漢書·百官志五》)(三)監督。這既是對教化的一種監督，同時又是教化自身的表現形式。它主要通過鄉官來實現，“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引文同上)。然後，由這些小官吏進行訓告、保惠、教誨。通過教化，出現百姓間互相訓告、扶持、教誨的局面，全民反覆自我錘鍊對政府的服從心理，而一切反正統的思想和行為，則往往在萌生之初，就受到刑罰之外的道義上的壓力。教化的核心是“德化”，通過正面的宣感測化，使民眾思想不超越一定規則，使文化在預先限定的範圍內發展，以達到意識形態管理的最高境界，即孟子的所謂“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社會教化
• 性質：社會通過社會的執行者實施社會化
• 同類：個體內化
• 目的：實現個體社會化

內容

社會教化的共同內容是：(1)教授生活技能。生活技能包括生活自理技能和職業技能，如教授農民合理安排農作物茬口、科學配方施肥、作物套種、抗衡作物的病蟲害、簡單的醫學知識、辦企業及其生產經營手段等。(2)教導行為規範。行為規範包括日常生活規範，政治、法律、道德規範，角色規範。如宣傳鄉規民約，教導待人接物禮貌，時事政策教育，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普法宣傳，中華傳統美德教育，以及教導農民中主要角色(如父母、子女、村民、村幹部等)的特定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範及其角色特質要求，教導角色的期望和規範，角色的態度和情感。(3)樹立面向未來的生活目標。當代農民正處在跨世紀的交接點中，時代需要廣大農民更新觀念，超越自我，具有創新意識，胸懷大志，成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新人，能將個體知識技能、創造力能動地外化於社會。如信仰上追求共產主義，生活上追求富裕，人與人關係上和諧相處，事業上勇於開拓等。

目的

傳統中國的教化思想源自先秦，集中反映為禮儀法度的教化，由此構築起“禮儀之邦”的社會教化體系。中國傳統社會教化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與“學做聖賢”，其內容包括人文、倫理、道德及其規範，其形式是動員家庭、家族、學校及其他多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並用以作為規範個人道德的倫理性、政治性手段，以節制不適當、不正確行為。總之，社會教化在中國歷史上一直發揮著規範個體行為以服從群體，減少以至避免社會紛爭，整合家庭、家族、民族共同體，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

中西方區別

在西方

在西方，正像伽達默爾所指出的那樣，“它最初是在中世紀神秘主義中誕生，以後被巴洛克神秘主義所繼承；再後演變成由克羅勃斯托克的《救世主》而來的主宰了整個時代的宗教上的唯靈論；最後這個詞在赫爾德爾那裡成了‘達到人性之完滿教化’這個基本概念”(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見，在西方的話語系統里，教化指的是一種旨在使人發生“極其深刻的精神轉變”並且因此“達到人性之完滿”的訓化活動。至於“人性之完滿”中的人性的涵義，主要是指理性。這一點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被確定下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的主要衝動在於探求真知，為此提供了極好的證例。事實上，此後，西方學者們基本上就是依循這個傳統而看待和對待教化的。比如，在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者們所致力的工作，主要就是通過教化去培育人的理性，以反抗中世紀的盲目的宗教信仰加在人們脖子上的牢固的枷鎖。至於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正像人們都知道的那樣，它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喚醒人的理性並且培育人的理性的自決能力。至於理性本身到底意味著什麼，後來的黑格爾給出的回答是所謂普遍性。比如，在黑格爾看來，所謂教化就是指“向普遍性的提升”，這個提升“要求為了普遍性事物而捨棄個性，然而對個性的捨棄卻是否定性的，即對欲望的抑制以及由此從欲望事物中的解放和自由地駕馭欲望事物”(伽達默爾語)。正因為如此，在黑格爾看來，“誰沉湎於個別性，誰就是未受到教化”。

在中國

和西方大不相同的是，在中國，儘管在先秦時代法、道兩派的教化分彆強調“以法為教”和“無為而治”，但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的學說基本上占據了主流的地位，情況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眾所周知，儒家的教化基本上是倫理的和政治的，這種教化有著強烈的倫理政治的訴求。這種訴求，一方面表現為對“內聖外王”的境界的期望，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化民成俗”的狀態的嚮往。這種以倫理政治的訴求為基本內容和根本目的的教化，在此後的漫長的歲月里所以能夠綿延不斷、長盛不衰，主要是因為它與小農封建經濟和大一統的專制政治需要是非常契合的(參閱黃書光主編《中國社會教化的傳統與變革》，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毫不奇怪地或者非常自然地，所謂“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以及“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等，便成了儒家教化的基本內容。

歷史

中國傳統社會存在著一套以學校和非學校系統構築的動態交叉的社會教化網路，社會教化與人們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以及教育活動、文化活動等方面都有密切聯繫，或明或暗、或深或淺地滲透到人們思想意識、實際行動中。正因如此，歷朝歷代有關社會教化的史料無疑相當豐富。如何挖掘和充分運用這些史料，既是這一研究課題的重要依據，也是這一課題研究的艱巨工作。然而長期以來，除極少部分相對集中的論著外，絕大多數有關社會教化的資料卻零星地散落在不同的歷史文獻中，而且由於前人對此問題研究用工有限，可利用的資料也相當不集中，所以，挖掘不同類型的史料便成為首要任務。經過多年的努力和積累，《社教》編著者們對各種史料中相關稀疏的記載著力鉤沉。他們蒐集了大量的經、史、子、集中相關的文字片斷，發掘了大批的筆記、文集、詩歌、戲劇、著作中有關的零星言論。在史料的收集和運用方面，尤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了大量明清時期的地方志，挖掘這些記錄鄉土社會中有關社會教化的豐富史實，從而使社會教化問題的研究更具說服力，論證也更為生動。本著外為中用的原則，《社教》還注意借鑑國外有關研究理論，對外人著述中某些合理的部分和成果以及相關資料進行吸收和借用。這些無疑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資料線索和借鑑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