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瀋陽，以武力侵占東北的事件。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端，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標誌著中國局部抗戰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也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

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北大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占瀋陽，又陸續侵占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使東北3000多萬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

基本介紹

• 名稱：九一八事變
• 發生時間：1931年9月18日
• 地點：中國東北地區
• 參戰方：日本，中國
• 結果：東北三省被占領
• 參戰方兵力：中國：160000人
  日本：30000-66000人
• 主要指揮官：中：張學良、日：本庄繁，南次郎
• 主要後果：日本占領東北三省 退出國際聯盟

事件背景

時代背景

一戰後，日本在華擴張受到了英美列強的遏制，中國的北伐戰爭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吞併中國東北地區的步伐；20世紀30年代初，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日本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陷入極端困境，並導致政治危機，在內外交困情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決意衝破華盛頓體系對日本的束縛，趁英美忙於應付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奪取東北，以擺脫困境，並圖謀爭霸世界。

中國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係，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藉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藉機占領東北。

張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張學良等衝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歷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瀋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並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占領“中東路”，並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餘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並限期答覆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於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係；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託德國代辦負責。

國共對峙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七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內手令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調集30萬軍隊，以十倍於紅軍的兵力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決定採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首先避敵鋒芒，繞到敵人的背後，然後攻其後路，打破敵人“圍剿”的方略，進行反“圍剿”鬥爭。至8月6日國民黨軍已被紅軍拖得極為疲勞，紅軍作戰進入由被動變主動的第二階段。在紅軍的不斷打擊下，國民黨軍隊已無力再戰，蔣介石被迫於9月初下令“圍剿”軍總退卻，至此紅軍獲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國內混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回響；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軍挑釁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准，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製造流血事件。事後，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無數。同時日本藉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藉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江淮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游豪雨成災，大水席捲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衝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占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制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全國預算七分之一用於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徵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餘萬救災款。但湖北、安徽、江蘇仍爆發騷亂。

日本方面

控制東北線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日本國內情況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藉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田中奏摺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並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並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摺給天皇，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摺）。奏摺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事件經過

日軍挑釁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瀋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日軍在此布置了一個假現場，擺了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的屍體，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由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瀋陽東山嘴子，日軍占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

中國軍隊駐地東大營進攻

東北淪陷

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當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中將參謀長榮臻根據張學良之命，命令東北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再度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由於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守軍被數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軍擊潰。

日軍占領瀋陽

日軍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

1931年9月21日，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1931年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931年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931年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1931年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撤離

蔣介石電令張學良不許抵抗，張要求其率領的東北軍力避衝突、退守錦州，1931年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於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儘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越來越強硬。

張學良

黑省淪陷後，南京政府覺察日軍將進犯錦州，急令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於1931年11月25日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提議。12月2日，國民黨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國的公使說：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撤出錦州和山海關，但是有一個條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國滿意的保證，即要求三國保證中立區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態，張學良急不可待地直接與北平日本公使館參事就此事進行具體交涉。但這種交涉不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對，而且也無法從日本方面獲得妥協的條件，日方堅持東北軍必須全數撤出錦州。

錦州中立案曝光後，遭到各界人士和學生群起反對，國民政府外交部於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電施肇基聲明放棄中立案，同時還表示：日軍如進攻錦州，中方將實行自衛。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也已就此作出決議，強調“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

可對於是否抵抗問題，南京政府與張學良之間明顯發生分歧。張明顯地傾向於和平方法解決，鐘情於“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指中立案）亦頗贊成”，並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秘密安排從錦州一線自動撤軍。此舉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嚴重不安。顧維鈞於1931年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後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蔣介石亦於1931年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張學良12月21日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張學良又致電國民政府，稱“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屆時日本“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非但錦州不可守，連華北地盤亦不保。因此張學良不顧勸告，一意孤行將軍隊從錦州撤退。

31年9月6日張學良致榮臻不抵抗“魚電”

戰火蔓延

而與此同時，1931年12月15日，關東軍已經開始進攻錦州。12月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日軍侵占東北三省形勢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不遵令；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後，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令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已經無濟於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而此時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早已奉張學良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在張學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

1932年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軍，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撤往賓縣。1932年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

戰爭結果

由於張學良一再堅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軍占領，日本對東北三省的大規模侵略強烈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一個民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在全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

兵力對比

各界反應

國民政府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處理事變的基本方針為：軍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與日本直接交涉，更多的是寄希望於國際聯盟，期待國聯及“非戰公約”國出面對日本施壓。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即向國聯報告事件情況，提出申訴，同時照會美英等國政府，請國際組織主持公道，希望國際各國深切關注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同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9月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吳稚暉、張靜江、戴季陶、邵元沖等會商處理方針，主張對日避免擴大戰爭，向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簽字各國申訴，求得公平的決斷。同日，中國政府代表向國聯秘書長提交照會，請求國聯“立采步驟，阻止情勢之擴大”。

9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說：“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9月23日，張學良派萬福麟、鮑文樾到南京，蔣介石接見他們時說：“倭人狡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再次強調了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國聯的主張。

“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

南京國民政府採取的對外妥協政策，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信念有關，他認為在國家尚未統一的情況下難以與日本決戰，所以應堅持“先安內政策”。“安內”的首要任務便是“剿共”，其次是對付閻錫山等各地方實力派。

早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就相繼電告張學良，強調“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要求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在江西指揮“剿共”。9月20日，蔣介石確定了“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的方針，即在“統一中國”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決的方針。

1931年11月的國民黨四全大會期間，蔣再三表白要抵禦外侮，“先要國家統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

不同的聲音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的基調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緊逼和全國人民抗日呼聲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戰的表示。事實上，對於不抵抗政策，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同意見。

邵元沖在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時就提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為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

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蔣介石的電報中也說：“政府只有始終宣示和平，從國際上做功夫，然當地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

對於這樣無可辯駁的聲音，蔣介石無法坐視不顧。

9月21日，蔣在答覆山東劉珍年關於如日軍進犯煙臺應如何反應時，指示:“如果其海軍登岸，則我方劃出一地嚴陣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時須忍耐堅定鎮靜謹守之。”。態度比較含混，雖有伺機而動，暫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嚴陣固守，不排除進行抵抗。

9月23日，蔣介石答覆熊式輝日本如在上海尋釁應如何應付時強調：“應正當防衛，如日軍越軌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

9月25日，致電韓復榘指示山東方面行動方針時明確指出：“我軍應在濰縣多加兵力，以防日軍由青島或煙臺侵入濟南，我軍決在濰縣附近與之抗戰。”10月5日，蔣再次指示上海駐軍“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

在1931年11月，面對“送蔣北上”運動的輿論壓力，蔣介石下了命令，派稅警團官兵五六千人，送空軍一個中隊北上，擺出了抵抗的姿態，然而國民革命軍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線，按兵未動。

可見，蔣介石做如上表示，並非真已下決心與日軍決一死戰，主要目的還是為順應民心，應付輿論。

總的來說，在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的忍痛含憤，訴諸國聯，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國無外交，也是對嚴峻局勢的估計不足，對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夠，政治、軍事、外交上的應對軟弱無力。面對日本侵略，把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寄托在國際聯盟的調停和列強各國的干涉上，反而對民眾自發組織興起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壓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脹，肆無忌憚地擴大侵略戰爭，明目張胆地為其侵略行為詭辯。

中共態度

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強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領東三省的海陸空軍，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

此後，中共中央又接連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國為各個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的開始，是世界新的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的初步，號召全中國工農兵士勞苦民眾，用革命的鐵拳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制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驅逐帝國主義滾出中國！雖然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還比較小，紅軍和根據地發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色政權發出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最強音，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昭示著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成為抗擊侵略者的強大力量，成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與此同時，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積極開展抗日鬥爭，黨中央派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黨組織力量，協助與領導東北義勇軍，另外，從1932年起，也在東北各地領導創建了10餘支開展游擊戰爭的隊伍，逐步發展為東北人民抗日鬥爭的主力。

中國民間

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各界民眾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以《申報》為首的報刊在國內掀起了號召抵制日貨、要求抗日救國圖存的聲音。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街頭的反日標語

與此同時，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後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其他各種抗日武裝力量。如黑龍江省防軍黑河警備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長馬占山、第二旅旅長蘇炳文，以及吉林省邊防軍的團長馮占海、第二十七旅的營長王德林、獨立第二十四旅旅長李杜、黑龍江省防軍參謀長謝珂等，他們的隊伍後來與各地地方武裝匯合起來，成為義勇軍的一部分。

義勇軍發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經有30餘萬人。各地的義勇軍儘管組織倉促、武器裝備很差，但是士氣旺盛。如遼南地區編成的義勇軍第二軍團，下轄17路軍及6個獨立大隊，多以大刀長矛為武器。但就是這樣的隊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聯合發起攻打瀋陽的戰鬥，襲擊了兵工廠，焚毀了機場倉庫，燒毀了幾架飛機，還斃傷日偽軍數十人。東北民眾自衛軍曾夜襲鳳凰城，襲擊莊河、大孤山、卡巴嶺、三義廟等敵人據點，隊伍擴大到3000餘人。

日本政府

緊急制止和失敗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後，日本政府命外務省密切關注東北形勢。1931年9月15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電告外相幣原喜重郎：“關東軍正在集結軍隊，領取彈藥器材，有在近期採取軍事行動之勢。”幣原喜重郎乃向陸相南次郎抗議：“此種作法從根本上推翻以國際協調為基本原則之若槻內閣外交政策，絕不能容忍。”外務省亞洲局局長谷正之也對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提出過質問：“關東軍少壯士官之間正在計畫在滿洲如何幹掉中國軍，此一訊息是否真實?”因日本國內對於關東軍欲在東北發動事變早有所聞，元老派西園寺公望公爵也勸南次郎處事要謹慎。天皇亦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軍紀。南次郎決定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郎到東北，傳宣中央意旨。但建川與參謀本部許多人是贊成關東軍武力發動陰謀的。派他赴東北的訊息，被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密電告知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陰謀已泄，盼在建川到瀋陽前發動。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達瀋陽，尚未到達關東軍司令部，事變就在當夜發生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半，日本駐奉天領事館領事森島守人（時總領事林久治郎不在）從東北趙欣伯處獲知中國軍隊不準備抵抗，乃於10時45分馳赴關東軍特務機關見板垣，要求停止襲擊。板垣拒不接受。森島欲再說，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脅：“再干涉統帥權, 不能置之不理！”森島只好退回總領事館，向林久治郎報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電話仍勸停火，板垣依然不聽。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試圖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同日，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先於中國通報日本和中國發生衝突，並稱日本政府已採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這一地方事件的升級。9月22日幣原對中國政府駐日公使蔣作賓說：“陸軍願吞併東三省, 余則視為吞一炸彈。”

九一八事變

9月24日日本政府對外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將事變的責任推給中方，但也表示，會將軍隊“大體撤回並集結於鐵路附屬地內”，並辯稱“帝國政府在滿洲並無任何領土欲望”。而當時日本軍部、關東軍與日本政府、外務省之間在處理事件的方式上確實存在分歧。

內閣向軍部靠攏

但在日本社會從上到下的壓力下，內閣和外務省的立場開始向軍部轉移。從根本上說，幣原外相與軍部對擴展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是一致的。幣原主要是更多的從外交的角度考慮，關注和擔憂國際的反應。關東軍逐步占領了中國東北廣大地域後，策劃成立“獨立”政權，幣原也不是絕對不同意的。他是從時機策略著眼，而反對操急從事。

由於日本國內政壇的傾軋，若槻禮次郎內閣於1931年12月11日總辭。次日，犬養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犬養毅內閣與軍部的方針更趨一致。誠如戴傳賢上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所言：“判斷日本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占領東三省之目的而後已。其外交當局，最初與軍事當局意見不同。但在第二次（國聯）行政院決議之後，外交當局便已逐漸追隨軍部行動。現在外交完全為軍略所支配。故一切觀察判斷，應以軍事為前提。”

總體而言，儘管日本內閣、外務省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方針上與軍部存在分歧，但在對外聲明和交涉中，卻竭力掩飾事變真相，辯解關東軍的侵略行徑。隨著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發生，犬養毅被暗殺。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唯軍部馬首是瞻的“舉國一致”內閣，使日本的軍國主義進一步得到發展。

國際社會

英法兩國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主要是通過當時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的活動表現出來。這兩個國家都是國聯的主要成員國，在國聯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國聯活動幾乎由這兩個國家所控制和操縱。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向國際聯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破壞國聯盟約的控告。1931年12月10日，在中國代表一再要求下，國際聯盟通過決議，決定由英國人李頓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國代表組成調查團，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情況。1932年2月，調查團從法國出發，兩個多月後才抵達瀋陽。

調查團到東北前，日本為了欺騙國際輿論，掩蓋侵略罪行，策動東北的“所謂獨立運動”，成為偽“滿洲國”。調查團到東北後，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種假象，阻撓調查團工作。在中國代表顧維鈞的多方努力下，東北各界民眾通過各種渠道給調查團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陰謀和武力扶植偽“滿洲國”的內幕，使調查團了解了一些真實情況。

國聯調查團在東北進行了總共6周的所謂實地調查，起草了共14萬多字的調查報告書。報告書對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有一定的揭露，對九一八事變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認，認為偽“滿洲國”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生產”，而是“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的結果。但總體上看，調查報告書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強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綏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謬的建議，主張中日兩國都撤出在中國東北的軍隊，把中國領土東三省由西方列強共同管理。

調查團報告書公布後，國民黨政府表示“原則接受”。日本駐國聯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特別大會通過報告書後惱羞成怒，退出會場。日本政府以抗議報告書為由宣布退出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一出籠，全國人民表示強烈反對。10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通電，指出這個報告書“公開地最無恥地宣布了瓜分中國的新計畫”，號召全國民眾武裝起來，在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以革命的民族戰爭，來撕碎李頓的報告書”。

蘇聯方面

蘇聯對九一八事變十分關注。雖然當時兩國外交關係中斷，蘇聯政府從外交及道義上同情和支持中國。蘇聯政府致電中國表示同情，對日本侵犯蘇聯在中東鐵路擁有的權益提出強烈抗議。蘇聯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表示在道義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國，並願意做一切必要的幫助。不久，中國出席日內瓦國際裁軍會議代表顏惠慶與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進行談判，很快恢復了中蘇兩國邦交。但與此同時，出於自身利益和在中國東北的權益，為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政府兩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對於中日衝突將採取不干涉主義的中立立場。11月19日，李維諾夫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表示，蘇聯政府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蘇聯的不干涉表態，打消了日本有關蘇聯干預的顧慮，客觀上鼓勵了日軍擴大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

美國反應

美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經歷了一個由消極觀望，到與國聯合作，再到不承認主義的過程。九一八事變前一天，美國國務卿與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達成一項秘密諒解：美國保證不干涉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日本則保證其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應限於錦州以北。事變發生後，美國政府消極觀望，默不作聲。直到日本侵占錦州，並向錦州以南進犯時，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宣布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對這一被稱為“史汀生主義”的政策，中國和歐洲各國普遍表示贊同。由於沒有採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體行動，美國的這一政策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效果。

社會影響

揭開二戰序幕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也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

社會性質轉變

毛澤東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所不斷發生的變化，一直持續到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中日民族這個主要矛盾才得以解決。

民族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了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隨著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後世紀念

紀念場館

1991年9月18日，中國政府在瀋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

九一八事變紀念館

除了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防空警報

為銘記歷史，警醒人民勿忘國恥、居安思危，也為了增強大家的國防觀念和防空意識。每年的9月18日，全國很多城市都會拉響防空警報。

早在1995年，瀋陽就有了在9月18日這天鳴響防空警報的習慣，時間為3分鐘。目前，國內已有北京、哈爾濱、長春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