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份秘密檔案據說是愛國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黨的關係，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係，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用了兩個夜晚抄錄完成的。在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半個多世紀。雖然現在大部分日本歷史學家認為是“田中奏摺”是假的，但有趣的是軍國主義日本的國策確實是按照田中奏摺的路線去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田中奏摺
- 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
- 披露日期：1929年
- 著作日期：1927年7月25日
鈴木貞一版本,內容,二戰,戰後,譯本主要內容,備忘簡錄,所謂積極對策,中國領土,中國權利,內外蒙古,保護政策,鐵路交通,滿蒙鐵路,屆時國策,經營方針,附屬事業,附屬檔案信息,曝光前後,東方會議,西方反應,事件過程,所持觀點,反對造假,
鈴木貞一版本
內容
《田中奏摺》據稱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過該奏摺在多年後，現已被很多學者認為是虛構而不存在的。被認為日文原本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實際上是由參謀本部鈴木貞一少佐應外務省次官森恪寫的一個關於對中國問題的備忘錄。雖然鈴木貞一是昭和軍閥的核心領袖之一，日後貴為企劃院總裁，28個甲級戰犯之一。但當時他還不為中國人所知，在中國發表的時候就了田中義一的名字，以達到宣傳效果。這份檔案的發表對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對日本的幻想。
二戰
山浦貫一編《森恪》一書，全文刊登了鈴木於1940年的談話：“在召開東方會議的時候，我在參謀本部工作。森恪說要見我，我就同他見了面。問他是什麼事情呢？森說：‘政治家不同軍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決大陸問題是很困難的。無論如何，必須懇切會談。……’於是，我就問森，是不是真乾。他說，真的乾。我說，真的乾我確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對東方會議的想法。總之滿洲的治安由日本負擔，以此為中心，把一切幹起來，就是說，要解決滿洲問題，舉凡土地問題、商租權問題、各種糾紛問題，都要從頭到尾，一切加以解決。森的意見就是這樣。對此，我說解決滿洲問題這樣就行，但從形勢來看，我有我的看法。於是森叫我把意見寫出來。這個方案，僅就方針而言，是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割出去，成為另一個地區，使日本的政治勢力進入這塊土地、這個地區，並使之成為東方和平的基礎。這一點應當成為日本應該乾的一切內治、外交、軍備以及其它所有政務的政策中心。……我把這點告訴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說：‘那就這么乾吧！’現在有點重複——森恪回答說，但現在突然把這個方案拿到內閣討論，大臣不會贊成。我說：說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務嗎？森說：‘總之，這一點我一個人的力量辦不到。剛巧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在東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於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見了面。
但是吉田說：這樣做必須使美國無可插嘴，剛巧齋藤博從美國回到東京，和齋藤商量一下，怎么樣？齋藤很了解美國的情況。但是赤裸裸地提出這樣的想法，不僅內閣，就連元老、重臣都不會答應，因此必須在這個方案上包上一層糖衣，包什麼樣的糖衣呢？那就和齋藤商量一下吧。於是，我們中間又加進齋藤，進行聚會。結果，齋藤執筆修改我所寫的方案。就是說，一個用糖衣包起來的方案。根據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滿洲工作，打下不讓美國說三道四的外交基礎。根據這些，吉田和齋藤做外務方面的工作。就是說，所謂東方會議是使這種政策執行起來具有糖衣包起來的作用。
於是，吉田對元老、重臣進行遊說；森負責內閣和政界方面；齋藤對外務省和美國做因勢利導的工作。成就了這樣的事情。”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鈴木貞一1940年談話不僅是“東方會議的內幕史”（山浦貫一的評語），而且詳盡、具體地揭示了“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方案炮製的經過和真相。
戰後
“當時在參謀本部作戰課工作的步兵少佐鈴木貞一受森恪的委託，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以及當時任陸軍大學教官、不久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的步兵中佐石原莞爾等人商量之後，歸納出日本應當採取的有關滿蒙政策的積極意見。森與鈴木帶著這個意見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會晤，進行磋商。吉田認為：這個侵略計畫過分赤裸裸了，在國內外都通不過，需要用糖衣包裹起來；認為進行這一工作的適當人選是當時賜假歸國中的日本駐紐約總領事齋藤博。因此，吉田介紹了齋藤。就這樣，鈴木將陸軍少壯參謀對滿蒙積極政策的主張歸納為檔案，齋藤將它加以修改而成。”
鈴木兩篇談話是日本現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雖然兩者繁簡不同，但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在認為田中奏摺確實存在的學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證據，足以證明：《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員森恪、鈴木貞一和吉田茂等一夥人炮製的。
譯本主要內容
確立以滿蒙為侵略擴張基地的戰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確定以美、蘇為假想敵國。
“然欲以鐵與血主義實保中國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來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擊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中國為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將來在北滿地方比與赤俄衝突。”
歪曲歷史，否認中國對滿蒙之主權。
“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區域”“中國此後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提出要盡力擴大日本在滿蒙的權益。
包括鐵路建築權、土地商租權和交通、外貿、金融權，以及在滿蒙的各個部門設日本顧問或教官。
改變滿洲鐵路經營體制，欺騙世界輿論。
“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每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滿南滿鐵道公司為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擬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將南滿鐵道公司之附帶事業中，擇其利多益大事業悉數提出為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為帝國使命而猛進。”
備忘簡錄
（註：《田中奏摺》中對中國的蔑稱如，支那等詞已作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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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摺
1927年7月25日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率領群臣誠惶誠恐謹以我帝國對“滿蒙”積極的根本政策奏聞。
所謂積極對策
所謂“滿蒙”就是指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而言。這裡，不僅地廣人稀令人歆羨， 而農礦森林的豐富也是世界無比。因此，日本為了開發其資源，以培養帝國永久繁榮，特設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中日共存共榮的名義，對該地的鐵路、海運、森林、鐵礦、農 業、畜產等各方面投資達四億四千萬日圓，這個企業實際是中國企業中規模最龐大的一個。回顧在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條約以來，中國向“滿蒙”的擴展事事受到限制，因此國內上下 輿論為之譁然。九國條約本來是在美國的主持下簽訂的，附議各國對中國在滿蒙勢力的增長 並不反對，而認為國際貿易及投資利益藉此可以得到保護。
東三省是亞洲的一個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我日本如欲保護自己的安全，並進而保護他國居 民的安全，就必須使用鐵血，這樣才能突破當前的困難局面。然而，如果採取鐵血主義來保 全東三省，那么第三者的美國必將受到中國以夷制夷的煽動，起來制止中國。這樣一來，我 國就要被迫與美國進行角逐。
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 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中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中國而 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中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中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 ，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
考慮中國現狀和將來，如欲建立昭和新政，必須採取積極奪取滿蒙利權的方針，並借利權發 展貿易。這樣，不僅能制止中國工業的發展，還能避免歐美勢力的東漸，良策妙計莫過於此。滿蒙利權果真歸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滿蒙做基地，假借貿易來征服中國四百餘州，就可以利用滿蒙的權利作為司令塔來攫取整箇中國富源，再利用中國餓富源，政府印度及南洋群島，並進而征服中小亞細亞以及歐洲。我大和民族為了向亞洲大陸發展，第一個重大關鍵就在於掌握滿蒙利權。為建立昭和新政並實現我帝國的恆久興盛，採取積極奪取滿蒙利權的政策是惟一辦法。
中國領土
最不幸的是：日俄戰爭時，中國在宣戰布告上明確承認滿蒙是中國領土，而在華盛頓會議上 簽訂的九國條約上也認為滿蒙是中國領土，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主權。由於以上 三個錯誤，給中國在滿蒙權益遺留下禍患。
中國權利
中國今後要利用一切機會，使全世界知曉有關滿蒙主權的真相，並趁著機會以漸進方式向內 外蒙古擴張以使大陸得到新生。
對於南北滿洲的利權，除應根據二十一條勇往直前外，應依下列附帶利權，擴充中國既得權 利，以便永久享有其利益。
一、三十年商租期限滿期後，自由地加以展期，並使對方確認經營商、工、農等業的土地商 租權；
二、日本人在動部內蒙古可以自由居住往來和經營各種工商業，在出入南北滿時中國方面不 得依中國法律進行徵稅或檢查；
三、全部的對奉天、吉林等地的十九處鐵礦、煤礦的開採權及森林採伐權；
四、在滿洲及東部蒙古的鐵路修築及鐵路借款的優先權；
五、政治、經濟、軍事顧問和教官的增聘及聘傭的優先權；
六、為管理朝鮮人的中國警察駐在權；
七、將吉長鐵路的經營管理權延長九十九年；
八、特產物的專賣權及對歐美貿易貨品運輸的優先權；
九、黑龍江礦產的全部開採權；
十、吉會、長大鐵路的修築權；
十一、收回中東鐵路時提供借款的特權；
十二、安東、營口的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的設立及合辦權；
十四、畜牧權。
內外蒙古
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有我退伍軍人十九名，已從王府取得土地購買權、羊毛收購權、礦山開採權等，這些都已成為中國的先取權。此外，已將多數退伍軍人秘密派往該地，為了避免引起奉天政府的嫌疑，使其經常穿著中國服裝分散在該王府轄區內從事開墾、畜牧和收購羊 毛等工作。這樣，一旦時機到來，內外蒙古即將歸於中國所有。為此對於蒙古，擬自本年度起，從陸軍機密費中撥出一百萬元左右，急速派遣軍人四百名，化化裝為教師或中國人，潛入內外蒙古，拉攏一切舊王公，攫取該地的畜牧、礦山等，以便為國家樹立百年大計。
保護政策
滿蒙各地資源豐富，適於朝鮮人移居，因此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目前居住在東三省的朝鮮人已達一百萬人以上。
為能使移居滿蒙的朝鮮人達到二百五十萬人以上，一旦有事，即令朝鮮人進行軍事活動，同時還可以取締為名對他們的行動加以援助。
另外，還可以“東拓（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和“滿鐵”作為後盾，在經濟和金融方面對朝鮮人進行援助，借朝鮮人的力量來開發內外蒙古並掌握其商業權。
這就是說，朝鮮人侵入滿蒙顯然對帝國的國防、經濟具有密切關係，因此，今後要由政府大力加以援助俾其成功，以為帝國發展製造新機會，特別是根據石井-藍辛協定多取得的中國對 滿蒙的特殊地位，在華盛頓會議上已經放棄，幸而朝鮮人移居者日益增多，其投資也日益增長，這樣，石井-藍辛協定上規定的特權，就可以利用朝鮮移民的新問題而加以恢復，而對於 這種情況，從法理上說，在國際間沒有任何人可以反對中國。
鐵路交通
交通既是國際交往的工具和戰爭勝利的保證，又是經濟上的堡壘。中國所修建的鐵路大部分 在南滿，尚未進入物產豐富的北滿，這是特別遺憾的。南滿地方居住著很多中國人，這對於中國的國防和經濟是不利的。中國如欲開發其富源和鞏固國防，必須大力建設北滿的鐵路。已有的滿鐵路線，主要是經濟性的鐵路，而非循環鐵路，極不適於戰時動員和軍事運輸。
在中國自己建設的鐵路方面，以吉林省政府的財力而言，不久將來即可建設運輸能力強大的 鐵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龍江的財力進行鐵路建設，中國方面鐵路的力量，不久將凌駕滿 鐵之上，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競爭。然而，奉天省目前經濟紊亂，除非中國出力救濟，否則無 力恢復。
中國利用這一時機，勇往直前以完成中國的修建鐵路的目的，同時，如果再極力進行煽動， 使奉票進一步暴跌，那么，奉天政府的財政必然重蹈赤俄財政的覆轍，這是拭目可待的，到 那時，他們也就沒有能力開發滿蒙了。
唯有中東鐵路的勢力是很難打倒的，並且不幸的是這條鐵路線和滿鐵成“丁”字形，丁字形 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面，但對軍事的進展上確是十分不利的。幸而赤俄的勢力日衰，已無力向，滿蒙擴張，毫無疑問，今後中國的鐵路建設必將聽從日本的指示。赤俄雖然國力日衰，但對滿蒙擴張的野心並未停止。其一舉一動都是妨害中國的擴張和滿鐵的利益的。中國必須極力防止赤俄的擴張。
中國首先應該以防止赤俄南下為口實，逐漸向北滿強行擴張以便攫取其資源，南面，要制止 中國勢力北上；北面，要制止赤俄勢力南下。為了對赤俄的政治和經濟進行鬥爭，應該使中 國站在表面，中國在背後加以監督，以防禦赤俄勢力的擴張。同時，還要採取機密手段和赤 俄合作，以防止中國勢力的增長，和維護中國在滿蒙的既得利益。
前幾年，中國後藤新平主張恢復日俄邦交及邀請越飛來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利用俄國牽制 中國。中國對於滿蒙，不能單單依靠滿鐵而得到滿足。鑒於中國擴張的現況和將來，必須獨占南北滿鐵路。特別是擁有巨大富源的北滿及東蒙古方 面，對中國說來，發展餘地很大而且有利。因為在南滿，中國人日益增多，無論政治上或經 濟上中國都處於日趨不利的狀態，所以必須迅速進入北滿的地盤，以謀國家的百年興隆之計。
中國在最近將來，一定要在北滿和赤俄發生衝突，那時，可以按照日俄戰爭的前例，如同當時回的滿鐵和大連那樣，獲得中東鐵路和吉林。為了取得北滿的富源，中國再一次在南滿的曠野上與俄國展開鬥爭，將是中國國運發展上勢所難免的。
滿蒙鐵路
通遼-熱河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對於中國開發內蒙古將有很大貢獻，在滿蒙的所有鐵路中，它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價值最大的一條。要想同內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聯繫，非依靠這條鐵路不可。也就是說，我帝國主義在內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決於這條鐵路。
洮南-索倫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我駐南滿的軍隊就可以通過這條鐵路線插進赤俄的背後，同時還能阻止赤俄軍向北滿增援。我們可以強迫蒙古王公制定一項防止中國人侵入的法律。只要能夠使已侵入的中國人得不到安居樂業，他們也就自然離開。除此之外，中國如能積極採取其他防止辦法，就可能使中國人無從進入蒙古。
長春-洮南鐵路
因為滿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滿，如果這條鐵路建成，那么北滿及蒙古的富源將全部歸我所有，沿線地區還可能容納我移民二、三十萬人。將來吉林、敦化和我朝鮮會寧線的聯運通車實現後，蒙古及北滿的富源即可直接運到東京和大阪，一朝有事，從我東京出兵經過日本海可以直達北滿和蒙古，中國陸軍一定無力突破北滿地區。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潛水艇將不可能威脅我朝鮮海峽。這樣，在食糧和原料方面 ，將能得到自給自足，不論同任何國家作戰都可以處於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會寧鐵路
以往到歐洲的人，都要經由大連或海參崴。將來這條鐵路建成後，就可以由清津港經過會寧 ，轉由西伯利亞鐵道到達歐洲，這不僅是亞洲交通的大動脈，將來不論旅客或是貨物，都要通過我們控制的地區。我方如掌握了這條交通的大動脈，就可以無所忌憚地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吞併滿蒙的第三期計畫，實現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實現，然而第三期吞併滿蒙，征服中國全土，從而使東方及整個亞洲畏服於我，仰我鼻息的大業，尚未實現，這都是臣等之罪過。
屆時國策
羅津是唯一無二的終點良港，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面可以壓倒赤俄的海參崴， 令一方面還可以吸收北滿的豐富物產，把滿蒙的繁榮引進我們國內。假如在最近的將來戰爭 爆發，中國不得不從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敵艦就會把對馬海峽和千島海峽加以封鎖，最 後將中國打敗。要知道，世界大戰中，美國曾和英國暗中勾結，一舉一動都想牽制中國對中國的行動。為了中國的獨立，不得不與美國一戰，以警誡中國和全世界。
美國有呂宋艦隊，和我對馬島和千島之間只是一衣帶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潛水艇往來游弋於對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斷滿蒙食糧和原料對中國的供應。
如果建成吉會線，將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個大循環線，不僅便於我軍隊和糧食的運輸， 同時還可以確保控制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夠輸送到敦賀和新瀉，敵人的潛水艇不 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峽，中國的戰時交通經濟就能保持獨立自主，這就是以日本海為中心的國策。
只要能夠確保戰時的食糧和原料的充分供應，無論美國海軍如何強大，中國陸軍和赤俄陸軍 如何眾多，最後也必然對我無可奈何，同時還可以鎮壓朝鮮人在戰時的反抗。
經營方針
滿鐵由於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歷屆內閣的政治變動息息相關，因之內閣的更迭往往禍及滿鐵，而滿鐵的一舉一動也有時累及內閣，這是由於滿鐵組織雖然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組織，而 其實權則掌握在內閣手中。由於這個緣故，在國際間並不認為，滿鐵是一個營利公司，而看做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機關。九國公約所以要對我滿鐵的發展加以限制，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內部來看，滿鐵在推行滿蒙的事業上，實行著有關關東軍司令官、大連長官、關東州長 官和總領事參加的四頭政治，在大連進行討論有關這方面的機密往往被東三省執政者所探知，從而極力阻礙滿鐵的發展。另外，在東京做最後解決時，也時常因為外務、鐵道、財政和 陸軍等各方高級官員的意見分歧，而使計畫的實行受到阻礙。
為了避免這種種不利情況，擬對滿鐵進行根本改革，將滿鐵附屬事業中職能和利益較大的單位分為獨立的公司，暗中以滿鐵勢力為背景，積極向滿蒙發展。另一方面，對於在滿蒙的全 部事業，吸收中國人和歐美人投資，使滿鐵單純擔任鐵路運輸業務，由中國壟斷其資本的半數以上，把握實權用以大力推行帝國的政策。
附屬事業
（1）鋼鐵問題
煉鋼事業的盛衰對國家的強弱關係很大，滿蒙的鐵礦有12億噸，此外，還恰好有25億噸的煤。用這25億煤可以精煉12億噸的鋼，可以保證七十年間鋼的自給自足，而不需要仰賴他國的 供應，這樣中國就具備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強國的要素。
（2）石油問題
石油是中國最缺乏的重要產品之一，也是國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
滿蒙的鐵和重油一旦歸我所有，中國的海陸軍便可一舉成為鋼牆鐵壁，因此說滿蒙是日本的心臟，決非虛言，這是為我綿綿皇基不勝慶幸的。
中國對滿蒙經營複雜多端，因此主管官廳之間往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於國家的 事業也得不到迅速進展。並且有許多中國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買，專門從事偵察中國對滿 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審議中就被中國方面所探知，從而傳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 起各國輿論對我的遏制，這樣，不止一次在對滿蒙措施上，嘗到苦頭。同時，反對黨也經常 把在滿蒙方面探知的情況向中央提出，以作為反對執政黨的材料。
特別是在今後，中國對滿蒙應該改變方針，以便勇往邁進，所以，有必要把領導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來。這樣，第一、便於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國政府探聽機密；第三、事前可以避 免各國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對滿蒙四頭政治的流弊；第五、內閣和滿蒙的關係可以趨於緊 密，以便集中全力對付中國。擬設立拓殖省，使其專管侵略滿洲事項，特別要以掌管台灣、朝鮮、庫頁島為名，而實際上以對滿蒙擴張為目的，這樣，可以矇混世界的耳目，並防止暴露國內的不統一。如果設立拓殖省，把對滿矇事務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使早滿蒙的中國官員只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隨地參與經營計畫的話，也就自然能夠嚴守秘密，使對方國家無從察知我拓殖秘密，國際輿論也就得不到對我進行先發制人的材料了。
對於從滿鐵分離出去獨立經營的各種企業，如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託公司等營利公司的監督及經營的許可權，也劃歸拓殖省統一掌握，以便實現帝國向滿蒙擴張的根本政策，並完成建設新大陸的計畫
附屬檔案信息
關於田中義一請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積極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
外務大臣田中義一
鐵道大臣
宮內大臣 一木喜德郎台鑒
請代奏對滿蒙積極政策事
歐洲大戰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經濟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於中國未能發展在滿蒙之特權及既得利益，以致上瀆聖慮，無所逃罪。況且當臣等拜受大命之際，奉到上諭：特別 對於中國及滿蒙之行動，必須確保中國利權，以研究進展之機會。聖旨所示，臣等不勝感泣 之至。當臣在野時，即主張對滿蒙採取積極政策，並希望從速實現，茲為開闢東方之新局面 ，形成中國之新大陸，發揚昭和新政，已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與滿蒙有關之文武百官舉行東方會議，就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作出決議。
以上請代轉奏
敬啟
曝光前後
《田中奏摺》是日本侵華的黑計畫，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摺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奏摺》曝光 一片譁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中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中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中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中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屬檔案，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定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譁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占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畫。
東方會議
東方會議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檔案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占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炙手可熱的《奏摺》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摺》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盪。“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併吞東北。世人對於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摺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蔡智堪，原籍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繫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著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託，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繫，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全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作為東北當局了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為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為《田中奏摺》。
當然，與一般回憶錄一樣，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訛誤和有待考證的地方。其訛誤，有些是記憶上的差錯，如時間、稱謂和數字上的謬誤；有些是個人習慣提法的差異所致，如蔡把“宮廷集團”稱為“皇道派”，有些則明顯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寫時造成的，如抄錄《田中奏摺》的時間，應當是1928年“天氣熱的時候”，而整理人趙尺子卻武斷地改成“民國十七年六月”。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瀋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為其父發喪，並宣布在瀋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併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蒐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摺》的內容。
王家楨是張學良處理對日外交事務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據林久治郎說，他精通日本政界情況，“似乎能經常地向張學良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王家楨的“自述”可以印證《田中奏摺》是他從“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處取得的，同時說明了他主持翻譯和內部刊行這一“機密檔案”的動機。王說：我“想叫東北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採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動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王家楨“自述”澄清了中譯本發生一些謬誤和缺陷的原因。王說：“因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錯字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所以譯出以後，“將意義不明了或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經過翻譯整理訂成一個完整的檔案”。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謬誤，有的是翻譯和整理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有的則為“添補”所致。
不容忽視的是，蔡智堪、王家楨兩篇回憶文章有若干陳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處：蔡說是他從東京宮內省書庫親自抄出來的；王稱蔡智堪“寫信來說，……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裡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二是傳遞的方式：蔡稱是他“將抄件封於新皮箱內，親自攜往奉天，在瀋陽小西關西邊王家楨家中親自交與王家楨的”。王說：“這個檔案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目前，對這兩位已故者矛盾的陳述，還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證據。
獲取經過
據傳蔡智堪是台灣出生的日本富商，聲稱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以兩晚時間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檔案（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摺），交到張學良外交秘書的王家楨之手，王家楨本人也曾聲稱檔案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裡當抄寫員的台灣人蔡智堪秘密抄寫下來的。最終在1929年經時事月報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布於世。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檔案，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秘密奏摺，提出了侵略計畫“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來偽稱之為《田中奏摺》。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東方會議
1927年4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內閣。他其任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為積極。6月在東京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大約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舉行，名為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為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主張中國的東三省（即遼寧、吉林、黑龍江省）從中國分離。
7月7日發表“對支（華）政策綱領”。8月16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對於滿蒙積極根本政策。被誣指為田中奏摺。
西方反應
《田中奏摺》在1934年被譯成英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常以此作為應該敵視日本的原因。
事件過程
1930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
有歷史研究者認為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的，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
所持觀點
多數日本所謂主流歷史學者認為這個奏摺是偽造：
一直以來都只發現奏摺的漢文版本，而不見日語原文。
曾作為“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證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國籍辯護律師反駁“文章的記述矛盾點多”，另外，盟軍在日本的檔案中從未發現該檔案的存在。結果，有關“日本圖謀征服世界的證據”不足，沒有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未加以采認，至今卻仍被以假當真，繼續用來作為反日教育的題材）。
有日本歷史家推測，製造了田中奏摺的，就是收到奏摺文本的張學良秘書王家楨。
疑點：上奏天皇只能經由內大臣，並沒有宮內大臣這條管道。
疑點：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無弄錯自身經歷可能。
疑點：文中提到山縣有朋協調製定打開九國公約困境的策略。→但當時山縣有朋已死。無簽約可能。
疑點：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建造了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2年，中國吉海鐵路竣工是上表後兩年後的事。（吉海鐵路確實於1927年開工，1929年才竣工[1])
疑點：本年（昭和2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國際工業電気大會。→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國際工業動力會議首辦於昭和4年10月。
疑點：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點：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用詞大相逕庭。
疑點：田中因為東北事件處理不當，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職，沒有機會上奏。
疑點：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誤為“一木喜德”（見條目附圖）。
疑點：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
疑點：台灣商人偷偷潛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書房二日，抄寫翻譯而出。→如何潛入？
反對造假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銷毀檔案及證據，從此種行為推測不排除其銷毀此證據的可能性。
重光葵在遠東軍事法庭上說明：日本在中日戰爭中的戰略行為近似《田中奏摺》中所敘。
該奏摺在戰敗之前是機密內容，而此類內容經常在一定時間後銷毀，字詞錯誤僅是傳抄中出現的問題。
主張《田中奏摺》確有其事的人從大量線索入手，進行了深入調查考證，認為斷定奏摺非真品的說法依據不足。一個證明，就是在《田中奏摺》公開後，中國官員在國聯有關會議上透露了檔案抄自日本皇家書庫。日本當局隨即將書庫官員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職。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財產損失殆盡。從日本一些軍政要人的回憶與隻言片語中，也能找到奏摺存在的蛛絲馬跡，如公開否認奏摺真實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卻提及，他曾向田中義一查詢奏摺情況，田中答覆“非出本意”，意思說奏摺是按“東方會議”精神寫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來，研究人員還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對否定《田中奏摺》存在的種種觀點提出了反證。
學者們進而指出，證明《田中奏摺》不是偽造的最重要的依據，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後採取的侵略擴大行動步驟和事實，與《田中奏摺》中所作的戰略規劃如出一輒———有哪個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一樣，能在1928年就十分準確地預言，日本在“征服滿蒙”之後開始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國大部領土後，又開始了突襲珍珠港、進攻東南亞各國的征服亞洲、世界的道路呢？
70年來，關於《田中奏摺》真偽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也沒拿出令人無話可說的事實和結論來。其實，歷史已雄辯地證明，日本軍國主義者征服中國、亞洲和世界的野心和計畫，不管是否曾以《田中奏摺》的方式形諸文字，也早已成為他們基本國策———因為有無《田中奏摺》一事，也決不能改變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