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友仁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特立尼達
- 出生日期：1875年
- 逝世日期：1944年
- 祖籍：廣東興梅
人物生平,主要事跡,華僑律師,歸國轉折,主編投筆,外交鐵腕,抗日愛國,人物逸事,人物家庭,
人物生平
1911年，陳友仁和往年一樣，離開特立尼達島，去倫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個偏僻的孤島上，他是個頗有社會地位的富足律師，有產業有別墅，有妻有子，但他總覺得那裡天地狹小，要感受更廣闊的世界，還是需要去倫敦。
在倫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與伍連德博士。這時候，辛亥革命的訊息剛剛傳到倫敦，三人雖然從未回過中國，也不會說一句中文，卻在心底深處始終認定自己是中國人，對中國的事情從來都是關心有加。三人越說越興奮，一激動，下了一個平生最大的決定：回到中國去。他甚至連家都沒回，義無反顧地去了中國，說做就做，這倒符合他果斷的性格。
不知道這算是陳友仁人生的必然選擇，還是一種宿命的安排?這一去，就改變了他的一生，他的職業從律師變成了報紙編輯、革命者、外交家，也讓孫中山多了一個親密戰友和助手，讓國民政府中多了一個出色的外交部長。
華僑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此言不虛。無論是在哪裡，中國人的家國觀念始終如影隨形，揮之不去，無處不在無處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東西。儘管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回過中國，但陳友仁似乎從來沒有把自己與中國分割開來。這么強烈的感覺，多少與他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曾經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輾轉流落到特立尼達島之後，仍然忘卻不了舊國舊事，一直對兒子說起從前，這種言行對兒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終於一有機會，陳友仁回歸到了中國。
陳友仁剛回中國時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棲身在北洋軍閥政府里，他辦過一段時間報紙，漸漸以文得名，與孫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後的生涯也一直與這個名字分不開。
從時間上來看，陳友仁1918年才開始追隨孫中山，時間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孫中山的絕對信任，不僅代表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中國政府參加了巴黎和會，更在此後擔任孫中山的外交顧問，參與了孫中山與蘇俄特使越飛的會談，為“聯俄、聯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鋪墊，孫中山的《致蘇聯遺書》也由他來代為起草。
在陳友仁的生涯中，追隨孫中山是一個亮點，另一個亮點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說弱國無外交，但陳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強面前，顯示出了強硬的外交姿態，在中國外交史上寫下了彪炳的一頁。
在第一次擔任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期間，適逢舉世矚目的省港大罷工正在進行，這次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罷工以勝利告終，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工人階級的頑強鬥爭，但也與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當關係。陳友仁一針見血地揭露英國殖民者製造了慘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罷工，解決罷工“最少當尋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國方面多次與國民政府淡判。在處理省港大罷工的外交淡判中，陳友仁已顯示出出色的外交才華，那么，在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期間，陳友仁書寫了他外交生涯最輝煌的一頁。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不久，陳友仁便約見英國公使，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發生的英軍刺傷民眾的事件，陳友仁立即向英國提出抗議，“須於二十四小時內撤出水兵，由中國政府派隊進駐英租界，否則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負責”。他與英方先後進行了16次談判，最終收回了漢口、九江租界，這是中國人民通過革命運動和外交途徑，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條款中，第一次取得勝利。
當時的上海，由軍閥孫傳芳控制的《申報》在這段期間，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陳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稱武漢國民政府為“陳友仁時代”。
放棄優裕的生活，追隨孫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事實上，貫穿陳友仁一身的，始終是愛國”兩個字。因此，儘管他不是犧牲在抗日的戰場上，他本人也沒有參加共產黨，但解放之後，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遺骸放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這算是對他最好的肯定與承認吧。
主要事跡
華僑律師
陳友仁，1875年生於西印度群島的特立尼達，祖籍廣東順德。父親原是當地的一個木匠，後來參加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後逃至香港，再遷居到特立尼達島。陳友仁的母親祖籍深圳寶安。憑藉著中國人特有的勤勞，他們在當地經營了幾個零售店，生活逐漸富裕。
1898年，他畢業於西班牙港的聖瑪麗學院。當地一位著名律師史密斯看中了他，願意收他為徒弟，經過5年的學習，他獲得了初級律師、轉讓證書者和公證員的資格，此前這種資格只授予具有英國公民權的人。陳友仁成為了特立尼達的第一個華人律師。
歸國轉折
陳友仁隨即開設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敢作敢為，他在當地第一個僱傭了女秘書兼打字員。不久就以友好、有效及誠實的信譽贏得了客戶的信賴，特立尼達的大部分華人與印度人都成為了他的長期客戶，他很快便成為一個成功的律師，經濟上日漸寓裕。他先後投資了幾個種植園，每年都有可觀的收入，一躍成為當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兒子陳丕士追述道：“他在幾個可可種植園投了資，……他也是首批購買拉不雷亞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還在巴里亞的一個小島上擁有一座別墅。”
陳友仁並不滿足於在特立尼達的富裕生活，他設法安排了一年去英國度一次假，在那裡，他結交了不少中國留學生。
儘管從未回過中國，但事業成功、家庭幸福的陳友仁從小就胸懷大志，知道自己雖然擁有英國國籍，但血液里仍是箇中國人，祖國的興衰與自己的命運緊緊相連。報效祖國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主編投筆
1911年秋天，陳友仁與往年一樣到英國去度假。在倫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連德博士。當時辛亥革命爆發的訊息剛剛傳到倫敦，埋藏心底已久的愛國之情讓三人熱血沸騰徹夜難眠，經過再三考慮，決定馬上回國。本來他還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訴他，如果回去，定會被兒女情長所困，於是狠下心來，只給妻子發了電報，告訴她自己的決定，並吩咐把孩子送到英國去接受教育，然後匆匆啟程回到中國。
1911年，陳友仁取道西伯利亞第一次回到國內，他開始參加了北洋軍閥政府，被交通部聘為法律顧問。1914年，他離開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聞》編輯。
1918年秋，陳友仁任廣東軍政府外交及法律顧問，成為孫中山的親密助手。1919年，他作為南方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北方代表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在和會上，當時作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顧維鈞，徵求了包括陳友仁在內的代表團各成員的意見後，強烈表示不同意列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有關日本在山東權益問題的決議，拒絕簽字，從而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
1919年，陳友仁回到上海，此時孫中山正受桂系軍閥排擠，在上海撰寫《建國方略》。陳友仁沒有因孫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離開他，而是根據他的意見在上海創辦《上海時報》，該報繼承了《京報》敢於批評時政的傳統，這位“用英文寫作的辛辣作家”，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社論。不久，為籌集辦報經費，他到倫敦要求夫人專程回特立尼達變賣全部產業，傾囊辦報和資助孫中山的革命。
1922年陳友仁任孫中山的外事顧問，參加孫中山與蘇俄特使越飛的會談。1923年，陳友仁擔任大元帥府航空局長，這時，他已經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了。
1924年11月，孫中山接受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共商國是，陳友仁以英文秘書身份隨同。孫中山逝世前一天，陳友仁代為起草《致蘇聯遺書》，重申國民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堅持中蘇友好政策，闡明實行三大政策的堅定信念。
外交鐵腕
孫中山去世後，陳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擔任馮玉祥創辦的《民報》主編，由於載文攻擊奉系軍閥張作霖，陳友仁被逮捕並送到天津監獄，4個月後即回到廣州。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友仁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3月，他接替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陳友仁在處理外交事物中充分顯示出他的文明觀念和開放視野。在中英解決省港罷工問題上，他堅持認為罷工的背景是上海的“五卅慘案”及廣州的“沙基慘案”，迫使英國當局多次談判，他提出了《國民政府關於解除香港封鎖的四項辦法》，促使英國也提出解決方案。在廣州期間，陳友仁先後發表了多個檔案，通過一系列檔案的簽署，可以看到他外交活動非常頻繁，主持正義的進步外交。
1926年國民政府遷移到武漢後，陳友仁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積極貫徹反帝反殖民地的外交方針，尤其是在他的主持下，收回了漢口和九江英國租界，記下了他一生的外交活動中最活躍、輝煌的篇章，開創了國民外交的新紀元。出於他精通西方法典及堅持反帝立場，當時被稱為革命外交家，有“鐵腕外交”之譽。
抗日愛國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試圖拉攏陳友仁，但遭到他的嚴詞拒絕。而汪精衛在武漢提出分共、清共，陳友仁極力反對，他代表宋慶齡發言，指出“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隨著國內局勢的急劇變化，他以出席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為名，從武漢至上海，隨宋慶齡一起輾轉赴莫斯科。
1941年，日軍占領香港後，陳友仁被日軍脅迫遷居上海，遭到長期軟禁。日本人多次誘勸他參加汪精衛的偽政府，均遭到他的拒絕。1944年，他因心力衰竭病逝於上海。
人物逸事
向蔣介石推薦陳布雷
陳友仁反對蔣介石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很長一段時間還是被蔣介石通緝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向蔣介石推薦他最為器重的筆桿子陳布雷，竟有陳友仁的一份力。
1927年前後，蔣介石對自己的幾個筆桿子不滿意，共產黨人李一氓知道後，想物色一位有正義感、富愛國心、能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大手筆，推薦到蔣介石身邊去擔任秘書。他覺得陳布雷是最合適的人選。陳布雷雖有很重的封建倫理觀念，但飽讀中國典籍，文章流暢犀利，筆調蒼勁古樸，他正是蔣氏賞識的那類文人。
陳布雷可以由李一氓去做工作，但找誰去引薦是個問題。一位友人提醒他，蔣介石最願意聽張靜江的意見，而要找張靜江，最好還是找陳友仁。陳友仁當時是國民黨中執委、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向來與共產黨關係不錯，又新近要做張靜江的女婿。陳友仁聽說此事後，滿口答應，他找到張靜江，一番遊說，張氏甚表贊同。
與宋慶齡的恩怨
陳友仁一生追隨孫中山，對宋慶齡也是非常尊重，並一度擔任宋慶齡的私人代表，但在兩人的工作交往中，充滿了一些恩怨是非。
1927年4月，宋慶齡與陳友仁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並委託陳友仁代表她在汪精衛召開的“分共會議”上發言，表明自己堅決反對分共的立場。
這一年8月，宋慶齡有意地、鮮明地反抗那些借用國民黨之名、行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之實的那些人，決定去蘇聯訪問。她在陳友仁的陪同下，從漢口到上海，與陳友仁的兩個女兒秘密乘船去蘇聯。
但是，對於宋慶齡的蘇聯之行，國民黨右派在國內大造謠言，說是她要與陳友仁結婚，這種詭計是想把她與孫中山的名字分開。儘管這種謠言純屬中傷，但對宋慶齡的傷害是非常巨大的，以至於影響了身體的健康。不過，她在歐洲期間，仍不斷地與鄧演達、陳友仁一起商議中國革命的問題，堪稱莫逆之交。
但是，宋慶齡1932年借著給陳友仁夫人張荔英的一封信，稱“我可能有過的對他的任何幻想都破滅了”，斷然與其斷交。這是因為陳友仁1931年回國之後，與孫科、汪精衛等人走到了一起，並擔任了廣州國民政府委員兼外交部長，與宋慶齡與國民黨徹底決裂的態度背道而馳。
此後，陳友仁一直在努力與宋慶齡取得聯繫，三番五次寫信進行解釋，並且聲明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共反蔣的立場，贊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最終與宋慶齡取得和解。1938年前後，兩人恢復了聯繫，宋慶齡與他夫婦之間常有信函來往。1938年，宋慶齡和陳友仁等在香港聯名致電重慶國民政府，提出抗戰四項原則，次年又再次聯名通電蔣介石，斥責他發動“皖南事變”。
